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1年12月，中共开始“三反”运动。“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是针对党内干部的贪污腐化的，当时杀了天津地区的大干部张子善、李青山等，以示警戒。中共认为其干部变坏，是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腐蚀的结果，所以在1952年1月，紧接着针对工商业者开展了“五反”运动。“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当时我的父亲是一家私营建筑公司（当时叫营造厂）的经理，我们家住在公司一起，公司的房子还是租的别人的。在所谓“对工商业改造”的口号中，工作组（当时叫打虎队）一进驻，我们等于就被绑“肉票”了，全家老小实际上就成为人质了。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他们先把父亲关在楼梯间里，要他交代问题，接着发动工人揭发问题，不揭发就是“没站稳立场”。家中所有财产都被工作组没收了，所有的东西早被洗劫一空，什么都没有了，工作组还不罢休。他们认为我们家是“大老虎”，一定有钱或金银藏在哪儿。硬逼着祖父母和母亲去找亲戚朋友。祖父母和母亲当时什么也不懂，到处去找亲戚朋友借，这家借对金耳环，那家借个金手镯，上交给工作组。后来借也没有人借了，看到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来，工作组虽然非常不满意，也只好勉强罢休。结果全家扫地出门，搬到另一个地方住。父亲被判刑七年，发配内蒙古劳改。

爸爸没当成“空降兵”

“‘五反’实际上就是抢资本家的钱，甚至是谋财害命。”（《九评共产党》之七）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今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这都是确确实实的事。

父亲被工作组关在楼梯间（在二楼楼梯转角处的一个小房间）时，昼夜有人看守，想当“空降兵”而不可得也。于是他把电线缠在手上想触电自杀，结果又被看守他的人发现了，自杀也没有自杀成。工作组逼着全家－－60多岁的祖父母、抱着在吃奶的妹妹的母亲、8岁的姐姐、5岁的我和一个3岁的妹妹－－跪在父亲面前，要他一定要“老实交代”，争取“坦白从宽”。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后来他被冠以什么“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罪名，“宽大的”判了七年刑。出狱后在一个农场建筑队当施工员，又经过文革等运动多次批斗。这个历经运动的“老运动员”，后来竟克享高龄，健健康康的活到84岁才去世。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称：“在‘三反五反’中，有32万3千1百余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这可能是非常缩小了的数字，以后必会进一步真像大白。

嚼得菜根，百事可做

父亲被抓走不久，母亲又生了一个最小的妹妹。老的太老，小的又太小，家中只有母亲一人可能参加工作。没等满月，母亲就忙着去找工作。后来母亲终于找到一个工作，六十多岁的爷爷也有时做点临时性的工作，补贴家用。一家老小八口人，吃饭都成问题，我们还要从生活费中省钱来还债－－当时借来上交工作组的金耳环、金手镯等。这就只好“从牙齿缝中省钱”了，还了好多年才还清当时借的那些债。

奶奶是一双尖尖的小脚－－叫“三寸金莲”吧，她为了糊饱大家的肚子，有时甚至去菜场捡别人不要的菜边皮、菜帮子等。黄豆牙约两寸多长，卖菜的人只要一寸多，剩下还有一寸多，切得很整齐，奶奶捡回来，切掉根部，炒给我们吃。奶奶非常宠爱我，因为我是唯一的孙子。当时姐妹们都还安分随缘，就我最调皮，最不懂事，“穷人养娇子”。我不吃饭，奶奶没有办法，有时炒个鸡蛋，有时用麻油拌点腌菜哄我吃饭。我的这种“特灶待遇”，姐妹们可望而不可得也！“不患寡而患不均”，因为我“多吃多占”，破坏了吃“大锅饭”时神圣的平均主义原则，在此谨向住在天南海北的姐妹们（她们也都陆续当奶奶了）诚挚的深致歉意！

孟子说：“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可能是《增广贤文》或这类古书中，还有这么一句话，说：“嚼得菜根，百事可做。”嘿，真得感谢“伟光正”，让我从小“嚼菜根”，把我锻炼成一个“百事可做”的人，一个可以承担“天降大任”的人，而不是一个大少爷，而不是一个花花公子。

每次填履历表，在“成分”或“家庭出身”这一栏，我都是填“资本家”或“资产阶级”。文革后期，我在一个单位工作。有一天，一位女同事偷偷地告诉我，今天领导都去送离任的军代表了。军代表来的时候，一本红宝书（《毛语录》），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军用挂包，什么都没有。现在他回北方老家去，有家具，有缝纫机，有木料等很多紧俏物质，还有……。拉了整整一火车皮东西耶！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真厉害！七辩八变，精神就变成物质了，有产就变成无产了，无产就变成有产了，别人家的就变到他们家了！

那是七十年代，现在更不同了，“无产阶级”动辄一搞几多万，甚至几多亿。那个军代表和他们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无产阶级”早已腰缠万贯，成了官僚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则一文不名。“三反”时天津被枪毙的张子善、李青山等如死而有知，一定会跑到毛泽东那儿要求平反：“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俩苦大仇深，根正苗红，出生入死，冒着枪林弹雨跟着您老打天下。您指向哪儿，我们就打到哪儿；您说杀谁，我们就杀谁。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吧。我们都是一条藤上的苦瓜啊！干我们这一行的，谁不打？谁不抢？谁不杀？谁不想搞两个钱花花？谁不想弄个女人玩玩？如果搞我们这点钱都枪毙，现在中国要枪毙多少？小江的儿子搞几多亿，还不活得好好的？其实我们俩是最老实的，就是搞得稍微早了点。法不责众嘛，您老高抬贵手，大家彼此彼此，马虎马虎，不就算了？所以我们恳请新老中央重新审理此案，尽快给予平反。”

“六四”民运的朋友，希望改革，希望反腐败，想法也是好的。但一个靠“打砸抢”、贩鸦片、杀人绑票、投靠外国起家的邪党，一窝强盗，谁反谁的腐败呀？“盗亦有道”，强盗之间，顶多也就是个分赃平均不平均的问题，不存在腐败不腐败的问题。想靠中共自己改革反腐，无异与虎谋皮，只是天真的幻想。

有一次，我遇上一批台湾朋友，他们告诉我，台湾“统派”的力量还很强势，使我大吃一惊。说句不太客气的话，他们真需要中共给他们上点“课”，才可能“教育”好。我也非常希望中国人能够统一在一起，哪个中国人不这样想？哪个炎黄子孙不这样想？但你如果“统一”在中共的旗帜下，你就得准备被“共产”，就像我们家那样，就像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家那样，就像千千万万的大陆家庭一样，你想好了吗？你以后的下场可能比香港人都还不如，你想好了吗？中共的祖师爷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处说：“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些流氓无产者获得的“世界”中就包括了你家、我家和很多家所有的东西，你想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