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從一誕生就帶着禍害中華民族的目地，所以它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人民報消息】人民報編者按：中共總是以「無數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打下了紅色江山，中共建政後就是要保衛這個江山，否則對不起流血犧牲的革命先烈等等，堅持一黨專政。包括中共現任黨魁習近平也極高調讚美黨，並要求黨指向哪裏，必須打到哪裏。

近日，中共黨校教授蔡霞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講述了她這個軍隊的高官子弟是如何通過現實與思考。明白了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血腥體制，只要這個體制一天不倒，就會繼續屠殺人民。正因爲她的清醒，「偉光正 」將其開除出黨。

我們決定再次連載被中共化爲紙漿的這些72年多前的「承諾」。沒有任何修飾和修改，一個筆名爲笑蜀的筆者僅僅把中共非法建政前的承諾一字不改的抄錄下來，書名爲《歷史的先聲─中共半個世紀前的承諾》。但連中共時任政治局委員、人大委員長萬里都沒見過這些「承諾」。當祕書費力找到這本書時，萬里花了兩天時間看完，之後問：這上面寫的是真的嗎？祕書承認都是中共在國民政府當政時公開發表的文章。只是中共非法建政後把這些歷史真實化成了紙漿。

◎民主的真義

作者：項軼

翻讀《中山全書》，在《中國革命史》中讀到這樣的話：「中國古昔有唐虞之揖讓，湯武之革命。其垂爲學說者，有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所謂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有所謂民爲貴、君爲輕；此不可謂無民權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無其制度，故以民主國之制，不可不取資歐美。」

在這段話裏很清楚地說明了一個道理，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是有民主思想的成份的。但中國曾有民主思想和中國曾實行民主政治完全是兩回事。因爲夠得上說是民主制度的，是從來沒有的。

中國過去實行的是與民主政治相反的君主政治的。這本是常識，也是中山先生在其著作中明白說明的。在封建專制政治的壓迫下面，思想上發生一種反動，因而產生某些接近於民主的思想，但是成系統的民主政治的理論也還是找不出來的。這種民主思想對於當時的現實政治固然也有時會發生一些影響，但這種影響並不是根本上改變了專制政治，而只是使專制政治的表現溫和一點而已。所以過去的專制政治下，有仁政也有暴政，暴政固然不合民主精神，但仁政也絕對不是民主政治。「愛民如子」是過去對於封建統治者的最高要求，但把民衆看成了兒子，那還有什麼民主的氣味！

中國要實行民主政治，必須「取資歐美」，但又要避免歐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駕而上之，這正是中山先生的偉大識見。

現在有些人把中國的舊思想都解釋成民主思想，甚至以爲中國過去早已有了民主制度，要實行民主政治只要向中國歷史去學習好了。這實在是違背中山先生的遺訓的。對於這些人，我們不妨背誦一下中山先生對於民主政治所下的一個通俗而確切的定義：「民權主義就是要拿本國的政治，弄成到大家在政治上有一個平等地位，以民爲主，拿民來治國家」(民國十三年在廣州的留聲機片演說詞)。

──《新華日報》1942年11月12日

◎實現自由是「不切實際」嗎？

作者：李新

聯合國憲章裏規定了人民的基本自由。我國人民正在要求政府立即實現蔣主席宣佈的四項自由。偏偏在這時候，有人高呼自由萬萬不可行。這種意見，顯然違反民意，志在維護國民黨一黨政府的現狀。

《和平日報》昨天的社論，說今天人民最大的痛苦，「是不聽中央政府命令的『非國家軍隊』與國家軍隊對立，致人民不能安居樂業」。這完全不合事實。這並沒有說出人民最大的痛苦在哪裏。關於軍隊國家化問題，政治協商會議正在討論中，中共及其他黨派的代表都已提出了意見，這裏不多討論。要說的是，今天人民最大的痛苦，是在國民黨黨治黨軍之下，人民沒有民主自由。請以事實來回答！看吧，「衣冠不整」的人，還在天天的抓，抓去打內戰；老百姓開會，特務就去搗亂，動不動就要拆草棚子。這類事情數不清。人民「安居」了嗎？大學教授逢場就去擺地攤、賣東西，工人時時會失業，失業後又不準要求救濟，還要抓代表；官辦工廠也拖欠工資，工人不能去要，倒反要被抓去坐牢，人民「樂業」了嗎？這是因爲軍隊沒有國家化呢，還是因爲人民的自由權利被國民黨一黨政府剝奪得乾乾淨淨呢？只要顧事實的人，都將異口同聲說一句，不能安居樂業，是因爲沒有民主自由啊！

