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佳是一位伊拉克诗人，流亡瑞典已经八年了。在伊拉克，他家原拥有好几个连锁服装店，他本人在巴格达电台合唱队有一份好工作。但信仰基督教的纳佳不能见容于萨达姆政权，他只能丢下祖国的一切，带著太太孩子逃到瑞典来做难民。心灵敏感的诗人对现实苦难特别难以承受，纳佳在瑞典一度患了忧郁症。
记得那是美国911事件发生的第三天，我在路上碰上纳佳，他拿出他最近写的一首诗让我看，说准备到教堂里去朗诵的。我们谈起美国刚发生的恐怖事件，都为遭难的无辜者感到难过。那正是北欧的金秋，路边草地上尽是雨后的蘑菇，像一把一把撑开的彩色小伞，我忍不住一边和纳佳说话一边采蘑菇，仍然难以置信，这样美丽的季节，大洋彼岸会发生那样残暴的流血事件。
但是纳佳有更多的话要对我倾诉。他说：“Lihua，虽然美国遭了难，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抱怨美国。我请求上帝原谅我。”
我大吃一惊，问：“你不是受过萨达姆的迫害吗？为什么要抱怨美国呢？”
纳佳痛苦的脸抽搐著：“当年美国打波斯湾战争时，我们曾经热烈欢呼，指望著美国帮助我们推翻萨达姆的极权统治。但美国不肯帮助我们这些盼望民主的伊拉克人，他们留下魔鬼一样的恶人萨达姆。这么多年来，萨达姆一直在制造可怕的生化武器，听说还有核武器。美英和联合国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连累了普通的伊拉克人，家乡的孩子们缺医少药，不少人死于疾病和饥饿。原来富裕的伊拉克人，现在生活在地狱里。我因此很难原谅美国。”
我想起来了，那年海湾战争，我正在中国的监狱里呆著，对美国为什么不趁胜铲除萨达姆这个问题不太了解。我只能安慰纳佳几句，回家就赶快找资料看。
再遇见纳佳时，我说：“纳佳，你不应该怪罪美国人。据我了解，不是美国不想结束萨达姆政权，原因特别复杂，联合国安理会不让他们那样干。”
纳佳苦笑说：“我知道，你们中国人是萨达姆的朋友，一直在安理会里帮他说话。”
我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对纳佳说：“对不起，中国政府也不是我们人民想要的政府，我们拿他们在联合国的作为没有办法。”
随著阿富汗战事的进展，最近国际上出现了将伊拉克列为下一个反恐目标的呼声。纳佳的心情明显好起来，他因此许诺我，美国惩罚萨达姆那天一定要请客。
我却为之忧心起来。多少流亡的伊拉克人流著眼泪盼望结束萨达姆政权，他们以为只要美国出兵就行了，但事情绝不那么简单。铲除萨达姆可能会引起中东其他石油输出国的抗议，从而导致世界石油供应短缺，还会引起更大的冲突，美国为此不敢贸然动手。看来，伊拉克人民还得在萨达姆治下受煎熬。
就拿对伊拉克实行的经济制裁来说，这是一个极其矛盾的选择。自从１９９０年８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后，联合国对伊拉克实行包括石油禁运在内的经济制裁，导致伊拉克食品、药品严重短缺。然而，对于极权制度的统治者，他们的奢侈生活不会因为制裁有丝毫损害。真正承受制裁后果的，是伊拉克最无助的平民。
妇女儿童的苦难，成了萨达姆的招牌。多年来，萨达姆控诉美英的包围和联合国对他们制裁，让伊拉克的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每天呼喊“打倒美国！”“萨达姆总统万岁！”医院的墙上画著孩子哭泣的眼睛，让人们记住，是“禁运杀害伊拉克儿童。”伊拉克的国际宾馆门口地下画著老布希总统的画像，让每一个进门的人都在布希先生的脸上踩一脚。
也许，最初提出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的人们，是指望用制裁来激起伊拉克人民反抗统治者，从而使统治者因为治国无能而引咎下台。这些都是文明人的思维，野蛮的东方专制者不会为人民的痛苦产生半点内疚，相反，他们利用了国际制裁煽动起人民的反美情绪。与国际制裁的初衷相反，萨达姆成功地转移了人民仇恨的目标。
但是，要是联合国听从中国政府等安理会成员的建议，取消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情况将会怎么样呢？11月21日，美国《新闻周刊》刊登记者苏姗娜采访了伊拉克前叛逃者、核弹研发人基德希尔·哈姆扎。哈姆扎详细披露了他在伊拉克从事核武器生产20年的鲜为人知的内幕。哈姆扎认为：如果按中国等国家一直在努力推动的取消经济制裁的话，萨达姆很容易就“越过核炸弹完成的终点线”。
一旦事情发展到那个地步，世界文明将面临一个比宾拉登恐怖百倍的敌人。我只能耐心等待纳佳请客的邀请早日到来。
2001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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