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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特工潘漢年與紅色漢奸關露之死(圖)
 
2022年6月21日發表
 
被中共犧牲掉的潘漢年與關露。
趙丹、白楊主演的經典電影《十字街頭》的主題歌「春天裏」即出自關露手筆。

【人民報消息】(人民報記者李子木綜合報導)這是兩個鼎鼎大名的近代歷史人物,潘漢年與關露,他們都是中共在抗戰期間被充分使用的爲中共聯日反蔣、賣國奪權立下「汗馬功勞」的人物。又都是中共非法建政後被殘酷封口的典型例子。 抗戰期間, 潘漢年奉中共之命冒死成爲中共與侵華日軍、日僞政權聯繫的交通員。關露被中共強迫做公開的「紅色漢奸」,打入日本人圈子,收取情報,這兩位隱蔽戰線的「功臣」,在中共非法建政後一個被祕密打入深牢大獄,監禁至死,另一個經歷了無數次殘酷革命運動,直到白髮蒼蒼之時才被宣佈「平反」,隨後飲藥自盡。 《九評共產黨》中有這麼一段話:歷史的教訓是:共產黨的任何承諾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證都不會兌現。誰在什麼問題上相信了共產黨,就會在什麼問題上送掉小命。 ● 潘漢年北京開會 遭祕密逮捕 中共奪權後,潘漢年擔任過上海市副市長、市委社會部部長、統戰部部長、市委副書記等職。 1955年4月3日,著名劇作家吳祖光攜夫人新鳳霞到北京飯店,看望到北京開會的夏衍和潘漢年,四個人一起吃了晚飯。飯後,夏衍和潘漢年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間。晚上8點左右,潘漢年突然接到一通電話,說樓下有人找。 他以爲又有什麼人來看望,於是穿着拖鞋匆匆下樓。來到一間小客廳後,時任公安部長羅瑞卿出現了,羅當場宣佈逮捕審查令,幾個荷槍實彈的便衣幹警一擁而上,「陪着」不知所措的潘漢年急急走出北京飯店大門,上了等在門口的一輛小汽車,迅速離去。 被抓當晚,那輛小汽車直接把潘漢年拉到公安部直屬的功德林監獄。進監獄兩天後,4月5日,上海市委書記陳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團開會時宣佈:潘漢年因「內奸」問題被逮捕了,希望與他有來往的各代表對此要有一個正確的態度。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陳毅還說:「潘漢年被捕之事,對外要嚴格保密,並統一口徑。如果有人問起,就說潘有緊急任務出國了。」 爲什麼潘漢年都被送進監獄了卻不敢公開講是「內奸」呢?原來中國共產黨組織是最大的與侵華日軍勾結的內奸,而派去與侵華日軍祕密聯繫的聯絡員是潘漢年。 潘漢年在功德林監獄裏被關押了將近五年。1960年3月,蘇聯援建的秦城監獄剛剛落成,他又被移送到那裏,成了秦城的第一批政治犯。 1963年1月9日,中共最高法院對他祕密開庭審判。助理審判員彭樹華在《潘漢年案審判親歷》一文中回憶:審判前就已經知道結果,因爲時任最高法院院長謝覺哉說過,「這是中央交辦的案子,我們只是辦理法律手續」。也就是走一下法律程序的過場而已。 潘漢年的罪名有三個:內奸、特務、反革命。 彭樹華說:「當時我們聽說上面給潘漢年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告訴他只要認了罪、判了刑就放人。這也是爲什麼後來庭審時潘漢年都認了罪的原因。」 審判後一個月,潘獲得假釋,他帶着「刑釋管制份子」的身份,被轉移到了位於北京南郊大興縣境內的團河勞改農場。 ● 文革期間 被判無期徒刑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發。當時的公安部長是謝富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是陳伯達。在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毛澤東妻子江青的指令下潘漢年夫婦再次被關入秦城監獄。三個月內,潘漢年遭到47次突擊審訊。一個多月後,爲了審訊他在中共當政後的「罪行」,38天內他又被「連續作戰」41次。 經過近3年的審訊和大規模內查外調後,專案組沒有發現任何新材料。在這種情況下,1970年7月3日,專案組向中央文革小組提出「罪行審查」和「判刑意見」報告,建議將潘漢年「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這個報告經江青轉呈毛澤東之後,毛圈閱同意。 1975年5月,已經在秦城監獄八年多的潘漢年夫婦,被押解到湖南省公安廳所屬第三勞改單位──茶陵縣洣江茶場。由於缺乏醫療,營養又差,年近七旬的潘漢年肝病迅速惡化,又患了類風溼關節炎、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多種病症。 1977年2月底,他臥床不起,被化名「蕭淑安」送到湖南省第二附屬醫院治療。一個多月後的4月14日,潘漢年去世,終年71歲。 潘漢年被監禁至死,真正的原因是什麼?