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魔窟!馬三家求救信主角現身美國(多圖)
 
——專題:爲此不惜付出生命的代價
 
陳東
 
2017年5月23日發表
 



馬三家求救信主角、化名「張良」的孫毅逃離魔窟,現身美國。



發現萬聖節裝飾品盒子裏求救信的基思女士。

【人民報消息】一封匿名英文信不可思議的到了美國東南波特蘭車輛捐贈經理、42歲的朱莉·基思(Julie Keith)女士手裏。

2011年10月份萬聖節前,基思女士去Kmart廉價連鎖店買了一個標價29.99美元的萬聖節飾物。通常我們買了一些東西,然後就把它們遺忘在某個角落裏,基思也是一樣。到了2012年秋天,她曾考慮把這個還未打開的萬聖節飾物盒捐出去。但10月份的一個週日下午,基思女士改變了主意,因爲她女兒的生日恰好在萬聖節前的幾天,於是把它從儲藏室拿出來,準備爲女兒5歲生日裝飾房子。

據《俄勒岡人》2012年12月23日的報導,這個萬聖節飾物盒在她的車庫裏放了整整一年,她都不知道在這盒裏藏着一封用生命寫就的求救信。

基思撕開了盒子,扔掉玻璃紙,突然發現了這封手寫的字跡潦草的英文信。信只有一張紙,被折成三折,塞在兩個保麗龍做成的飾品之間。

信中寫道:

先生:

如果你偶然購買了這個商品,請善心的將它發給世界人權組織。成千上萬在中國共產黨政府迫害下的人會感謝你,永遠記住你。

這個商品是中國遼寧瀋陽馬三家教養院二所八大隊生產的。

在這裏做工的人,被迫每天工作15小時,沒有任何週末和節假日。否則,他們會被酷刑折磨,打罵體罰虐待,幾乎沒有報酬(每月給10元人民幣,約等於1.6美元)。

在這裏做工的人,平均被非法勞教1-3年,其中很多是法輪功學員,他們完全是無辜的人,只是與中國共產黨有不同的信仰。他們往往遭到比其他人更重的懲罰。

信沒有署名,也沒有日期,但是卻註明了地點「中國遼寧瀋陽馬三家教養院二所八大隊」,太具體了,太容易被秋後算帳了!

基思女士生活在美國,也許還意識不到寫信的人可能將爲此舉動付出生命的代價,不過她依然很震驚,甚至感到一陣眩暈,她坐了下來。

她想到的是,這個寫信的人該有多大的勇氣才能把信放到盒子裏。如果被抓住了,會發生什麼?!


孫毅在馬三家勞教所寫的匿名英文求救信。
不確定從哪裏做起,基思把信掃描成圖片傳到臉書上,在圖片下面寫道:「我在萬聖節飾品盒子裏發現了這個」。

她將求救信照片放上臉書之後,俄勒岡當地報紙做了頭版報導,美國聯邦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下屬的國土安全部門開始啓動調查。此事引起了《紐約時報》和美國有線電視網(CNN)等媒體的強烈關注。中國馬三家勞教所被置於國際鎂光燈下,中共勞教制度及其酷刑引起了世界的關注。

經過幾個月的探尋搜索,CNN找到了寫求救信的這位男士,並於2014年11月6日對他進行了專訪。爲了保證他在大陸的安全,採訪中他化名「張先生」。「張先生」說,2008年他被關押在馬三家勞教所二所八大隊,被迫奴工勞動,期間他把二十多封信偷偷塞進了出口的萬聖節裝飾品中。他還講到了自己因爲堅持信仰遭受長期酷刑。CNN出於安全需要,在視頻中對他的面容做了虛化處理。

2014年12月,曾任《紐約時報》特約記者的杜斌在香港出版了《馬三家咆哮──從東半球到西半球的墓誌銘》,也記錄了他找到的這位匿名寫信人在馬三家勞教所的經歷。書中寫道:「他說,他是『在馬三家期間受酷刑折磨最嚴重的人之一』。」

