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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發動60週年：習死後將迎來怎樣的血雨腥風？
方圓
【人民報消息】5月16號，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文化大革命」發動60週年的日子。60年前，憲法上的最高領導人、法定接班人劉少奇，在動亂的初期，生命與尊嚴一夕清零；60年後，這場浩劫將會再次發生嗎？當權力失去制衡，無論是當年的國家主席，還是今天的經濟改革成果，都將面臨「一夜清零」的輪迴。
文革究竟發生了什麼？
文化大革命，全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中共建政黨魁毛澤東 發動和領導的一場全國性政治運動，時間從1966年5月16號到1976年10月6號，歷時十年。
1966年5月16號，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5.16通知」發佈，這個通知被認爲是發動文革的綱領性文件。這十年的主要經過，可以梳理為五個關鍵節點：
1966年，運動興起與秩序失控： 在「造反有理」的號召下，以學生組織為主的紅衛兵運動 迅速席捲全國。衝擊學校、大規模抄家、公開批鬥知識分子和幹部，導致正常的社會秩序陷入嚴重混亂。
1967年，奪權與全面武鬥： 所謂的「革命委員會」在軍隊主導下取代了原有的黨政機關。各地群眾組織為了爭奪政治合法性，爆發了激烈的暴力衝突與「武鬥」，在歷史文獻中，這一段時期被形容為「全面內戰」。
1968年，上山下鄉運動： 為了疏導城市的青年動盪與就業壓力，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正式展開。數百萬城市學生與幹部被下放到農村勞動，無數人的命運軌跡從此被徹底改變。
1971至1976年，高層權鬥劇烈： 隨著1971年接班人林彪集團的覆滅，高層權力格局重新洗牌，所謂的「四人幫」勢力迅速上升，黨內高層的路線與權力博弈進入白熱化。
1976年10月6號，粉碎四人幫： 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一個月後，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發動行動，正式粉碎「四人幫」，這場長達十年的內亂才宣告結束。
這場長達十年的運動，給中國社會留下了全方位且深刻的創傷與後果。
首先在政治層面，黨和國家體制受到根本性破壞。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 等大批開國勳臣與高級幹部，均在失去制衡的權力與審查下 非正常死亡。
其次在社會與文化層面，傳統文化與道德觀念受到毀滅性衝擊。紅衛兵在「破四舊」的口號下大肆砸砸搶搶，無數珍貴的歷史文物和古蹟被付之一炬。在長期的暴力衝突中，據歷史學界與和文獻估計，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在數百萬到千萬之間。
而在教育與經濟層面，大中小學面臨長期停課，高考中斷整整十年，科研與人才培養出現嚴重斷代；國民經濟活動一度陷入停滯和混亂。
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
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看看他在「5.16通知」中親自寫下的一段話： 「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毛心目中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就是指劉少奇及其同夥鄧小平、彭真、陸定一、楊尚昆等人。 而劉少奇被迫害至死，是文革的頭號冤案。
在歷史文獻中，詳細記錄了這段過程。文革爆發之初，劉少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憲法法理上的國家元首，也是官方親自選定、並寫入黨章的法定接班人。兩人的根本分歧始於1958年經濟政策的挫敗。當時虛報產量和經濟失衡，釀成了慘烈的大飢荒。隨後，劉少奇與鄧小平推行務實的經濟調整政策，試圖挽救經濟。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當著幾千名幹部的面，直言這場災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這句務實的評價，引發了最高領袖深重的權力焦慮。他感到自己的路線受到了挑戰，更害怕自己死後會遭到赫魯曉夫式的大清算。由於在正常的黨內體制內，大批幹部心向務實路線，最高領袖無法透過常規協商程序罷免劉少奇。於是，他決定繞開黨章和法律程序，直接訴諸群眾運動，用這把激進的刀 去砍碎整個黨政系統和官僚架構。
