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空军军官的人生经验(图)
 
戴夫‧张伯伦
 
2023年5月6日发表
 



美国空军第335远征战斗机中队的一架F-15E“攻击鹰”。(美国空军三级军事长Matthew Plewt提供)

【人民报消息】开篇先强调一下,这个故事是很有意义的,主要是关于我早年学到的一些很有用的人生经验。例如,在碰到意外情况时要有耐性并保持平静;不要讲废话。还有,我受到一个了不起的人影响、拥有了慈善之心。现在开始讲故事。

我于1958年在一家空军医院出生。没错,我是那种你可能见过的气喘吁吁的怪老头。我在2018年从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Air National Guard)退休时,是印第安纳州国民警卫队(Indiana National Guard)里年龄最大的人。我父亲当过飞机维修师,我祖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美国陆军航空兵团(Army Air Corps)飞机维修师。我祖上既有人加入过(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北方联邦军(Union Army),也有人加入过南方联盟军(Confederate Army),还有人参加过独立战争。就我所知,他们(当然包括我自己)都没有显赫的战绩。也许我说得不对,但我觉得我们都是尽职尽责的人。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给我读的不是寻常的睡前故事,而是飞机方面的内容。他一直非常喜爱军用航空方面的东西,我也继承了这一爱好。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先天遗传加上后天培养、喜欢上这一行的。父亲在我出生后不久就离开了空军,但在我6岁时,我们参观了阿马里洛空军基地(Amarillo Air Force Base,也就是我出生的地方)开放日的“雷鸟”(Thunderbirds)飞行表演。当时展示的是北美航空F-100超级军刀式喷射战斗机(F-100 Super Sabre),令人惊叹。

顺便提一下,我退休前所在的印第安纳州韦恩堡(Fort Wayne)空军基地也有一架F-100战斗机,每次表演都会勾起我深深的怀旧之情。那架飞机有一个“轰鸣”的燃烧器,也就是说,后燃器在点火时会发出巨大的声响。现代战斗机的燃烧器都很“轻柔”,点火声小得多。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你没有体验过“加力燃烧器”(full burner)推动引擎时的感觉,那就白活了。那是一种让人热血澎湃的感觉,就像肾上腺素流经血管时的样子,你的每个细胞都在震动。如果是双引擎或者四个引擎的轰炸机,例如B-1,那种感受就更没法儿形容了。

再回到1964年“雷鸟”表演季的话题,那时候的场景太让我惊叹、难忘了。后来,因工作需要协助“雷鸟”飞行表演队参加了一些航空展后,我的看法就不一样了。不过说老实话,“蓝天使”(Blue Angle)和“金骑士”(Golden Knights)表演队也没好到哪里去。他们对待公众的态度非常好,但对待工作人员却很糟糕。我这么说有点以偏概全了?可能是。但是我以军人身份在十多场表演活动中帮忙,每次都是这样的感受。

1960年代的空军是很威风的,尤其是在开放日活动和航空展上。那时候还没有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及其它的这些小心谨慎、让人缩手缩脚的限制性规定,飞机在低空飞行、从观众头顶掠过,真的是在展示飞机。在内利斯(Nellis)空军基地,他们甚至举办空军战力展示活动,扔炸弹、扔凝固汽油弹、进行枪炮射击。那个操作距离(之近),放到当下的话,会让广大神经过敏、缺乏男子气的现代人集体心脏病发作。

我16岁时开始独自驾驶滑翔机,这又是一件改变人生的事情,对我来说深具禅意。当时是在新西兰,我们的牵引飞机是一架二战时期的德哈维兰虎蛾机(DeHavilland Tiger Moth),鲜黄的颜色,印着王家空军的标志。在驾机前,有人对我进行了突击式的动力飞行指导,让我很厌烦。然而,当我听说有一所空军学院时却莫名其妙的兴奋、想去上,想成为战斗机驾驶员。但我申请的时间不对,分数也不够高。我本来可以考高一些的,但由于图轻松,拿个B就很满足了,让我的老师都十分沮丧。还有一个障碍是我当时不知道,加入空军后才知道的:因为我是在新西兰上的高中,空军不承认我的文凭,把我归进了高中没毕业的那类,也就是“普通教育发展”(GED)类别(相当于中国的中专文凭)。好笑的是,新西兰高中的最后一年相当于美国的大学一年级。不管怎样吧,回过头来想想,如果我当时上了空军学院,对自己和空军来说都可能是个灾难,因为我那时候既无知又叛逆,恐怕用不了几个星期就会被开除。