2015年,以這位匿名寫信人爲主人公的敘事性非虛構文學《馬三家來信》在海外媒體連載時,同樣爲了安全起見,這位匿名寫信人的書中化名是「張良」。

2016年12月6日,「張良」到了海外;現在,他終於可以公開自己的真實姓名:孫毅。

孫毅簡歷

孫毅,漢族,定居北京。1966年10月9日出生在山西省太原市。1987年從大連工學院(現名:大連理工大學)船舶內燃機專業畢業。1994年起在北京中油測井公司任職,至2001年9月30日,因修煉法輪大法被公司除名。

十幾年來,他多次被非法關押,遭受了嚴重的酷刑迫害。

● 2001年10月至2002年7月,被北京朝陽公安分局綁架,先後被關押在北京朝陽看守所、「北京市法制培訓中心」(即洗腦班,位於北京大興區天堂河勞教所)、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俗稱公安七處)和北京市公安醫院病犯科,期間多次被野蠻灌食和上「燕飛」酷刑;

● 2002年10月30日至2002年11月30日,被北京石景山區公安分局綁架,先後被關押在北京石景山區看守所和北京市公安醫院病犯科,期間被野蠻灌食和上「燕飛」酷刑;

● 2003年6月至2003年8月,在廣州天河看守所和廣州第一勞教所,被關押42天。期間在洗腦班、看守所、勞教所和醫院,被野蠻灌食和上「穿針」酷刑;

● 2004年10月至2005年5月,在北京市安全局看守所和洗腦班,被關押7個月,期間在安全局看守所和醫院,被野蠻灌食和上酷刑;

● 2008年2月19日至2010年9月8日,被判勞教,在遼寧瀋陽馬三家勞教所二所八大隊和一所三大隊被關押2年7個月,期間被強迫從事奴工勞動7個月;遭酷刑折磨24個月,酷刑除野蠻灌食,還包括「抻床」「上大掛」「上開口器」「死人床」「關小號」等。

從馬三家獲釋後,孫毅一直默默地居住在北京。2012年,他在馬三家勞教所寫的求救信被朱麗·凱斯發現後,引發國際關注。2014年11月,他接受CNN採訪,承認自己寫了求救信,但沒有公開真實身份。

2016年4月20日,孫毅正在外地,北京石景山分局突然非法抄家,並向其家人追問其下落,致使他有家不能回,再次流離失所。11月29日,孫毅在北京通州法院準備旁聽同修的庭審被綁架,四天後因身體原因被取保。12月6日,孫毅成功逃離中國,來到美國。

2017年2月他接受了特約記者李新宇的採訪。

「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就像一座大勞教所。」

記者:您寫的這封求救信三年前曾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由於以前您一直沒有公開身份,很多人都很關心您在大陸的情況,您可以講講您出國前的狀態嗎?

孫毅:雖然求救信在國際上曝光,但因爲我在大陸,所以一直比較低調吧。但2016年4月以後,剛剛比較安穩的生活又回到前些年迫害嚴重時的狀態,與我經常密切聯繫的法輪功同修陸續被抓,我也因爲警察抄家,甚至追捕到我的家鄉,我再次有家不能回。爲了防止監聽監控,我不能給親人打電話,甚至有時只能在乘坐公交車或地鐵行進中打開手機網絡與人聯繫。刮鬍刀、牙刷等洗漱用品每天我都隨身帶着,因爲居無定所嘛,不知晚上到哪裏借住。那個時期,妻子每天晚上都要等候到我報平安的信息,才能放心入睡,否則就會擔心我是不是又出事了。

其實從九九年後,我多次流離失所,妻子就一直生活在恐懼中,我們不能像正常夫妻那樣用電話聊天、溝通感情。有一次我在外面,爲了給妻子報個平安,就用公用電話打了她單位的電話,後來單位領導找妻子談話,她才知道單位電話被監控了。求救信的事在海外曝光後,她就更加不安了,擔心中共會對我進行報復。這些年我基本不用手機,而主要用網絡聯繫,妻子用微信也只是發一個表情圖案,暗示關注一下郵箱,不敢多說什麼。

