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北大领导骄傲的是，北大不仅出富豪，同样也出高官。除了曾出过9名中央常委外，一些新崛起的高官在中国政坛正在成为不可低估的力量。据《南方周末》报导，目前拥有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员数量正呈上升趋势。截至2007年5月底，据不完全统计，拥有北大教育背景（曾在北大就读的本科生、研究生等）、在任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共有57人，其中陕西省省长的袁纯清、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春华、陕西省省委书记赵乐际、河北省省长郭庚茂等16人为正省部级官员。据悉，这些人中不少人被北大视为“杰出政治校友”。

北大除了出富豪、高官外，还造就了不少让中共喜、让百姓无语的教授们。比如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经济学专家厉以宁、法学院教授孙东东、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等。他们的惊人言论有：“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如果推行西方民主改革将带来毁灭性结果”、“记者是中国的一大公害，要以法律武器打击汉奸记者”， “美国人民并不自由，而且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让北大羞于启齿的是，北大也出了若干杀人犯。除了几个月前曝光的毕业于北大、后赴美学习工作并涉嫌“铊杀”亲夫的李天乐外，还有此前在美国行凶的3个北大毕业生，他们总共杀死了7人。

第一个北大毕业的杀人犯是卢刚，他在1991年11月1日下午开枪杀死了4名美国教授和行政人员以及自己的师弟后，自杀身亡。第二个杀人犯是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刘颖，她在硅谷任电脑工程师。1993年，因与丈夫闹离婚，她开枪杀死丈夫后同样饮弹自尽。第三个杀人犯是北大毕业的张栋，他因“情变”将女友掐死。

很显然，造成上述4人杀人的根本原因是自我约束力太低甚至缺乏，一旦遇到挫折，就以死相拼。这4个杀人犯的背后虽然折射出中国教育模式的弊病，但身为所谓“一流大学”的北大就没有责任吗？

当然，1949年后的北大不仅曾出过文革期间贴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也曾出过敢于说真话、反对文革、反对毛泽东的林昭、林希翎等勇士。可是迄今我们不见北大校方公开表达对这些勇士的崇敬，反思黑暗岁月中的悖逆行为，而是任其湮没在历史中。这样的北大何曾体现了兼容并包的人文精神？何曾拥有独立的精神、非凡的气度？

令人遗憾的是，出过富豪、出过高官、出过御用文人、出过杀人犯、出过勇士……的北大，唯一没有出过的是大师。遥想民国时期，北大可是大师辈出，辜鸿铭、黄侃、熊十力、胡适、傅斯年、钱穆、梁漱溟……哪一个不是论着等身？哪一个不是特立独行？

而在当今社会，当世界顶级名校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都在较量出了多少个诺贝尔奖得主时，头顶光环的北大却似乎更愿意炫耀出了多少富豪，出了多少高官。俨然中，北大已经成为培养富豪、高官的摇篮。

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说过:“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而今的北大似乎正在将其改为：“大学，乃大款、大官之谓也。”呜呼哀哉！北大是不是有些不务正业了呢？没有大师的北大还能担得起“京师大学堂”这样的地位吗？

或许，北大人会为自己辩解：大环境如此，我们又能怎么办？是啊，还能怎么办呢？但至少不必将造就了多少富翁、出了多少高官拿来炫耀吧。至少我希望，培养不出大师的北大能够为培养了多少善良、正直、勇敢、有良知、有爱心的毕业生而感到骄傲！能够为培养了多少有担当的人才而无比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