1967年，劉少奇被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開除黨籍並秘密押送。1969年11月，在河南開封的監禁中，劉少奇在極度孤立、缺乏正常醫療對待的環境下 非正常死亡。一位國家的最高接班人，其命運與尊嚴在政治一念之間被「一夜清零」。
消失的文革博物館與不了了之的歷史
文革時期發生了如此嚴重、波及全國的體制性災難，照理來說，整個國家應該建立起深刻且公開的集體反思。然而，我們看到的現實卻恰恰相反——體制對這段歷史採取了冷處理，甚至強行抹去民間的記憶。
汕頭文革博物館是中國大陸唯一一座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紀念館，位於廣東汕頭澄海區塔山風景區。
1996年，時任汕頭市政府顧問彭啟安參加活動時，發現了塔山山坡上的文革受害者的亂墳，詢問得知澄海在文革中的慘烈情況後，彭啟安起了興建文革博物館的念頭，希望悼念文革裡的逝者，並警醒後人。退休後，彭啟安開始籌資興建文革博物館，受到社會各界支持，成功籌集了數千萬元。
2005年，文革博物館正式建成開放，此後十年，文革博物館一直在官方不支持、不反對，默許的情況下存在。
塔山園區裡，展有「碑廊銘史」 、「思安塔」、「明鏡台」、「石筆書史」和「警鐘長鳴」等展區，放置刻有圖文的石碑、人物塑像、反思文革的刻字等。 另一頭的安息園，安置了文革受難者、劉少奇的塑像，一旁石壁刻有文革百種酷刑和苦難，及滿牆的文革死難者名字。
2014年5月，彭啟安把塔園交還塔山所屬的塗城村 村委會管理，同年停辦每年8月8號的公祭文革亡魂活動。
2016年5月，在文化大革命發動五十週年的敏感日子前夕，文革博物館遭到圍封遮掩，石碑、題詞被貼上一系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海報。其後博物館內的所有石碑、牌坊、遇難者碑文、歷史展覽等石刻都被水泥覆蓋，多個展覽館也改為他用。
據香港媒體報道，中共中央嚴打「歷史虛無主義」，認為文革博物館「抹黑、否定中共歷史」，當局以違章建築之名進行整改，並要求調查背後支持者。同時，多名義工被當地警方勸誡勿再參與塔園事宜。
這座唯一的文革民間博物館的幻滅，用事實向外界證明了一個殘酷的現實：中共從未真正進行過系統性的歷史追責與反思，一切最終都被體制引向了不了了之的終局。
官方雖然在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明確指出，文革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但歷史學術界指出，官方這種定性，本質上是為了維持體制延續性而將責任切割給特定集團，並未從制度上建立權力制衡與法治保障。因為沒有進行真正的歷史和法律清算，當年的許多加害者們，大多安穩地活完了一生。
2016年是習近平第一任期的第三年。他的反腐敗行動，從範圍、深度和力度均超過他的任何一位前任，也為他贏得了很大的政治資本和民意。那時的人們沒有想到，文革博物館被拆除，其實已經暗示習近平要比肩毛澤東，第二場文革已經風雨慾來。
習近平能製造「文革2.0」嗎？
將這段歷史與現實的切片對準當下的中國現狀，我們會發現，正是因為歷史被體制「不了了之」地掩蓋，同樣的高度集權和意識形態控管，才會在習近平當權的中共內部重新抬頭。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學者認為，今天的中國，依然活在文革的陰影之下。
但是，面對當前經濟結構性下行、地方財政壓力枯竭、以及綜合生育率 跌破1.0、新生兒數量大崩塌的長期人口危機的背景下，習近平真的能製造出一場「文革2.0」嗎？在今天的中國體制和社會結構下，面臨著三個根本性的「不可能」：
第一，是最高領袖個人威望的本質差異。 60年前，毛澤東能夠發動文革，能夠直接繞開黨政體制，呼喚數百萬紅衛兵「造反有理」，是因為群眾對其擁有盲目的信仰。然而當下的中南海，習近平的集權，依靠的是行政高壓手段，以及「絕對忠誠」的考核指標。這種依靠官僚恐懼 維持的權力，在黨內、軍內和民間，根本無法做到一呼百應。
第二，是利益集團與官僚體系的實質反彈。 60年前的中共官僚階層普遍清貧，毛澤東可以用群眾運動輕易將其砸爛。但經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今天的中共黨政軍內部，已經形成了盤根錯節、掌握巨大社會財富的「既得利益集團」。從各級地方官員到技術官僚，他們的私人財富、家族前途和現有的市場經濟結構深度綁定。習近平近年來在軍隊等高層進行非正常人事清洗，完全打破了集體協商的潛規則，這已經極大地觸動了整個官僚階層的底線，導致黨內出現了普遍的「軟抵抗與不合作運動」。他們絕不可能配合一場會讓自己利益「一夜清零」的群眾造反運動。
第三，是社會階層與經濟結構的根本轉變。文革時期的中國是一個封閉、與世隔絕的計劃經濟體，人民普遍沒有私人財產。而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經歷了商品經濟的洗禮，億萬中產階層、民營企業家對產權保護、法治穩定有著強烈的本能需求。儘管官方利用口袋罪「尋釁滋事」來壓制社會正常的發聲，但在民生困局與高失業率的現實下，民間累積著暗流涌動的不滿與反抗聲音，而不是盲目的革命狂熱。