出國前一週,我怎麼也沒想到,僅僅因爲旁聽同修的庭審,我就被綁架了,幾天後我因身體原因被取保時,一起被抓的二十幾個人仍被關押在看守所裏。出來後,我決定要逃離這個國家。去機場的那天清晨,北京又是陰霾天,我感覺也非常壓抑,直到順利通過邊防檢查前,心都一直吊着,不知道能不能順利出境。

記者:出關後您有什麼感想?

孫毅:禁止出境的事給我印象特別深,我曾經的辯護律師江天勇就是不久前被禁止出境的,王治文也是幾個月前在機場被撕毀護照禁止出境,我知道很多同修也都出現了被限制出境的情況,近期看新聞又了解到目前有更多的維權律師以及他們的家屬都被限制出境了……這意味着,如果你被上到他們內控的黑名單,你可能就會被禁止從正常口岸離開中國,而且你毫不知情,一直要等到你買好機票、準備好一切,到最後一步出邊防時,才會通知你。這特別讓人感受到中共政權的陰損毒惡,讓人感到一種出離憤怒、一種徹底的無可奈何、一種莫大的污辱。所以出關後,我最大感想就是:終於獲得自由了!終於從這個無形的監牢中逃出來了。

記者:您給朱麗·凱斯的感謝信中說,「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就像一座大勞教所。」現在中國勞教制度已經廢除了,迫害還是那麼嚴重嗎?

孫毅:對,勞教制度已經廢除,馬三家等勞教所也都解體了,環境似乎有了一些寬鬆,但對法輪功學員無形的監視、監控迫害並沒有停止。2015年僅在北京,我認識的幾個同修,因爲印發真相傳單、打真相電話、講真相、控告江澤民、掛條幅,甚至在自己家門口貼副春聯,都有被判好幾年的。每逢中共開個什麼會,或者「四二五」、「七二零」敏感日期,都會有我熟悉的同修被抓。

有一次,我和一位大姐約好第二天早上在地鐵站見面,可是左等右等沒看到人。後來才知道她一大早被一夥警察堵在家門口,又一次被抓捕了,再後來知道她被判刑一年半,到現在也沒出來。不久前的這一次,我和其他同修僅僅想去旁聽同修的庭審,就被抓了二十多人,這種濫權執法已經到了超乎常識的程度了。

還有,現在全方位的監視設備、網絡控制和封鎖、電話竊聽技術,在中共專制下的中國越來越被加強來對付法輪功和其他弱勢羣體,使中國民衆的人權狀況和生存空間被壓縮得越來越狹窄。這一切都使中國越來越成爲一個技術現代、裝備齊全的最大勞教所。

如今,我已經成功逃出中國這個牢籠,也是不幸中的萬幸吧。但想想那些已經被判刑、即將被判刑及還在被關押的同修,想想給我辯護的江律師「被失蹤」後沒有任何音信,心裏真不是滋味……

記者:能談談這些年您在國內主要做什麼嗎?

孫毅:1999年7月20日迫害前,我在北京一個公司工作,2001年因爲受迫害被單位除名,此後我就沒有工作了。我就一直開始在大陸做專門的技術支持工作,主要給法輪功學員提供各種技術幫助,比如電腦、手機、打印機等相關設備的調配、維護等。

其中最主要的是幫助他們突破網絡封鎖,如果不能突破網絡封鎖,國外的信息傳不進來,國內的信息也傳不出去,那麼人在中國就成了聾子、瞎子,也很難溝通,很難形成整體來共同對抗專制極權,迫害就會更加嚴重。這是抵制中共專制的基礎性建設。目前在大陸做技術支持的人越來越多,人們翻牆也越來越容易了。

同時我也致力於讓一些老年及文化程度不高的人都能很快學會使用電腦、輕鬆上網的普及技術工作。

記者:到國外後,您有什麼感想?

