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城管大队已收的一亩零七厘五中稻田，获得亩产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的惊人纪录。这个纪录是怎样创造的呢我们采访了这块田的培育者，将获得的事实叙述如下：
今年中稻插秧的时候，城管大队（原城管社）的干部群众共搞了五亩试验田，计划亩产五千斤到七千斤。过去这里中稻最高亩产四百斤，现在跃到七千斤，他们认为这已经是很大胆的计划了。但在中稻插秧进入尾声的时候，河南省放出了亩产四千多斤的小麦卫星，这个消息，给当时领导搞试验田的区委委员李钰金和党支部书记罗克正等很大的鼓舞。他们说：一亩小麦能产四千多斤，水稻为什么不可以产更多些呢讨论以后，他们提出亩产三千斤的口号，试验田增加到二十亩，要求亩产一万到一万五千斤。在技术措施上，深耕一尺到一尺二寸，每亩八万蔸，基肥增加三千多担，实行二犁四耙，计划四耘四追。县委对他们这样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给予表扬和支持，更加鼓舞了他们的信心。当本社出现早稻亩产四千八百斤的纪录和开展北京亩运动后，他们又把试验田增加到五十二亩，同时决定搞一亩产六万斤的试验田。
当时，这个计划曾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有的说，从古到今亩产五千斤都没听说过，现在要搞六万斤，真是瞎扯大炮；有的说，我们这个地方落后，条件差，准你会飞也实现不了。开了一次老农会，也弄得不欢而散。李钰金同志急得觉也睡不着。怎么办呢退却吗不能，已经半夜了，她又邀请四个老农来商量，但是商量了两个多钟头，大家还是想不出主意来。正当大家在苦恼的时候，老农赵才正突然想起二十多年前禾苗搬蔸的故事来了。原来二十多年前，他为生活所迫，曾几次将佃地主的一亩二分田的已经抽穗的禾苗移到自己的五分田里，结果亩产三千四百斤。他说：“现在我们要亩产五千斤，如果将十二亩合并成一亩，不是有六万斤了吗”他的建议立即博得大家的赞同，党支部也支持他们，可是贯彻到乡社干部和党团员中时，却有人怀疑反对，认为移植没有把握，浪费劳动。经过辩论，大多数人通了，于是决定：一、将十二亩合并为一亩；二、卫星田重新深耕一尺五寸并耙溶耙烂；三、增加肥料实行分层施肥；四、利用夜间抢种；五、移植后的田搞晚稻水直播或种红薯。
可是，这个决定交给群众讨论时，仍有一部分人不同意搞，有的说现在禾苗刚刚抽穗，移植后一定会变白穗；还有的说会搞死禾苗，费工多不合算。第二天搞试验田的时候，部分人不出工，只搞了二分田就停下来了。可是移植后两天，禾苗长得很好，区生产检查团还估算这二分田可产一万一千斤，群众这才改变了看法。支部也抓住这次机会，对他们进行了一次总路线教育，号召大家力争上游，因而激发了群众的热情，大家都决心争取全国第一。同时决定另选一亩一分三厘田来做试验田。
8月2日晚上，全社八百多人组成犁耙、拔秧、运肥三个大队，连夜突击，十二人犁耙田，采取压槽法深耕一尺五寸；还有二百多人川流不息地运送基肥。拔秧组的社员则用脚犁小心地将秧苗挖起来放在阴凉的地方准备移植。第二天晚上，全社集中力量突击一通宵，结束了移植工作。移植后，党支部派了六个人专责护理，移植的禾苗，因密不通风也不见阳光，禾叶发热枯黄，有的禾秆开始发霉变黑，他们即派人用竹帽日夜替禾苗扇风，但仍未解决问题。为了寻求治病的方法，负责管理试验田的李钰金、吴彩繁、谭远思三个人在田边整整守了四夜。到第四夜，他们才发现有水流过的地方，禾苗青绿，田水不流的地方，禾苗就发黄。经过三人仔细研究，决定采取日间排水夜间灌水的办法，降低田里的温度，三天后禾苗便完全转青了。但由于田面高低不平，高的地方没有灌上水，特别是后期受旱，禾苗又出现发黄现象。李钰金、罗克正等几人几次研究，并得到县委副书记季桂明的启发，他们又将喷雾器改成鼓风机，通过安插在田里的穿孔的竹管将风打进禾内去，由十二人日夜负责轮流鼓风，并且每日用竹片将禾穗拨动一到二次，使禾苗能得到充足阳光，加速禾苗灌浆黄熟。在施肥方面，也碰到困难，化肥和草木灰无法施放进去，放人粪尿又有渣子积在禾叶上。但他们又想出了根外施肥的办法，凡是施化肥或草木灰人畜粪尿时，都冲水拌匀，并用纱布滤过，用洒水壶和竹管接洒水桶来喷洒。在移植的头六天，每天做一次，六天后隔二三天做一次，直到黄熟为止。为了防止倒伏，他们在移植的时候，就在田的周围和田的中间，打上许多木夯，搭好竹架，使得禾苗紧紧地靠住架子，不倒下去。经过长期的努力，试验田的稻谷终于黄熟了，田里堆积着厚墩墩的谷穗。在稻子黄熟的过程中，天天都有本乡、外乡的人来参观，他们总是要去仔细摸一摸，看一看。
——1959年9月12日《广西日报》新华社记者黄义杰 本报记者骆正元
【本报讯】河南省孟津县横水乡红旗人民公社办了三百多个人人称赞，个个叫好的公共食堂，从9月份起已经做到一个月九十顿饭菜顿顿不重样。
在“使所有社员，吃饱、吃好、吃满意”的战斗口号下，全体炊事员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即使像野菜和红薯那样的粗食，经过精心烹调，也能做出几十种花样，使社员们如吃“山珍海味”。