他們又說了，英美蘇都沒有實現民主理想，中國來實現，就「不切實際」了，更何況中國是在訓政和憲政之間呢？我們再來看看事實吧。英美蘇等民主國家，都已做到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選舉等自由權利，中國不必「開風氣之先」。可是，曾否追隨「世界上任何先進國家」之後了呢？他們又提到罷工、遊行、示威的自由，世界上任何先進國家所未曾做到；教授治校是理想；就是羅斯福總統說的四大自由的一半，「不虞匱乏」、「不受恐怖」兩大自由，都「不能便沒有疑問」。反對自由者的話，是夠露骨的了。在民主國家，罷工遊行示威，幾時未曾做到？舉美國爲例，罷工不僅在發展，政府還根據康納利法案，承認罷工是合法的。遊行示威不但不被禁止，還可以請政府派警察保護。至於教授治校，不受黨化，過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與現在的西南聯大，就是經過教授會議來處理校務，這與其說是理想倒不如說是教育上優良制度的確立。說到四大自由，在今天以前，除了法西斯獨裁者外，倒還沒有聽見有人反對過。現在重慶還是第一次看見公然對「不虞匱乏」和「不受恐怖」的自由提出疑問。如此說來，人民只應有匱乏的自由了，窮人王正興必須賣兒子，陳望道教授必須擺地攤，倒成了自由的享受；而政府逼人民匱乏，倒成了政府的「合法」自由；至於受恐怖也成人民的自由，所以，「衣冠不整」的老百姓，只有受恐怖被拘捕，失業工人只有坐牢的恐怖，吳金山也只有被押起來了。特務橫行，便成了政府執行恐怖自由了。

正告發表這些違揹人民利益、維護獨裁專政的謬論的人們，也正告反人民反民主的當局，匱乏和恐怖的自由，是人民所堅決反對的，這條路是死路，不好再往前走了。人民要求和爭取四大自由，是沒有力量壓得下擋得住的。

這些一切，只有證明全國人民及各民主黨派對實施綱領的意見，首先是對人民自由的主張，是切實的，迫切需要實現的，萬萬「撤銷」不得的。

──《新華日報》1946年1月18日

◎民主精神

戰時能夠實行民主，民主才能團結，團結才能爭取勝利，這是若干人士所不相信、而被事實證明了的。單以英美兩大民主國家來說，最近就有幾件事實可以證明。

說遠一點，在美國，羅斯福三度當選大總統後，就以政治家的風度，發揮美國的民主傳統，和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威爾基親密合作。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更進一步加強民主團結。威爾基曾代表美國訪問英國，最近更決定以總統特別代表名義訪問近東、蘇聯及中國。而且，爲了動員及團結廣大勞動人民，加強反法西斯力量，釋放了共產黨總書記白勞德同志。在英國，三年前被禁閉的英共機關報《工人日報》，最近亦已解禁。這說明英美在戰時也還是尊重人民的言論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兩大民主國家採取這些重大措置，正說明英美兩國是尊重和重視共產黨及其他黨派，和他們所代表的意見和力量的。執政政黨，從來沒有因爲他們的地位，就排斥別人、壓制別人，稱他人爲「異類」，相反的，他們爲了戰爭的勝利、民族的安全，總儘量集思廣益，使人人有爲國效勞的機會、珍貴別的黨派及各個階層的努力。好的，有成績的，就讚揚；壞的，不妥當的，就批評。譬如，英國自由黨的《曼哲斯特導報》就讚揚「共產黨在爭取此次戰爭之勝利中，起有顯著的作用，因該黨之宣傳方法新穎靈活而有力，並在進行全國之共同事業時，彼等均能獲得甚大之效果，實使我等爲之慚愧。」同時，也有一些批評。他的批評對不對，是另外一回事。這種民主團結的精神，是值得讚揚和提倡效法的。