怕他把抗戰時期中共與侵華日軍勾結的祕密吐露出來。 東京福祉大學教授遠藤譽,根據日本外務省解密檔案和日本間諜的回憶錄,寫了一本書《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書中引用確鑿可靠的證據,揭露了不少歷史內幕,包括中共派遣高級特工潘漢年等,主動聯繫日本外務省在上海的間諜機構「巖井公館」和日軍參謀總部在南京的間諜機構「梅機關」,與這些機構交換情報,共謀削弱抗日的國軍,與日軍簽訂停戰協定,等等。 抗戰期間,曾任「中國新聞社」記者的顧雪雍,在《我所知道的中共「五方特務」袁殊》一文中寫道,1939年,潘漢年和日本外務省特務巖井英一會見後,在另一名中共特工袁殊的陪同下,到南京與「梅機關」首腦影佐禎昭見面。 巖井和影佐知道,潘漢年不是一般的情報人員,而是「毛澤東的特使」,所以對他特別重視,不僅給他發了特別通行證,讓他以「胡越明」的化名,按月在「巖井公館」領取大量活動經費,還在當時上海最高檔的匯中飯店開了房間給他住。 據「中國軍網」在2016年刊出的「軍事解密」系列文章,日本間諜機構爲潘漢年舉辦歡迎盛宴後,雙方會談三天,達成重要默契,並寫了會談紀要。主要內容是:日軍與中共軍隊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互相和平共處;中共負責保護鐵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壞;中共可到日佔區採購戰略物資;日軍對中共開放長江封鎖線,中共人員物資可順利在長江兩岸通行等。 這些默契使日軍和中共都獲得極大好處:日軍不再受中共軍隊威脅,得以抽調大量兵力進攻西南的國民黨軍隊;中共則不再擔心日寇掃蕩,在日佔區後方擴張地盤和軍力,爲後來推翻國民政府打下基礎。 潘漢年被監禁至死的第二個原因,是他奉命會見汪僞政權的頭目汪精衛。抗日戰爭時期,投靠日本的汪精衛在南京建立僞國民政府,潘漢年兩次前往會面。 第一次,是他到南京見「梅機關」的首腦影佐後,通過影佐跟汪精衛見了面。影佐的公開身份是汪精衛的最高軍事顧問。這件事,日本間諜巖井英一在回憶錄《回想的上海》中有詳細記錄。 第二次:1943年,潘漢年在汪僞政權特務頭子李士羣的陪同下會見汪精衛。上海極司菲爾路76號是汪僞政權特務機構所在地,由李士羣直接指揮。潘漢年與這個特務機關也有聯絡。20世紀40年代,他和李士羣多次會面。 根據中共領導人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書中回憶,「潘漢年是饒漱石根據毛澤東的命令派去和日軍與汪精衛談判的代表。」 ● 潘漢年是中共的替罪羊 有朋友可能聽不明白了,潘漢年是「奉命行事」,怎麼卻被自己的組織定罪了?因爲,毛澤東要掩蓋他定下的「聯日反蔣」決策,讓潘替中共背黑鍋,同時讓潘閉嘴。 1962年,潘漢年案被移送到最高法院審判。負責辦理此案的法官丁汾、彭樹華,在查閱了全部案卷後提出八點質疑。他們向最高法院院長謝覺哉彙報,謝說: 「潘漢年案是很複雜的,涉及中央許多重大機密,直接領導潘漢年工作的是周總理和康生,許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對潘漢年的處理,是黨中央定的……」 共產國際駐延安特派員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毛澤東等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持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的。」 「(中共)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 另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毛澤東年譜》中,毛澤東致電潘漢年的記錄達三十多處。 原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羅青長在《潘漢年冤案的歷史背景》中寫道,當週恩來得知潘漢年1939到1948年和中央來往的電報都在時,他讓羅青長等人把這些材料蒐集起來。羅青長回憶說,「根據檔案材料,當時潘漢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內部、利用李士羣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檔案中都有記載……中央對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 然而,這種「肯定」換來什麼?假如當初,潘漢年知道自己只是被利用,還將被卸磨殺驢,他還會如此賣命地當這個「紅色特工」嗎? 中國共產黨是地地道道的邪教,你一旦加入此黨,即失去自由、失去自我。它要求黨員絕對犧牲,無條件服從,將個人意志完全交給組織,而組織則冷酷無情,對黨員可利用則利用,無可利用則棄如敝屣,甚至肆意蹂躪踐踏置之死地。女共產黨員關露(1907──1982)悲慘的一生是最好一例。 