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
丽君编译报导）据《日本时报》（The Japan Times）11月3日刊登的国际政治学者史蒂芬・纳吉（Stephen R. Nagy）评论文章指出，中共正透过外交施压、经济胁迫与舆论操弄，企图迫使日本在台湾及区域安全议题上让步。随著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领袖峰会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中国深圳举行，纳吉警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不应为换取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握手、营造双边关系改善的表象，而牺牲国家安全原则。他指出，北京企图建立的并非亚洲各国平等合作的区域秩序，而是由中共主导、具有威权色彩的亚洲体系。
台湾问题引爆冲突 北京对日施压
2025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指出，若中共对台湾发动军事攻击，可能危及日本安全，甚至构成日本安全保障法制中的“存立危机事态”，届时日本可能依法行使集体自卫权。这番言论引发北京强烈反弹，中共当局要求高市撤回发言，中日高层沟通也随之陷入僵局。
纳吉批评，北京并未透过外交对话化解分歧，反而持续发动舆论攻势与经济施压。中共官媒及“战狼外交官”指控日本企图恢复军国主义，甚至宣称东京意图“重新殖民台湾”，借由煽动历史争议，将日本的安全政策描绘成对亚洲的威胁。
施压行动也延伸至经济领域。北京先后发布赴日旅游警示、重新收紧日本水产品进口限制，并于2026年加强对日两用物资出口管制。这些措施使外交争端波及观光、贸易与关键供应链，凸显中共当局可能利用中国市场及战略资源，迫使日本在敏感政治议题上让步。
纳吉指出，北京刻意将日本的防卫政策描绘成军国主义复活，却忽略日本行使武力受到宪法、法律及民主制度约束。他认为，当外交施压无法迫使东京改变立场，北京便进一步动用经济限制与舆论攻势，企图提高日本坚持自身安全政策的代价。
Hello Kitty卷政治风暴 文化企业遭施压
中共的政治施压甚至波及日本文化产业。日本三丽鸥（Sanrio）与间谍题材电视剧《VIVANT》推出联名商品，因该剧第二季描绘中共情报人员拷问日本特务的情节，遭中共官媒指控“抹黑中共”，连带使Hello Kitty等知名卡通角色卷入政治争议。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10月28日发表社论，宣称“Hello Kitty不应与日本右翼共舞”，并以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警告三丽鸥。当晚，三丽鸥中国子公司在微博公开致歉，宣布终止联名及后续宣传活动；日本总公司隔日也发布声明，确认停止合作。
纳吉指出，连象征友谊与和平的卡通角色都难逃政治风波，反映北京对日本的施压已从外交与经贸领域延伸至文化娱乐产业。三丽鸥事件也凸显，外国企业一旦因作品内容触及北京的政治敏感议题，便可能面临舆论攻击及失去中国市场的压力。
他进一步质疑，当北京能够利用市场准入、供应链、海关检查及其他行政手段，迫使外国企业与个人回避敏感议题时，民主国家应如何维护言论自由与政策自主权，避免经济依赖演变成政治控制的工具？
经济依赖成武器 日本加速分散风险
纳吉指出，日本数十年来深度参与中共供应链建设，两国在制造业、贸易及投资领域形成紧密关系。然而，这种原本建立在互利基础上的经济依赖，如今却可能成为北京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当关键原料、零组件及庞大市场掌握在中共手中，日本企业便可能因政府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而承受经济损失。
这种风险并非假设。2026年1月6日，中共商务部宣布限制向日本军事用途及可能增强日本军事能力的最终用户出口两用物资，并将措施与高市早苗的台湾问题发言直接挂钩。日本政府批评，这种针对单一国家的出口限制有违国际惯例，要求北京撤回措施。
北京随后进一步扩大限制。2月24日，中共商务部将20家日本企业及机构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另将20家列入关注名单，涉及三菱重工相关企业、速霸陆（SUBARU）及日野汽车等。尽管北京宣称措施仅针对军事相关用途，但日本方面指出，管制范围及最终用途认定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使民间企业的正常采购与供应链运作受到牵连。
