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車隊開進天安門廣場的時候，象只驚慌的老鼠！

被碾壓的學生成爲一堆肉泥！

大屠殺之日天亮後，天安門附近佈滿學生的屍體和自行車殘骸。美聯社攝於1989年6月4日7時。

【人民報消息】（人民報記者肖辛綜合報導）從1989年6月4日開始，六四成爲中共永遠都過不去的坎兒。六四的最大受益者江澤民把原黨總書記趙紫陽軟禁至死，現在自己成了熱鍋上的螞蟻，頻頻出假照片企圖證明自己安然無恙。人家朱鎔基怎麼不需要這麼忙乎啊？還是江自己心裏有病。 六四又到了，我們來聽聽六四親歷者們談六四。 ◎ 坦克清場，睡在帳篷裏的學生髮出慘叫 1989年六四親歷者之一，定居德國的陳剛在接受採訪時，講述了他在當年親眼看到的坦克清場將睡在帳篷裏的學生輾死後的場面。經歷六四23年後的他反覆強調，中共不配平反六四，歷史發展的方向是隻有解體中共，懲辦兇手。 他說：「1989年6月3日晚上，我當時是幫忙搶救傷員，在五棵松路口，我看見一堆肉泥，薄薄的貼在地上，他當中有背心、人的衣服，後來我才知道那曾經是個人，被坦克碾成了一堆肉泥，當中有幾顆牙陷在肉泥裏頭，後來我才能分辨出來哪邊是頭，哪邊是腳，否則根本分辨不出來。我就隨着救護車去了軍事博物館附近的北京鐵路總醫院，看到被子彈擊中的人太多了，不光是在治療室裏頭，連走廊上到處都是傷員。當時我看見一個小夥子被擊中頭部，但是他還活着，喘一口氣吐一口血。因爲傷員太多了，只能眼睜睜看着他在那等死。」 6月4日上午，他搭車回家，和幾個從天安門廣場方向出來的北方工業大學的學生坐同一輛車。當時學生們也說，中共軍隊清場時，坦克和裝甲車活活壓死了在帳篷裏睡覺的學生們。 「他們都顯得特別悲憤。有一個小女孩一直在哭，後來我問她天安門廣場的情況，她就哽咽地告訴我，他們在被解放軍驅趕出廣場的過程當中，坦克還有裝甲車從長安街金水橋那個方向向廣場推進。在坦克軋過帳篷的時候，這個小女孩聽到在有一些帳篷裏頭就發出一片慘叫聲。」 ◎ 江是六四決策者與領導者 江澤民是六四最大的受益者，是禿子頭上的蝨子，明擺着的。 1989年5月江已經代替趙紫陽成爲中共總書記，隨後手握黨政軍三大權。如果江澤民在六四沒有特殊表現，鄧小平是不可能把江擺到這個位置上的。按照工作能力來說，江澤民簡直就是一泡稀屎。 當年汪道涵當上海市長時，江澤民當電子工業部部長。後來汪道涵請求退下，並推薦江澤民接任這個全國第二大直轄市的一把手。 80年代，市長是一把手，市委書記是二把手，因爲市長是負責全面工作的，而市委書記只是黨的會議上動動嘴的。 爲什麼汪道涵要推薦江澤民呢？因爲漢奸出身的江騙汪說，自己過繼給了被土匪亂槍打死的六叔江上青，而江上青早年和汪道涵共過事，汪道涵念念不忘舊友，於是把這點兒情用在了江澤民身上。 1985年，江澤民接任上海市長職務，把上海搞到一塌糊塗，1986年全國很多地方的經濟呈現復甦趨勢，上海人民卻連當時2分錢一盒的火柴還要憑票購買。後來中央不能不緊急調朱鎔基去上海當市長，讓江當市委書記。 江澤民是憑什麼得到鄧小平、李先念、陳雲等大佬的青睞呢？沒有人知道，只知道江澤民當上海市委書記時，1989年六四前幾個月鎮壓過上海的學生運動和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而其最大的幫兇就是有夫之婦的姘頭陳至立。僅此而已。 在境外出版的《六四日記》終於解開了這個最大的困惑，每個字都具有絕對的爆炸性和摧毀性。 《六四日記》是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鵬的日記，內容由1989年4月15日至6月24日爲止。