我17岁时全家搬回了美国。我的高中毕业礼物是一辆1957年款的雪佛兰(Chevy),花了我父母300美元,在当时可是一笔大钱。别忘了,那是1975年,那时的车可没有现在这么酷。接下来的事情会让你惊掉下巴,所以请坐稳或者抓牢。

我在1979年,也就是加入空军的前一年卖掉了那辆车,因为我有了一辆更实用的车。猜猜卖了多少钱?300美元!对,责备我吧,我都想踢自己一脚(即懊恼)。但是还有更让你吃惊的。在我大约4岁时,我父亲有一辆1956年款的保时捷Speedster(Porsche Speedster),(因)人口增加(卖掉了)。想猜猜他卖了多少钱吗?请再坐稳,不,也许你躺下更好些。他卖了300美元!有其父必有其子,哈!我猜我的祖父会用Duesenberg手工电吉他去换一头牛,而我那些独立战争时期的亲戚会用一整套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银器去换一袋烟丝。你可以闭嘴了。我们都是爱国者,不是理财高手。我有三次拒绝接受佣金,所以我觉得这充分说明了我在钱上面一窍不通。Lol(大笑)!

我高中毕业后基本上是在父母家闲混,打工也只是赚个汽油费、保险费及约会的钱,我晚上一般都是去约会。你可能想到我父母是个什么感受了,他们最终忍无可忍了。为了让他们高兴,我去申请社区大学,但这些学校也不承认我的外国文凭、让我去读大学预科101课程。一个学了好几个学期微积分的人去上初级代数课,简直就像是玩俄罗斯轮盘赌(Russian Roulette),那个痛苦(没法儿说)。我坚持了两个星期就全部放弃,又过回躺沙发的日子,并面对着父母充满忧虑的眼神。另外,(他们)失望的同时也(可能)后悔当初(1957年)生了我这个大儿子。嘿,这让我突然想起,他们结婚那年我的那辆雪弗兰正在生产线上。这一切就像是个玩笑。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第一次碰到真正让我悲伤的事情。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后收到我在新西兰时的一位密友写来的信,告诉我,我最亲密无间的朋友遭遇车祸去世了。就在三个星期前,我还收到他(去世朋友)的一封信,里面有一张他和新买的川崎摩托(Kawasaki)的合影,他当时是那么的兴奋。这封告知他死讯的信中还有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讣告,我从中得知他是在给我寄信几天后去世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辆汽车在他前面急转弯,他被撞飞、落到了那辆车的车顶上。他落地后觉得自己伤得不重,就爬起来行走。不幸的是,车祸造成他多处骨折,他站起来时断骨扎进了器官。他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去世。他非常喜欢音乐,我们两人都爱听艾尔顿‧约翰(Elton John)的《再见黄砖路》(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专辑。专辑第一首歌的歌名叫“一个朋友的葬礼”(Funeral for a Friend)。说真的,直到现在,我一听到这首歌就流泪。我想念你,威尔(Will),你是非常棒的朋友。现在回过头来说我们日常安排的项目。

命中注定的一天,当我还在沙发上慢慢消耗自己时,父亲告诉我他要带我弟弟到附近的一所飞机维修考证(A&P)学校看看,问我去不去。由于父亲用一把上了膛的1911手枪指着我的脑门,我想(去看看)说不定会挺好玩。再说,如果我死在沙发上没人找得到我的遗体。如果你了解1970年代的装潢和色彩模式,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给不了解的人解释一下,A&P是机体和动力装置(Airframe and Powerplant)的缩写,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一个考证项目,基本上是想在民航飞机上工作的人必考的。也有例外,但总的来说是必须拿到的。

于是我跟他们去了,并且参观了那所学校。飞机和零件技术及其味道激活了父亲遗传给我、在我身体里休眠了很久的(热爱航空事业)基因,我报名了。我弟弟却没报。回过头来看,我真希望弟弟当时也报了。因为他后来在一家修复家具的夫妻店工作,而当时还没有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OSHA)的那些安全规定,使得他受化学品影响患上了白血病,并在1993年痛苦地死去了,年仅33岁。丹(Dan),我希望死去的是我而不是你,你是个比我好很多的人。

