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人民報記者
麗君編譯報導）美國政治新聞網站《國會山報》（The Hill）8月16日刊登中共國問題評論家章家敦（Gordon G. Chang）的觀點文章。文章援引一份2025年報告稱，中共國無家可歸人口估計已達4,750萬；不過，由於中共長期封鎖負面資訊，相關數字缺乏透明、獨立的官方統計，實際規模仍有待核實。章家敦認為，無家可歸人口激增，不僅戳破中共多年塑造的繁榮與「全面脫貧」敘事，也暴露經濟下行、青年失業、房地產危機及社會保障失靈等深層問題。文章並指出，北京被指以「分散人員」等模糊稱謂取代「流浪乞討人員」，試圖淡化危機；這類語言包裝，反而凸顯中共在極權維穩思維下迴避現實、掩蓋民生困境的治理弊病。
估計五年暴增逾五倍 青年失業加劇生存危機
若以2020年約900萬人的估算計算，中共國無家可歸人口五年間暴增逾五倍。由於中共封鎖負面資訊、統計口徑黑箱化，外界至今無法獨立核實確切人數；然而，這種資訊不透明並不能證明危機不存在，反而暴露當局害怕真相見光。當中共仍以經濟成就和所謂「全面脫貧」自我吹噓時，愈來愈多人卻被失業、債務與社會保障崩壞逼上街頭，形成與官方盛世宣傳截然相反的殘酷景象。
北京文化評論人士陳雷（Chen Lei，譯音）表示，他初見相關統計時也感到震驚，甚至難以置信；但近期街頭無家可歸者明顯增加，使他不得不正視眼前的現實。中共國社群平台流傳的畫面顯示，有人露宿在堆滿垃圾的人行道旁，也有人被迫長時間棲身公園。這些影像雖不足以取代全國性調查，卻撕開中共嚴密審查下的一道裂口，讓被官方統計和宣傳機器刻意排除的底層苦難浮出水面。
更刺眼的是，這場危機正吞噬大批年輕人。在青年失業居高不下、就業機會持續萎縮之際，不少年輕失業者被迫湧入中共基層組織營運的服務中心，只為取得免費網路、冷氣、食物和飲水。據報，在中共標榜為改革開放樣板、也是中共國最富裕城市之一的深圳，單是一處服務中心，每天便有近3,000名年輕人前往。這些人不能全被直接認定為無家可歸者，但如此龐大的求助人潮，足以戳破中共經濟繁榮的假面：在高樓、科技園區與官方亮麗數據背後，是一代年輕人失去工作、收入與未來，甚至只能依靠免費物資勉強度日。
經濟失速就業惡化 中共治理失靈逼青年入絕境
報導指出，中共國無家可歸危機急遽擴大，背後不僅是疫情後經濟疲弱、房地產危機和內需不振，也與中共追求產業自動化、卻未能及時建立轉職培訓與社會保障機制有關。當機器與人工智能加速取代部分基層職位，中共仍把科技升級當成政績工程，卻將失業與轉型成本丟給勞工承擔。對缺乏工作經驗和社會資源的年輕人而言，職缺萎縮、薪資下滑與生活成本壓力相互夾擊，正把愈來愈多人推向貧困甚至無家可歸。
合眾國際社（UPI）引述分析人士指出，年輕人占無家可歸人口的比例偏高，與持續惡化的就業環境密切相關。中共曾以經濟增長作為一黨專政的政績招牌，如今卻連最基本的就業機會和社會安全網都無法保障。面對青年失業高企，當局一度停止公布相關數據，恢復發布後又改變統計方式、排除在校學生；這種掩耳盜鈴式操作，壓不低真實失業人數，更無法填飽失業青年的肚子。當一代年輕人從「畢業即失業」走向貧困與流離，中共所謂「制度優越」的宣傳，也在底層民眾的生存困境前徹底破產。
失信黑名單層層封路 中共懲戒制度困死底層
無家可歸潮不只是經濟下行的結果，也折射中共社會保障失靈、階層流動受阻及家庭支持網絡瓦解等深層危機。章家敦認為，19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的快速工業化雖曾造成社會陣痛，如今中共面臨的卻是經濟失速與極權控制同時加劇：當工作、住房和收入相繼失去，政府不但未能提供足夠救助，僵化的戶籍、債務追索與黑名單制度還可能將弱勢民眾進一步推向社會邊緣。
中共以「守信激勵、失信懲戒」為名，建立由法院、政府部門及公共服務系統相互串聯的黑名單機制。中共的「社會信用」並非一套適用於全體公民的單一計分制度，而是由法院失信名單、行政監管紀錄及跨部門聯合懲戒措施構成，其造成的實際威脅不容低估。被法院列為「失信被執行人」者，可能遭限制搭乘飛機、高鐵或從事其他高消費活動，並在申請信貸、公職等方面面臨障礙。由於制度運作缺乏透明度，申訴與更正機制又屢受質疑，一旦遭錯誤列名或承受過度懲戒，原已負債、失業的人將更難移動、求職及重建生活。即使現有證據尚不足以顯示遭列名者一律被禁止開戶或進入一般企業工作，這套層層設限的懲戒機制仍可能把陷入困境的民眾進一步推向社會邊緣，令他們翻身無門。