該日記李鵬集中揭發1989年江澤民進入中央成爲三呆婊，和鄧小平把黨政軍三大權交到江手裏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因爲江本身就是決策者與領導者，所以鄧對江是放心的，相信江不會去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的呼聲至今不斷，爲了擺脫自己是六四罪魁的說法，踏着六四屍骨爬上權力最高峯的江澤民一直命親信們製造輿論，說1989年4月到6月，上海市委江書記正在上海處理學潮和《世界經濟導報》事件，不在北京。言外之意是江與六四無關。 2000年，三權在握的江澤民在中南海接見了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六十分鐘」節目主持人、著名記者華萊士，華萊士非常犀利的問及江與「六四」的關係，江的手下馬上打馬虎眼說，六四發生時江澤民是上海市委書記。 在《江澤民思想年譜》等書中，都是從1989年6月23日、24日的四中全會開始記錄江澤民有關「八九風波」的講話與活動，企圖製造「六四」屠殺與江澤民毫無關係，江沒有在北京的假象。 李鵬《六四日記》卻無情的證實了「六四」清場之夜，江澤民就在天安門附近樓上俯瞰屠殺全景。 1989年6月3日李鵬的日記是這樣寫的：「小平同志批淮了今晚的清場方案。江澤民同志在警衛大樓四樓上，從窗外可以直接看到天安門的動態。」 6月4日的日記李鵬寫道：「政治局決定加強宣傳小組，由江澤民同志負責，丁關根同志協助，起草一份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告全國人民書》。」 李鵬以明確具體的時間、地點證實了「江澤民是『六四』清場的一位決策者與領導者」，告全黨全國人民書「這份文件是江澤民同志主持起草的」。 至此，六四後江澤民獨攬黨政軍三大權的謎底，終於解開。 ◎ 中共製造鬧事證據 1989年，陳毅然女士作爲一名普通的北京市民目睹了那場驚心動魄的六四大屠殺事件，中共的謊言一直令她難以釋懷，也無法忘記。以下是2003年6月1日晚上，她在多倫多大學的六四紀念碑前向記者講述的親身經歷： 在六月三日晚及四日早，我目睹了軍車開過去的情況。在三日下午，就有許多軍車被截。作爲一名普通的北京市民，我因爲正好有空，就想親眼看看事實。 我看到有一輛軍車被截，學生們在裏面搜出許多箱子，打開發現箱子裏是許多菜刀。當時有香港記者問他們，爲什麼軍人有這些東西？回答是：「我們不知道，只是讓我們丟掉。」很明顯就是要嫁禍北京老百姓，我當時就很氣憤，決定跟着去看一看。學生用平板車把這些東西拉到新華門前，我看見新華門前掛着許多繩子，上面有許多不知道哪來的舊菜刀、三角鐵一類的東西。我覺得很氣憤，本應回家的，也沒回一直盯着西單路口那塊兒。 ◎ 中共提供鬧事工具 後來天黑了，我看見一輛軍車拉來一車的槍。當時有一操外地口音的便衣把門打開，從車上走下來，對那裏的人們說：「這些槍你們都可以隨便拿了。」同時他拿出兩個裝滿液體的軍用水壺遞給我說： 「這個，你可以拿回家去使用。」我就覺得這些槍怎麼可以這樣處理呢？這是一種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爲。槍應該嚴格地管理起來，發給老百姓後流落民間會發生什麼後果？這是普通人應該具備的基本常識。我當時是很生氣的。 我把軍用水壺打開，裏面是汽油。當時路旁有許多公共汽車被燒，後來我突然明白爲什麼會有那麼多車被點着。 第二天天亮了。 天又黑了的時候，街上的北京市民有幾十萬。站在電報大樓往後看，根本看不到頭，那麼寬的長安街站滿了人，我也是其中一員。