我在机械方面并不出色。父亲和祖父除了当过航空机械师外,后来都成为汽车机械师,祖父在去世前几乎都在经营自己的汽车维修店。我小时候经常在他的店里待着,但只会帮倒忙(把他的工具碰掉)。祖父不怎么爱说话,但教了我一些汽车(维修)技术。

但我真正从祖父身上学到的,是在自己遭遇打击或者别人做了蠢事后,如何保持耐性和平静。有一天,我弟弟也去了祖父的店里,他看到祖父用液压机从传动轴上拆下一个滚珠轴承,觉得很有意思,就从废零件中找出一个轴承,然后将其放在工作台上并开动液压机。请注意,那个轴承上没有轴,只有一个直径为4英寸的滚珠圈。不知道那个8岁的冒失鬼在滚珠圈上加了多大的压力,顷刻间,随着一声巨响,滚珠圈散架了,致命的铁珠满天飞,宛如电影《绿色贝雷帽》(The Green Berets)中阔刀地雷(Claymore)被引爆时的场景。我弟弟吓呆了。好在没人受伤,只是墙被砸出几个洞。我祖父就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地走过去,把我弟弟从液压机旁拉开,而且只说了一句“嗨,嗨,你不能这么干”,然后就教给弟弟怎么使用液压机。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当然没有祖父那么大的耐性,也做不到如此的镇定自若,但还是有一些的。这在我以后的人生中(特别是当教官时)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还从祖父身上学到另外一点,那就是,别说没有补充价值的话。正因为如此,他说话时人们一定会注意听,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不讲废话。我见过太多讲废话的人了,他们说来说去就是想显示自己很重要、说的东西是有价值的。他们最常说的就是,“只是补充一下长官说的话”,然后把指挥官的意思重复一遍。这就好像你先让人读一本书,然后再给他们读一遍一样。闭嘴吧,你们这些笨蛋!这么干只能证明你们说不出来啥重要的东西。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你大部分时间都沉默不语,人们可能会认为你性格孤僻。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不在乎。继续讲故事。

我退休前是维修大队队长,从技术角度讲,就是负责管理所有的飞机维修人员。我直接向上校,即维修大队的指挥官汇报。在指挥官会议上,我的“少说话”原则常常让那位可怜的首长垂头丧气。“编者按:在军队中,‘指挥官会议’是指讨论重要问题和表彰杰出事迹的分队会议。”指挥官通常在讲完话后会绕着会议室走一圈,询问其他军官有什么要补充的。毫无疑问,很多人都是重复长官的话。指挥官总是最后问我,而我的回答99%都是“没有要说的,长官。”他常常逼我说话,但我还是很少说。我退休那天最后一次参加会议,指挥官在结束前对我说,“军士长,这是你退休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了,有什么最后的话(道别的话)要和我们说吗?”我回答说,“散会”,我没说错。指挥官说,“照军士长说的办吧(散会)”。即便是在目前的平民工作中,我还是遵循同样的原则。我这么做也有其它原因,我很讨厌开会,我少说点,会议就结束得早点。

我要说的最后一个向我祖父学到的品质是:慈善心。寡妇们到店里修车时,祖父几乎从不收钱,或者收的非常少。他有时做汽车检修只收一美元,并对那些女士说,这个活儿很简单、不费时间,所以不需要多少人工。估计他不知道我知道他做了什么。他在一生中时时处处都是这么做的,我在效仿他的中间受益匪浅。把你的旧电脑送人,而不是收30美元,你得到的回报是无法估量的。替人承担一下工作,好让其和家人团聚,你会赢得忠心并激发其(工作)积极性。“楼上的大人物”(Big Guy upstairs)也欣赏这一点。不,不是说基地的指挥官。(注:Big Guy upstairs是指上帝。)

再回头讲我的故事。我在A&P学校上了18个月的学,欠下1.8万美元学生贷款,于1978年毕业,对于即将开启的飞机维修师职业生涯兴奋不已。但在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想到(日后会加入)空军。△

(大纪元专栏作家Dave Chamberlin、Battlefields Staff撰文/唐云舒编译)

作者简介:

戴夫‧张伯伦(Dave Chamberlin)在美国空军和空军国民警卫队担任过38年的地勤组组长,退役时是一级军士长。他在民用和军用航空领域工作的四十多年里,曾担任过技术、教官、顾问及领导职务。张伯伦拥有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颁发的“机体和动力装置”执照,并取得了航空科学硕士学位。他目前经营自己的咨询和培训公司,并为许多行业刊物撰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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