现在，这三百零七个食堂，有二百七十九个食堂实行了“一堂三个灶”老弱五顿餐和三水五味台的制度。
一堂三个灶，就是在一个食堂中有青壮年灶、老年小孩灶、病人产妇灶；老年人，病人，产妇每天能吃五顿饭；三水五味台是在食堂内设有洗脸水、漱口水、白开水，五味台上放有醋、酱油、辣椒、盐面、蒜汁等调味品，供社员们吃饭时选用。
所有食堂都经常在社员中进行详细的调查，了解他们吃饭的要求和口味；特别注意社员们每天在饭厅吃饭的情况、议论和反映，以便及时改善饭菜的花色品种。现在全社已经有二百一十四个食堂做到一个月九十顿饭菜顿顿不重样。社员可以在这里吃到包子、炸酱面、油饼、蒸糕、葱花卷、炸红薯丸子等等。他们也吃菜馍，但做得好吃。有一种叫五香纸卷馍，很像“春卷”，群众非常爱吃。做法是：把南瓜、红薯叶等五种家菜和野菜切成细小碎沫，加上油盐、大料、葱花、蒜汁和其他作料，把白面赶的像薄纸一样，然后把拌好的菜馅卷在里面蒸熟。
这些食堂并不是一开始就办得这么好，这么受群众欢迎。开办初期，有一百五十多名地、富、反、坏分子和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人混入食堂，把食堂搞的一塌糊涂。党委会发动群众，把这些坏家伙从食堂管理和炊事工作中彻底清除了出去，立即调配了三十二名共产党员、六十三名共青团员和八十五名“建设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当炊事员和管理人员。这个公社的党委副书记张金生还深入第十七食堂，亲自管理伙食，同食堂工作人员一起创造了上述“一堂三灶”以及许多饭菜花样，马上召开现场会议，于是全公社三百多个食堂的工作都陆续得到改进。（陈 健）
—1958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三百万人总动员第一天歼灭八万三
【本报讯】从19日清晨五时开始，首都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全市三百万人民经过整日战斗，战果极为辉煌。到19日下午十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八万三千二百四十九只。
19日清晨四时左右，首都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开始走向指定的战斗岗位。八百三十多个投药区撒上了毒饵，二百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五时正，当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副市长一声令下，全市八千七百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房上、树上、院里到处是人，千千万万双眼睛监视着天空。假人、草人随风摇摆，也来助威。不论白发老人或几岁小孩，不论是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持武器，各尽所能。全市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麻雀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被轰赶的麻雀在天罗地网中到处乱飞，找不着栖息之所。一些疲于奔命的麻雀被轰入施放毒饵的诱捕区和火枪歼灭区。有的吃了毒米中毒丧命；有的在火枪声里中弹死亡。
为了摸清“敌情”，围剿麻雀总指挥部还派出三十辆摩托车四出侦察。解放军的神枪手也驰赴八宝山等处支援歼灭麻雀。市、区指挥、副指挥等乘车分别指挥作战。
在天坛“战区”到处是鞭炮和锣鼓声，三十多个神射手埋伏在歼灭区里。他们一天之中歼灭麻雀九百六十六只，其中累死的占40％。在南苑东铁匠营乡承寿寺生产站的毒饵诱扑区，在两个小时内就毒死麻雀四百只。宣武区陶然亭一带共出动了两千居民围剿麻雀，他们把麻雀哄赶到陶然亭公园的歼灭区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饵区里，在大半天时间里，共消灭麻雀五百一十二只。在海淀区玉渊潭四周十里的范围内，三千多人从水、旱两路夹攻麻雀。人们从四面八方把麻雀赶到湖心树上，神枪手驾着小船集中射击，只见被打死和疲惫不堪的麻雀纷纷坠落水中。
傍晚以后，青年突击队到树林、城墙、房檐等处掏窝、堵窝、捕捉麻雀。全市人民正在养精蓄锐，好迎接新的一天的战斗。
——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
（原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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