由於有了前一天晚上的經歷，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可怕的了。晚上的時候最後一輛軍車從六部口往天安門方向拐，我們就跟着軍車往前走。 ◎ 開槍 我們唱着歌，這時，最後的這輛車就往後打槍，我前面的人和旁邊的人都有倒下的。就是說，每次槍響之後，都有人被打中。大家就把他們抬到平板車送到醫院。 我從來都沒有這樣的經歷，也不相信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當時我們中並沒有人打他們(軍人)，也沒有人罵他們，更沒有拿起什麼酒瓶、磚頭打他們。大家只是唱着歌跟着走。完全沒有必要開槍。對於當時的我來講，我氣憤已極，心裏只有一句話：「下一槍你們打死我，我根本不屑跟你們一起活！」 我想當時那麼多的人中，可能也有很多人這樣想。氣憤已經使我們變得不知道害怕了。 ◎ 共產黨可恥 我原是一名共產黨員，我真覺得在共產黨裏這麼多年，聽的盡是一些謊言，我覺得可恥，真的爲自己在共產黨當中覺得可恥。 經過六四以後，我改變很多。我回到單位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退黨，第二件事就是要辭職，第三就是要出國。這些事情我都做到了。 事情過去了那麼多年，我每想起這件事情都會發抖，顫抖得很厲害。直到2001年，我到多倫多這裏的六四紀念碑來把事情經過講出來，才好了。 經過六四，我想，讓其他人完全理解我們的這種經歷是非常困難的；而作爲我們親身經歷的人來說，是永遠也無法忘記的。 我認爲中共政府當時藉口說爲了國家穩定才如何如何，這種話大可不必講。當時的北京市民真的沒有什麼目的，只是憑着熱情，一心爲了這個國家好。中共當局爲了鎮壓無辜百姓而製造暴徒、欺騙軍隊、搞這種陰謀實在是太卑鄙、太過份了！ ◎ 38軍軍長徐勤先「寧被殺頭，不作歷史罪人」 現年82歲的徐勤先，在1989年時拒絕執行沒有時任軍委主席鄧小平簽字的戒嚴令，先是被革職，其後被判刑5年。徐勤先六四期間抗命的事件被中共當局全面封鎖，他的經歷只在海外流傳；2009年香港《蘋果日報》記者在毛澤東前祕書、中共黨史專家李銳家中偶遇徐勤先。經報導後，徐勤先與他的抗命故事始被更多人知曉。出獄後的徐勤先被中共當局安置到河北石家莊生活，現享受副軍級待遇。他在接受《蘋果日報》採訪時表示：「已經過去的事情，做了就沒有什麼後悔的。」 徐勤先並不是唯一的反對軍事鎮壓的高層軍官，一位前黨史研究員證實了當時一份請願書的存在。這份請願書由7名高級指揮官簽署，呼籲中共高層撤回軍隊。他們認爲，「人民的軍隊屬於人民，而不能用來對付反對者，更不能用來屠殺他們。」徐勤先認爲學生的抗議是一個政治問題，應該通過談判加以解決。 中國歷史學者，曾爲《炎黃春秋》副主編的楊繼繩曾經透露自己的六四親歷：1989年他正在新華社工作，六四鎮壓後的清晨，他到達木樨地——那裏也是中共軍隊發起最猛烈鎮壓的地方——看到了遺棄的自行車、被燒焦的汽車和凝固的血跡。望向周圍他還看到了彈孔，到處是令人不寒而慄的景象，對面的牆上有血紅色的大字：「人民的血」；迄今爲止，依然沒有「六四鎮壓」確切的死亡數字，關於被坦克輾壓或被炮火炸死的平民，在不同的出處，從幾百到一千多人不等。 楊繼繩這位「六四事件」的親歷者多年後在他的一本書《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修訂版）》中，詳細記載了當年徐勤先拒絕參與戒嚴和鎮壓學生的過程：「當時，徐勤先因患腎結石在北京軍區總醫院就醫……5月17日，徐勤先接到北京軍區的開會通知。