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德逊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余茂春教授资料照。（宋碧龙／大纪元）
【人民报消息】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中国问题专家余茂春表示，（共产）中国带给世界的最大战略挑战之一是如果它突然崩溃，将发生什么。
余茂春日前在《华盛顿时报》撰文指出，西方过去几十年来的对华政策，几乎完全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上：中共将长期存在，并继续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因素。但人们很少跳出来认真思考另一种可能，如果中共突然垮台，世界将如何应对？
他主张，华府及盟友应把“后中共时代”的规划视为战略应变准备，为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突发事件预先购买一份“战略保险”。
这篇文章反映了哈德逊研究所发布一份名为《共产主义之后的中国：为后中共时代做好准备》（China after Communism: Preparing for a Post-CCP China）的报告。该报告由军事、情报、经济、人权、转型正义及宪政治理等领域专家参与撰写，探讨一旦中国共产党政权失去对国家的集中控制，国际社会与中国社会在初期稳定阶段可能面对的挑战及后续转型路径。余茂春是报告的主要执笔人。
独裁政权未必牢不可破
余茂春在文章中以冷战末期的政局巨变为例指出，表面上看似牢固的威权体制，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失去控制。
1989年，东欧多个共产政权在数月内相继垮台，柏林围墙倒下；约两年后，苏联解体。
“历史一再证明，看似牢不可破的独裁政权，往往会以惊人的速度突然消失。”他提醒说。
他认为，作为统治时间最长的共产党专政政权以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政治体制突然崩溃也绝非不可想像。
而且可以预见，其一旦倒台，带来的影响将远远超过中国本身。
核武、军队与经济风险
余茂春提出了一系列现实问题：若中共中央权力突然瓦解，谁来控制核武库？谁指挥军队？武警、民兵、国家安全部以及庞大的国内监控机器由谁接管？谁确保危险生物设施的安全？谁防止地方军事指挥官或安全首脑割据一方，最终演变成军阀？
他认为，这些问题不能等到政权危机发生后才开始处理。若中央权威崩解，对战略武器、军队、情报系统和安全部门的控制权争夺，可能令政治危机迅速转化为区域与国际安全危机。
经济层面的风险同样巨大。人民币将如何维持？中国的银行、主权债务、国有企业、外汇储备以及数以兆美元计的国内资产又如何处置？
余茂春指出，这些资产在政治真空中可能面临控制权与合法性争议，并成为不同政治与安全集团争夺的目标。
“如果中国数以兆美元计的国家资产在政治真空中被党政权贵、军方将领、安全部门首脑或既得利益集团瓜分，一个新的寡头体制可能在旧共产体制的废墟上迅速形成。”他指出，“那将不是自由中国的诞生，而只是另一种独裁制度的开始。”
避免重演俄罗斯式转型
余茂春认为，冷战结束后的欧洲转型经验显示，威权政权倒台本身不会自动带来民主。
他援引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东德为例，在共产政权崩解后，虽然同样经历痛苦调整，但能较快建立新制度，关键在于旧体制倒塌前，社会已经累积了足够的人才、组织、制度构想与公共原则。
他说：“20世纪政权转型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准备决定成败。”
相较之下，他把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视为反面教材。余茂春认为，俄罗斯当时缺乏成熟的民主制度设计、可承担治理责任的独立公民社会、具广泛合法性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机制，以及稳固的宪政共识。结果，经济改革与政治上的权宜安排交织，导致大批国有财富被少数寡头取得，国家制度弱化，最终再次走向民族主义威权统治。
他也提到，乌克兰在独立后长期受苏联遗留的腐败网络、寡头政治与制度脆弱问题困扰，经过数十年才逐步建立更具民主性与问责性的政治秩序。
“独裁政权的死亡，并不等于民主制度的诞生。”余茂春说，“中国一旦发生同样的剧变，规模和后果都将大得多。”
中国的未来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
余茂春强调，规划“后中共时代”，不是说由美国替中国设计政体，也不是主张向中国强加美式制度。
“这不是要替中国决定未来，更不是要把一个美国设计的政府强加给中国人民。中国的未来，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他写道。
但他认为，美国、日本、台湾、欧洲、澳洲、韩国、印度及其它民主国家，均有直接安全与经济利益，必须防止中国若出现突然政权断裂时，迅速演变为内战、战略武器扩散、金融崩盘、族群报复，或另一种形式的威权统治。
为此，他建议华盛顿建立常设的、跨部门“后中共时代”应变规划机制，并与盟国、在海外的中国民主人士、经济学家、宪法学者、异议人士、宗教领袖、海外华人社群及转型正义专家，共同研拟不同情境下的政策选项。
余茂春表示，目标绝不是设计一个“美国式中国”，而是尽可能为中国人民创造条件，让他们自己建立一个自由、和平、实行法治与宪政的中国。
不应等中共垮台之后再来思考
余茂春说，冷战期间，西方花了四十多年研究如何遏制和战胜苏联共产主义，却令人惊讶地很少认真准备：如果有一天共产主义真的垮台，第二天早晨该怎么办？
“下一次，我们不能再把历史寄托于幸运。”他写道。
他表示，哈德逊研究所的报告把“后中共时代”规划视为一项战略准备，而不是政治幻想。它提出的问题包括：如何确保危险设施和战略武器安全、稳定金融体系、处理国有资产、重组中国军队与安全机构、保护弱势群体、开放秘密警察档案、建立真相与和解机制，最终启动新的制宪进程。
他强调，现在就应该开始准备，不能等到中共垮台之后才开始思考，因为到了那一天再准备，可能已经太晚。
他写道：“20世纪政权转型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准备决定成败。”
“中共可能还会统治几十年，也可能像1989年的东欧共产政权一样，以几乎所有专家都来不及预测的速度突然瓦解。我们不知道那一天何时到来。但是历史没有给我们第二次措手不及的借口。”他补充说。
余茂春最后提醒说，为“共产主义之后的中国”做准备，不是寻求政权更迭，更不是鼓吹混乱。相反，其目的在于避免一个威权政权的终结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武器扩散、经济崩溃或新独裁者崛起。
他形容，这项工作是自由世界为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突发事件，预先购买的一份“战略保险”。
（大纪元记者林燕编译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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