總結來説，當體制試圖用高壓手段去推行一條與現實經濟、民意、法治相悖的倒退路線時，它無法讓群眾呼應，反而會將 開明派與技術官僚 徹底邊緣化。實際上。習近平這種缺乏制度制衡的管治，正在將整個體制 推向結構性失靈的臨界點，這也恰恰成了此時此刻，黨內理性力量爆發出強烈焦慮的根本原因。
習近平會被當做毛澤東一樣崇拜？
所以，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習近平不可能發動真正的文革。那麽。哪天萬一他「駕崩」了，會有多少人像崇拜毛澤東一樣來崇拜他呢？
澳洲雪梨科技大學、國際研究學院、中國學教授馮崇義，向中央廣播電台表示，中共上層內鬥非常殘酷，有可能會發生政變或者兵變，把習近平搞下去。如果沒有搞下去，那習近平死之後，也會跟毛澤東死之後一樣的血雨腥風。習家軍內部，或者被習整倒的其他派系，會重新展開新的你死我活的權力之爭。
旅美專欄作家吳祚來直接指出，習近平的「個人崇拜」是搞不成的，他「駕崩」之後， 不會有人像崇拜毛澤東那樣崇拜他。
1985年，作家巴金老人在病榻上寫下這段話：「建立文革博物館不是某一個人的事情，我們有責任讓子孫世代牢記十年的慘痛教訓。唯有不忘過去，才能做未來的主人。」
（人民報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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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陸：「七零後」基本上是「對『文革』沒有記憶」的。即使在七零年出生的，在「文革」結束那年可能剛進入上小學一年級的年齡，基本上在「文革」期間沒怎麼「上學」、沒怎麼「接觸社會」，而在「改革開放」後又「沉浸」在相對有社會秩序、有教育資源、有世界眼光的環境裏。
「文革」時期經歷了「成長期」的習近平現在因其「理念」而被稱爲「土包子」。以前傳統的鄉村看上去「土」但卻是「包着金子的土塊兒」。後來中共打擊「鄉紳」等等，把「駐紮」在鄉村的文化人和其連接的傳統文化的根給弄掉了，那就成了「剩下全是土」了。
「六四」以後江澤民執政時期到再後來中國大陸社會越來越被“金錢“「洗腦」。古代有「錢財如糞土」之說。
也就是說，不論是「包子土」還是「錢土」，中共執政時期中國大陸的「社會文化」基本上被「埋在土裏」。
「七零後」現在是處於「中年」年齡，而「中年」羣體向來被社會視爲「中堅」。
我在大學畢業後工作一段時期後離開中國大陸，然後一直生活在自由社會。也就是說，兩種社會形態我都有機會觀察過。現在我說說一些看法：
我覺得，自由社會（下文我稱之爲「A社會」）讓人感到的基本的東西是：「穩定」。這種「穩定」來自於「固定不變的規則」。
中共國社會（下文我稱之爲「B社會」）有一個讓人非常「提心吊膽」的現象：「不可預測性」實在太強。
也就是說，B社會要人付出的「自衛成本」太高，不論是一般民衆的「抗風險」的「兜底」的各項基本福利方面，還是官場或商場的「抗風險」的「兜底」的基本「遊戲規則」方面。在B社會，可能會讓人感到「窮也不好，富也不好，當官也不好，當民也不好，『固守』也不好，『靈活』也不好，『往前衝』也不好，『往後縮』也不好」，總之「整個人都不好了」。
A社會，在社會秩序的基本架構方面，那個基本的社會「老道德」的潛在的根還是很深的植在那裏不動的，政策和法規等方面的「基礎設施」也隨之「沒有辦法大動」，所以就「不怎麼動」，所以民衆就感到「有可長期信賴的基本規則」，就不太消耗「精氣神」。這是符合中醫的「養生之道」的。
在中國大陸，「治」B社會的「多動症」可能是需要「優先考慮」的，否則可能「按下葫蘆浮起瓢」就「沒個完」。某種「多動」被相學理論裏認爲是「貧賤相」。中共國把社會搞得「富不穩、貴不穩」、什麼「祥瑞氣」都「養」不起來，習居然還叫別人「絕對忠誠」，簡直愚蠢到了「沒有辦法」的地步，人們要「自己想辦法」了。
B社會的「多動症」是因爲中共在以前（特別是上一次的「赤馬紅羊年」開始的「文革」期間）在中國大陸把中華傳統的根給「斬斷」了，「沒了根」的社會就沒了穩定的根基，就「多動症」成災。
美國科技領先啊、甚至最近公開了「疑似揭示外星文明」的文件啊、在軍事能力上「精準打擊」啊...但是美國現總統卻被發現連私下裏都在求「上帝」。
具有「頂級實力」的美國，其「頂級社會地位」的國家元首以其「頂級的獲取信息的能力」卻「得出結論」是「求上帝」。這個方面，「擅長抄襲」的中共卻不敢「抄」了。中國大陸的「崛起」，就差這「最後一抄」，否則，如果只是「小打小鬧的抄」可能會發現到頭來「抄了也白抄」。
「傳統根基」不是一件隨隨便便的事情。歷史進程中可能積累了一些不理想的東西，但是「根本」的東西是不能隨便丟掉的。有鐵鏽的機械不是說整個機械都要丟棄，而是把鐵鏽擦掉後還是可以繼續運行的。自由社會在進入現代社會後，發現一些「根本」的東西還是不能丟掉，一些「基本」的東西可以保護社會在即使經歷了「千瘡百孔」後還是能作爲「基本生存方案」而「度劫」。
「民族的驕傲」，「驕」字意思是健壯。如果沒了「土裏包着的金子」那就是「實心土」，就是「純土包子」，是沒有「健壯」的東西的，是沒有「出頭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