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李來柱宣佈中央軍委命令，讓軍長們當即表態。其他軍長沒表示不同看法。徐勤先說：『口頭命令我無法執行，需要書面命令。』李來柱說：『今天沒有書面命令，以後再補。戰爭時期也是這樣做的。』徐勤先說：『現在不是戰爭時期，口頭命令我不能執行！』李來柱說：『那你就給你的政委打電話，傳達命令。』」 書中繼續寫道：「徐勤先給政委打了電話，然後說：『我傳達了，我不參與，這事和我無關。』說完就回醫院。他回來後同朋友談起這件事時說，他做了殺頭的準備。他說：『寧肯殺頭也不能做歷史的罪人！』」 旅美學者歷史文獻學者吳仁華，也是六四事件的親歷者和見證人，多年間追索六四鎮壓真相及被鎮壓的軍人的去向等，著有《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等。他早前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曾披露徐勤先抗命被判刑外，還有當時北京軍區第28軍軍長何燕然、28軍政委張明春、39集團軍116師師長許峯等，皆因當年不願執行命令，受到降職調職等處分。 ◎ 有人懺悔、有人升官 2014年六四前幾天，解放軍39軍1164高炮團前中尉李曉明在香港NOW電視臺講述了「六四鎮壓」中的親歷，數度落淚，並稱這是他畢生的恥辱。李曉明披露：「當時本部在瀋陽的39軍從北京城東向天安門廣場開進，途中被民衆以肉體阻攔，要求他們不要向學生和老百姓開槍。6月3日晚，他們被告知，在上峯有暴徒打死軍人，聽到消息之後他們每個人都義憤填膺，此時，上級將子彈發給了他們，並且命令他們不惜一切要開進天安門廣場清場。每個人都獲了幾百發子彈」；他所在的39軍在6月4日凌晨開進廣場後，發現已有其他部隊鎮壓了在廣場的學生，其後他們負責協助警方追捕在逃學生和民運人士。一直到當年7月他們才返回瀋陽駐地。 」 另一位在八九民運期間濟南軍區的戒嚴部隊士兵張世軍，近年曾多次公開祭拜六四死難者，並向死難者家屬表示懺悔。 2009年張世軍向胡錦濤上書《一個戒嚴戰士公開信》，要求爲個人和六四平反。其後遭到當局打壓多次失蹤。2012年張世軍曾與德國之聲記者通過新浪微博私信交流，不久後他身着舊式軍裝在天安門廣場拍照，該照片在當年的六四紀念日前夕再度觸碰中共敏感神經。德國之聲數次根據張世軍留下的固定聯繫電話和手機與其聯繫，均無法撥通。 2014年4月29日，一位六四前戒嚴軍人、藝術家陳光在其位於北京宋莊的工作室，邀請一些朋友觀看了他紀念「六四」的行爲藝術。5月7日，4名國保帶走陳光並將他關進了北京通州看守所，當局並未公佈對陳光的拘留理由。 吳仁華在早前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曾表示，中共在「六四鎮壓」中，從北京、瀋陽、濟南、南京等軍區抽調了十幾支部隊、出動了約25萬軍人：「其中以38軍和27軍出動兵力最多；六四大屠殺中，向天安門廣場武力挺進的陸軍第38軍、39、54集團軍和空軍第15空降軍是四大主力」；他還透露，與徐勤先等人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六四屠城後，軍隊論功行賞，他多年間追蹤這些執行鎮壓命令的軍官，獲悉很多人得到犒賞、提拔。 其中徐勤先原在的38軍政委王福義升任北京軍區副政委並授予中將軍銜；參謀長劉丕訓升任副軍長被授予少將軍銜。 這些人現在怎麼樣呢？沒有一個平平安安的。別說是他們，就是鄧小平，遺囑也要求把自己的骨灰給撒了，也怕被鞭屍。（肖辛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