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演讲中指出：政府把所有的资源都劳劳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政府机关本应该是一个公共服务机构，而他们却把教育、新闻等公共产业当成了自己的资本，把找他们办事的老百姓看成了客户，用他们手里的东西交换，造成人民到各级政府办事都要贿赂政府官员。甚至出现了有偿新闻、买卖文凭。政府把自己变成了改革的受益者。在中国出现金融危机的时候，政府又通过股票卷钱，把风险转嫁给老百姓。

她还发现，政府通过住房改革、医疗保险改革、退休制度改革等等把本应该属于老百姓的社会福利统统赖掉。一国两制变成一家两制。一家有一个人在政府机构做事，老婆、孩子、亲友开公司，他就把掌握的公共资产让家里的公司经营公司。政府所谓的反腐败，实质也是打击政敌的工具。

她指出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是农村问题。多达几十种的税收和需要养活越来越多的乡、村干部，使农民根本负担不起只好进城打工。由于城市失业率的升高，这些人就会造成社会治安的恶化。

她对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和教育制度产业化都提出了批评。她说：一个发展中国家，往往通过义务教育，使没有经济能力的贫穷阶层子女接受教育从而进入中产阶级。而教育制度产业化后，目前大陆高等教育的学费以每年50%的比率增长，造成贫穷阶层子女即使考上大学也上不起。即使是中产阶级也很难承受。这样就等于剥夺了广大中下层子女受教育的机会。

何清涟女士有理有据的论述以及对中共的大胆批评得到了在场学者的认同和钦佩。但随之大家更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发展前景究竟如何？所以在演讲完毕后，与会的学者也在这些方面向何女士提出许多问题。对于中国的前景，何女士似乎并不乐观。面对中国日趋严重的自然资源枯节和社会道德的下降，她说：“目前只能是要求每个人从我做起。不可以一边指责别人，而自己往上吐吐沫。”

现场也有人认为，何女士的演讲有反华成份。何清涟也无可奈何地说：“中共的教育实在成功，把自己塑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代表者。”同时，她也强调，指出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是为了中国更好。做为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她有责任，也有义务，把中国的实际情况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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