在經濟困境與政治壓迫交織下，「走線」一度成為部分中共國人逃離中共統治的危險途徑。美國移民政策研究所資料顯示，美國執法人員在西南邊境查獲的中國籍越境者，由2022財年的約2,200人激增至2024財年的約3.82萬人。這些人背景各異，既有受經濟困境衝擊的底層民眾，也有因清零封控、財產損失、言論或宗教迫害而出走者；不能將他們全部稱為無家可歸者，也缺乏證據證明其中「大量」屬於中產階級。然而，數以萬計的人甘冒穿越拉丁美洲叢林及美墨邊境的生命危險，也要逃離中共國，本身就是對中共所謂「制度自信」最尖銳的否定。
躺平」「擺爛」蔓延 消極反抗中共高壓統治
對於無力離開中共國的普通人而言，降低欲望、拒絕競爭，逐漸成為對抗現實壓力的生存方式。捷克智庫Sinopsis研究員、加拿大前駐北京外交官查爾斯·伯頓（Charles Burton）形容，中共社會正陷入深刻而系統性的萎靡狀態；長期累積的疲憊、挫敗與絕望，則集中體現在「躺平」和「擺爛」等社會風潮之中。
伯頓認為，這些看似消極的文化現象，實際上是民眾對中共體制的被動反抗。當年輕人再怎麼努力也難以換取穩定工作、住房和向上流動的機會，拒絕加班、消費、買房甚至生育，便成為他們所能採取的有限抵抗。近年也有部分年輕人和城市專業人士以「提前退休」或逃離內卷為名，搬往生活成本較低的小城鎮或農村。這股逆向遷移尚未成為全民趨勢，卻反映曾經象徵機會與繁榮的大城市，正逐漸失去對新一代的吸引力。
伯頓直言，習近平治下的中共精英缺乏新穎、現代的治理理念，只能依靠僵化意識形態支撐缺乏感召力的統治。面對經濟困境與民心流失，中共沒有放鬆控制或推動政治改革，反而把國家權力伸向公共生活的每個角落：加重媒體審查、以意識形態箝制教育，並干預和主導流行文化。當一個政權只能靠封口、灌輸與控制維持權威，「躺平」與「擺爛」便不只是生活態度，更是民眾對中共統治投下的不信任票。
法家極權扼殺社會生機 人口危機反噬中共
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AFPI）中共國政策資深主任皮耶羅·托齊（Piero Tozzi）指出，習近平的統治模式深受中國古代法家思想影響。法家崇尚君權至上、嚴刑峻法與馭民之術，托齊將其形容為一種「原始極權主義」，並認為這套思想早已植入中共的統治基因。從數位監控、言論審查到黨組織全面滲透社會，中共追求的不是保障人民權利，而是將所有人置於政權可以監視、規訓與支配的控制網中。
在追求絕對服從的過程中，習近平把個人意志和黨的權力強加於經濟、教育、文化及私人生活，不僅壓制民間創造力，也不斷侵蝕人們對未來的信心。這種高壓統治並非中共國低生育率的唯一原因，卻與中共數十年強制計劃生育留下的傷痕，以及失業、房價、養育成本和社會不安相互疊加。目前中共國總生育率估計已降至每名婦女約生育1名子女，遠低於維持人口世代更替所需的2.1；中共昔日以暴力限制生育，如今再以宣傳和行政手段催婚催生，暴露其始終把人民當作國家機器可以任意調節的人口工具。
聯合國推估，中共國人口到2100年可能由目前約14億人銳減至6.33億，流失超過一半；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人口學者易富賢的推估更為悲觀，認為屆時可能僅剩約3.3億人。人口預測會隨生育率、壽命與移民情況改變，並非注定不變；但勞動人口萎縮、社會急速老化及養老負擔惡化，已是中共無法用宣傳口號掩蓋的長期危機。
中共國低生育既受現代化與高生活成本影響，更無法與中共一胎化政策的長期摧殘、經濟前景黯淡及政治高壓切割。當一個政權一面要求人民絕對服從，一面又無法提供工作、住房與基本安全感，年輕人便以不婚、不生、「躺平」乃至逃離中共國作出回答。這場人口危機未必會自動帶來中共政權的終結，卻將持續削弱其經濟基礎、財政能力與統治合法性；而在高牆倒下之前，被體制拋棄的大批民眾仍得在失業、貧困與無家可歸的困境中掙扎。
（人民報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