各個政黨派別的存在，是有其社會基礎的。已經存在了，就各自代表一種力量(被略一段)。大家在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標之下努力，更應該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幫助。這樣，反法西斯侵略的力量就能不斷增強。這是英美當局及一切呼籲民主團結的人士所洞悉和深信不疑的。自然，在共同目標之下，不論黨派間，以至於個人間，都會有關於具體問題的不完全相同的主張和辦法。但是，這是能夠獲得一致的。這裏，主要的就要靠前所舉例的民主精神了。這裏，就要靠相互間的經常接觸商討、互忍互讓(被略一段)。真能做到這點，就能夠互泯猜嫌，和衷共濟，而不會手足自殘了。全國各黨派能夠融洽的爲共同目標奮鬥到底，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國亟應提倡和效法的。

──《新華日報》1942年8月29日社論

◎有人民自由才有國家自由

立法院院長孫哲生先生①前天在憲政座談會演講三種自由，即民族自由、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他說這就是三民主義的目的。並勖勉大家要爭取這三種自由而奮鬥。我們讀了孫哲生先生演詞，覺得語語切合今天中國的實際需要，因此願略加申述。

今天全中國廣大軍民都爲爭取民族的自由而在對日抗戰，大家都認識爭取抗戰的勝利是最主要的任務，也誠如孫哲生先生所說的：「這是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的大前提」。人民有這一認識，因之能在七年艱苦抗戰中流血流汗，歷盡艱辛困苦，總是極盡忍受能事。許多國際盟友，只要一度來華考察過的，莫不爲我們軍民這種犧牲精神所感動，這是最好的證明，中國人民是以民族自由、民族利害，放在一切之上的。但是民族自由與政治自由經濟自由，是分不開的。過去對這一點，見解龐雜得很。孫哲生先生的演講，特別舉出總動員的例子，舉出盟邦募債成功的例子來說明：「要使人民力量動員起來，必須給人民以政治自由」；「人民有了政治自由就能促進國家民族的自由」。這種見解儘管如孫哲生先生自己所說，被有些人所討厭，認爲是「尾巴主義」，但是真理總是真理，全國大多數人民都會舉起雙手來贊成……。

孫哲生先生還特別告訴我們說：惟有我們的敵人日本和德國，才是只講一種自由的，他們的人民沒有政治自由，所以他們不會積極作戰。「有自由的國家不可侮，沒有自由的國家，雖暫時強大，最後還是要失敗。」這兩句話，更是不移之論，目前盟軍勝利的捷報，正在印證着這個真理。

沒有問題，三種自由在今天，從其重要性說當然是民族自由爲主；可是沒有政治經濟自由的配合，民族國家的自由是不可能的。這種血肉相聯的作用，本來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抗戰七年的今天，還待孫哲生先生來闡揚其重要，真要不勝感慨系之了。

以上是從三種自由互相的關聯和作用，來說明它的不能分割；同時孫哲生先生從時間上分析，也指出政治和經濟自由並不能一概推移到戰後去處理。他指出：英美過去有政治自由而無經濟自由，所以雖在戰時，仍不倦地在研究、在草擬戰後方案。這是別人的例子，說明雖在戰時也不推諉應該做的事情。其次從戰後環境說，大戰一旦結束，各國紛紛復員，積極振興；我們國土遭長期大戰破壞之餘，百廢待興，要做的事太多，尤其不能等到那時再談這些問題。這樣的說法，也正反映了事實的需要。

孫哲生先生這些意見，在這國際民主潮流和國內人民民主運動日益高漲的時候提出，是有益於國家、有益於人民的。他給每一個民主主義者指出了獲取自由目標的方法和道路。這正如前天座談會主席左舜生先生說的：「我們不去敦促，自由這一客人是永遠不會進我們的門的」！

──《新華日報》1944年5月16日社論原題《孫哲生先生論三種自由》

①孫哲生，即孫科(1891─1925)，廣東香山人，孫中山之子。時爲國民政府立法院院
長。1949年退居臺灣。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