孫毅:在自由社會待時間長了,就不太能感受到自由的可貴了,更多可能感受到的是生存壓力及對異域生活的不適應吧,包括孤獨、懷鄉、想念親人等等。那就看你把什麼東西看得更重要了。這一點我覺得有些動物比人類更容易保持天性吧,比如狼,它寧可享受自由,孤寂地在曠野外辛苦覓食,甚至也可能會餓死吧,但它絕對不會願意被關進籠子,讓人類豢養以至終老。而很多人,在極權體制中,因爲無奈、因爲孱弱、因爲監禁太久以致絕望等等許許多多的原因吧,漸漸地就喪失了這點追求自由的天性了,用他們的話說:「只要能活着就行了,要自由幹什麼,當飯喫嗎?」所以怎麼說呢,只能說是人各有志吧。


中共警察施行的酷刑「抻床」(孫毅繪)。
記者:以您爲主人公的非虛構文學《馬三家來信》詳盡描述了您遭受的酷刑,對普通人來說駭人聽聞啊,請問這些描寫與您實際遭受的相符嗎?一些酷刑插圖是您親手畫的,是嗎?

孫毅:關於酷刑,那本書除了人物是化名外,敘述得非常真實,沒有虛構。而且,在我郵寄求救信之前,我遭遇的酷刑還沒有嚴重到這種程度。

畫畫對我太難了,當時想的是,如果我自己能把酷刑場景描繪出來,應該比畫家畫得更真實吧。我沒有學過畫畫,而且也不習慣用紙筆畫,那些圖是我在電腦上畫的,擦了無數遍才畫成。

「警察被分成三組,在不同時段給我上刑,他們每天上班的工作就是輪流過來上刑。」

在馬三家的法輪功專管隊裏,最早的酷刑是高壓電擊,但電擊留下的疤痕,很難在短時間內褪去,這樣就留下了迫害證據。所以後來警察們學會了抻刑,他們認爲抻刑比電刑好,簡單易行,幾條被單加上一個架子床就可以了,能使人極端痛苦;如果把握好分寸,又不容易留下明顯外傷。

這張畫的只是抻刑的一種姿勢,其實抻刑有很多種姿勢。上刑地點是在專管隊大隊長辦公室,那裏當然沒有監控了,屋裏專門放了這個普通的鋼架子床,警察的警服啊毛巾啊有時就掛在上面,床板一卸,這個架子床就成了刑具。

當時給我上刑是隊裏每天例行的公事,警察被分成三組,在不同時段給我上刑,他們每天上班的工作就是輪流過來上刑。

一種抻刑姿勢習慣後,身體通常就麻木沒有痛覺了,再繼續抻就不起作用了啊,於是他們會增加上刑次數和強度。後來呢,他們就反覆測試你在各種角度下的耐受力,發明出各種花樣抻法,還給這些抻法起名玩,什麼「金雞獨立」「五馬分屍」「劈大叉」等等。總之就是想方設法把我的身體拉抻到最痛苦狀態吧,爲了加大痛苦,警察也會用菸捲燻嗆我,所以我畫了一支菸伸過去。其實他們經常是點着一大把香菸放在你鼻子下面燻你。

抻刑之後把人放下來,通常身體就不過血,麻了,警察就派幾個勞教人員給你「松骨」,就是讓你血脈流通,他們踩胳膊、踩腿,把腿抬起來回地彎,捏每根手指頭,一方面不讓你出意外,一方面是讓你恢復痛感,恢復痛感再上刑才起作用。

爲了讓這種酷刑不出大意外,隊裏配備了專門的醫生,但還是有人會受傷,一般不是骨傷,是筋被抻壞了,走起路來就跟殘廢人一樣了。

孫毅的敘述讓我們感到,正信這個東西雖然摸不着看不見,但卻實實在在的存在着,這是一種物質,是可以使人爲之放棄人世間一切的無價之寶。(文/陳東)△

(人民報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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