關露生於1907年,原名胡壽楣,又名胡楣,「關露」是她後來從事文學寫作的筆名。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自幼喜愛文學,三十年代在文壇已是頗有名氣的女作家,尤擅長於寫新詩,趙丹、白楊主演的經典電影《十字街頭》的主題歌「春天裏」即出自她的手筆,是中共左翼文聯的活躍女性。 關露1932年春被吸收加入了中共地下黨,這一選擇從此改變了她的命運,造成了她下半生的悲劇。 ● 奉黨之命做漢奸文人收集情報,勝利後仍背黑鍋 1937年上海淪陷後,關露奉黨組織之命留守上海孤島。1939年中共南方局負責人葉劍英密電她到香港見廖承志。到香港後,通過廖承志(時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見到了中共特務頭子潘漢年,接受了一個機密任務──打入上海汪僞「七十六號」特務機關,充當中共與汪僞政權特務頭子李士羣之間的聯絡人。當時李士羣與中共暗通款曲,提出由關露的妹妹胡繡楓與他聯絡,因胡繡楓曾對李士羣有救命之恩,李信得過,但胡繡楓在大後方另有任務,潘漢年遂決定改派關露。 潘漢年對關露說,「今後要是有人說你是漢奸,你可不能辯護,要是辯護,就糟了!」關露無條件地接受了任務,回到上海與原來左傾文化界朋友斷絕來往,承受着同胞難堪的眼光,與漢奸頭子李士羣交際應酬。 1942年,中共特工系統另外派人與李士羣聯絡,關露接令如釋重負,向組織提出到延安或去新四軍。但想不到組織派給她的新任務更叫她難堪:進入日本文化界,扮演漢奸文人的角色,爲中共蒐集日本方面的情報。 在共產黨員無條件服從黨的工作需要的組織信條下,關露犧牲了自己的名譽,進入日本大使館和海軍報導部合辦的《女聲》雜誌任編輯,並經上級領導吳成方指示赴日本本土參加了「大東亞文學代表大會」,消息並見了報。 在當「漢奸」的這段時間,面對朋友的鄙視和世人的責罵,作爲理想主義者新女性的關露內心是很痛苦的。她一再想脫離此羞辱環境,調往他處去抬頭做人,但多次向組織要求調離上海,均被拒絕。關露只好忍辱負重,唯一的希望是抗戰勝利後還她清白。 但1945年抗戰勝利了,關露的噩運也從此開始。 關露戴着「文化漢奸」的帽子,國民政府懲辦漢奸,她首當其衝。爲了怕暴露中共與日僞間的祕密關係,中共不是出面澄清關露的真正身分,而是將關露迅速轉移到新四軍根據地,要她躲起來。渴望着新生和戰友理解的關露隨後即遇到一連串誤解和羞辱,使她精神大受刺激。先是在街上遇見上海來的青年當衆罵她是漢奸,她爲此大病一場,患上輕度精神分裂症。 隨即她多次要求發表詩作,卻被《新華日報》社長範長江要求她換一個署名,說如果共產黨報紙上出現關露的名字,就會在羣衆中造成不好的影響,有人會以此爲口實攻擊共產黨。關露的朋友這樣勸她:「你爲什麼不能讓人們把關露這個名字忘掉呢?你應該考慮黨報的榮譽,不要去考慮你個人的榮譽。」關露當場失聲大哭。 而且關露失去的不僅是榮譽,還有愛情和終身的幸福。 ● 鄧穎超干涉關露與王炳南戀愛 關露曾戀愛過兩次,都不成功,後來爲了革命又一個人單身十幾年。她第三個戀人是中共建國後的外交高幹王炳南。兩人相識於抗戰前夕,一九四六年兩人再度相逢後,王炳南已與其德籍妻子王安娜離異。三十九歲的關露與王炳南感情發展迅速,很快就到談婚論嫁的程度。當時王炳南爲國共談判中共代表團成員(周恩來爲團長),可常乘軍調處飛機來往南京與蘇北中共根據地。一次王炳南欲乘飛機去看關露之前,按中共的黨組織原則向周恩來夫婦彙報了與關露的戀情。周氏夫婦認爲兩人結合會對黨不利而表示反對,鄧穎超還趕到機場將王炳南留了下來。鄧說,「恩來和我反覆研究,認爲關露是個好同志,但由於她的這段特殊經歷,在社會上已經造成不好的名聲,羣衆以爲關露是文化漢奸,而你又是長期搞外事工作的,羣衆都知道你是共產黨。如果你們兩個人結合,將會在社會上產生不好的影響。」 爲了黨的利益,王炳南向關露寫了絕交信,並說明了原因,這對關露是致命的一擊。從此這位曾相當浪漫的女詩人封閉了她的感情世界,再不談感情事,心如死灰,形單影隻地苦度下半生。 而且從她抵達解放區後,因爲這段經歷而不斷地受到政治審查、拘押和監禁。從解放區的整風運動、反胡風運動、潘漢年案、五七年反右直到文革,每次她都是「運動員」,一共關押被捕四次,前後坐牢十餘年,多次精神陷於崩潰的境地。 ● 對黨絕望而自殺告別苦難人生 文革結束後的1982年3月,關露長達幾乎半世紀的冤案終獲平反,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出了一份題爲「關露同志的平反決定」,首次澄清關露是由黨派往上海作情報工作,「不存在漢奸問題」。 但此時這一遲來的恢復名譽對關露己毫無意義,她已走到人生盡頭,滿頭白髮,周身病痛,孑然一身,住在一間只有十平方公尺的陋室中,孤苦無依。對人生她己毫無留戀。 就在獲得平反的該年冬天,在一個寒風凜冽的日子,絕望的關露吞安眠藥自殺了。她平靜地躺在一張破舊的單人木板床上告別了苦難的一生,枕邊唯一陪伴她的是一個大塑料娃娃。這一年關露75歲。△ (人民報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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