稀土供应更凸显日本面临的战略风险。路透社6月引述中共海关数据报导，中共对日本出口的部分重稀土已连续数月大幅减少，其中用于高性能磁铁的镝、铽等材料供应尤其受到冲击。这些原料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设备、航太及国防产业，一旦长期受限，不仅可能推高成本，也可能迫使企业调整生产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并非首次面临中共稀土供应压力。2010年钓鱼台列屿附近发生撞船争端后，日本便开始意识到过度依赖中国关键矿物的风险，陆续投资海外矿源、回收技术及替代材料。然而，十多年后，中共仍在部分重稀土加工及供应环节占有重要地位，显示供应链去风险化并非短期内可以完成。
面对日益突出的地缘政治风险，日本企业正加速调整布局。东京地缘经济研究所2025年度经济安全调查显示，供应链韧性已成为企业的重要经营课题。部分日本跨国企业也透过增加东南亚生产与采购据点、分散供应商及强化国内制造能力，降低对中国单一市场的依赖，而非全面撤离中国。
日本政府则从国家安全层面推动供应链重组，包括扶植国内半导体制造、支持台积电熊本设厂，以及深化与澳洲等伙伴的关键矿物合作。这些措施不仅涉及产业竞争力，也关系到日本能否在外交争端或台海危机中，维持关键产业正常运作，避免经济命脉受制于北京。
纳吉强调，日本无须与中共全面经济脱钩，但不能让经贸往来成为北京干预日本安全政策的杠杆。他主张结合外交接触、经济韧性与可信的军事吓阻，在维持必要交流的同时，降低遭受经济胁迫的风险。对日本而言，真正的挑战不只是寻找替代供应商，而是确保国家在面对北京施压时，仍有能力独立决定自身的外交与安全政策。
中共图建威权秩序 日本不应退让
在区域安全方面，纳吉认为，日本必须维持足够的防卫能力，并深化与盟友及伙伴的合作，以因应钓鱼台列屿周边的灰色地带行动、南海航道安全风险，以及中共可能对台湾采取的军事行动。他指出，台海和平与日本安全密切相关，东京不能因北京施压，便放弃就区域安全问题表达立场的权利。
纳吉警告，北京对日本的施压不只是双边外交争端，更涉及亚洲未来的权力秩序。如果中共能透过经济惩罚、外交威吓及舆论攻势，迫使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保持沉默，便可能使其他亚洲国家面临类似压力，进一步削弱各国自主决定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能力。
他在预定于2027年出版的新书《亚洲人的亚洲，还是中国的亚洲？中国从区域中心走向权威主导的宏大战略》中，进一步探讨北京的区域战略。纳吉认为，中共追求的并非亚洲各国平等协商、共同决定区域事务的秩序，而是建立以中共为中心的阶层式体系，使周边国家在台湾、领土争端及区域安全等重大议题上，受到北京政治与战略利益的制约。
纳吉也强调，必须区分中国人民与中共政权。许多赴日中国留学生有机会接触民主制度、法治及开放社会，反映中国民众的思想与追求具有多样性，不能将北京当局的政治立场等同于全体中国人民。日本所应警惕的是北京以胁迫手段干预他国政策的行为，而非中国人民本身。
对于美国同样利用关税及经济影响力向日本施压的问题，纳吉并未否认美日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他认为，美国的贸易政策同样可能使日本承受压力，但美日关系仍有同盟条约、制度化协商及政治问责机制可以处理分歧。相较之下，北京被指运用行政限制、市场准入及政治恐吓施压，使外国企业与政府面临更难预测的风险。
纳吉指出，如果日本为换取短暂的外交缓和而向北京让步，恐使中共认为经济胁迫与外交威吓确实有效，进而将相同手段运用于其他亚洲国家。这不仅可能削弱日本的政策自主权，也可能使台湾及区域安全问题受到更大的政治压力，逐步扩大北京对亚洲事务的影响力。
随著11月18日至19日深圳APEC峰会临近，纳吉呼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坚守就台湾及区域安全问题发声的权利，同时深化与东协、四方安全对话及欧洲伙伴的合作。他主张，日本应在维持必要外交接触的同时，强化经济韧性、同盟协调及可信的军事吓阻，避免北京将外交接触解读为日本愿意在核心安全利益上让步。
纳吉强调，日本不能为了与习近平的一次外交握手，而牺牲国家安全原则及战略自主权。他认为，北京对日本的施压，实际上也是对亚洲区域秩序的一场考验：各国能否在不受经济胁迫与政治威吓的情况下，自主决定外交及安全政策，抑或必须屈从于中共的战略利益。对日本而言，坚守立场不仅是维护自身主权与安全，更关系到亚洲未来能否维持各国平等共存的秩序，而非逐渐沦为由北京主导、周边国家被迫服从的权力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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