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諸多評論中，大多數卻是流露出對這位女教師的同情之意。更有人直言社會現狀便是「笑貧不笑娼」，只不過這位女教師把別人偷偷做的，明目張膽的說出來罷了。

這裏姑且不去推測此事件主角是何用意，無論是真如個別人所言是自我炒作也好，還是因爲生活窘迫而發的憤慨之言也好。即使是通過各方人士對此事件的評論，亦足令我們停下忙碌的身心來想一想，是否我們的民族、我們的社會，真的走到了「師不如妓、貧不如娼」的地步？

在網絡上查了一查，其實早在1932年，民國政府曾規定6月6日爲教師節，「新中國」的「教師節」最初是和「勞動節」在一起的，而在「文化大革命」時教師成了「臭老九」，自然是沒資格過節的。1981年部份政協委員聯名提議恢復「教師節」，卻一直反覆提議、反覆探討到1985年才通過。「紅朝」史上，尊師重道的過程，實過坎坷。不過，在上世紀80年代直至90年代初期，「人民教師」還是享受了一段時間的「崇高評價」的。然而不幸的是，到90年代後期，尤其是近十幾年來，「人民教師」的名聲卻是一落千丈，社會上更是流傳「新時代幾大公害：公檢法國地稅，醫院教師黑社會」這樣的說詞。

如若真的坐下來探討一下，爲何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尊師重道」的傳統現如今淪落如此，猜想絕大多數人會把罪過推到「經濟高速發展、經濟社會知識貶值」上去。然而遠看歐美、近看日韓，不少親身遊歷者卻在反覆宣說人家是如何的尊重「有學識的人」。而其中，至少令筆者覺得相當有說服力的一句便是，「因爲人家搞的是『知識經濟』，而我們搞的是『勞動力經濟』，所以才會有所謂的『知識貶值』」。——聽過之後，不禁唏噓。

其實回頭看一看「紅朝」的歷史，在「黨指揮一切」的政策之下，就算是院校科研機構，一切「專家學者」亦要屈從於「黨政一把手」的指揮之下，直至現如今連「黨僕」自己都意識到的「官本位」（以官職大小決定社會地位）現狀下，「尊師重道」恐怕只能成爲炎黃祖先能夠遺留下來、我輩卻難得繼承的「遺產」了。

如此回頭再看「師不如妓、貧不如娼」的現象，筆者妄下推斷，一則是因「紅朝」治下「權力高於真理」，是故教授真理的「師道」便失卻了本應有的社會地位；二則是「紅朝」自上而下，妄顧民族前途，僅將國民當作「創造GDP財富的機器」，國家導向於此，又如何怪市井之民逐利而往。

是故，觀衆家評判「寧爲妓不爲師」之時，僅謂及教師如何辛苦、收入如何低下，該如何提高教師收入、社會地位等等，實覺誤矣。各行行業的收入再高，亦高不過那「黨的政策之下先富的一部份公僕、黨僕」；各行各業的地位再高，亦高不過那「代表黨在指揮、管控着一切的公僕、黨僕」。大家心知肚明的這個惡性循環不打破，一切盡是空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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