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1947年生於北平（北京），其父當時在國民黨軍隊中任普通文職官員。1949年，軍長帥全軍將士在湖北金口起義，編入中共解放軍，每人發予「起義光榮」的證書。中共建國後，軍長張貞授以高官，享受「統戰」待遇。胡平家的大門也掛上「光榮軍屬」的紅木牌。

1952年，解放軍進行整編，將起義舊軍人遣返，其父回到原籍河南省許昌蔡莊。不幸正趕上全國上下的「鎮反運動」（鎮壓反革命），根據最高指示，各地公安部門都必須「殺一批，關一批」，胡平的父親以歷史反革命的罪名無辜遇害。

直至1983年，三十一年之後，胡平的母親才收到許昌法院的一紙平反證明書。當時誤殺、錯殺、亂殺多如牛毛，解說爲「歷史原因」，罪魁禍首仍供若神明，自然無人承擔罪責，更無任何補償。

胡平成長於四川成都市，小學、中學都是學校裏最優秀的學生，功課總是第一名，初中畢業考試成績全市名列前茅，曾連任小學少先隊中隊長、大隊長，中學學生會負責人。

1969年3月，胡平與成都十九中的八百餘名同學一起「上山下鄉」，來到四川最南邊的渡口市郊區（現爲攀枝花市），胡平分配到總髮人民公社總髮大隊總髮三隊。全村二十名下鄉知識青年，十二個男生，八個女生。

護送學生下鄉的唐老師向生產隊長介紹胡平是學校裏的最聰明的好學生。同時學校工宣隊（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也向公社政工組移交了學生的檔案，並着重指出胡平家庭出身不好，有思想言論問題。公社的幹部頓時警覺到「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一到農村，知青們馬上就發現這裏的階級劃分是極爲分明，原地主、原富農及各類階級敵人連同他們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無情地被踩在腳下，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遭受著名正言順的的歧視、奴役與蹂躪。

當年的「殺、關、管」,「地、富、反、壞、右」，胡平是繫於最高級別，與共產黨有殺父之仇，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的，可想而知，胡平下鄉伊始便馬上成爲階級鬥爭的活靶子。更可怕的是，胡平讀書好學，關心時事，思想活動多了一些，經常發表一點言論。那個年頭的最大罪名就是「思想反動」，有思想則反動，有言論則玩命。

1970年秋末初冬，成都市公安人員下鄉調查一起兇殺案件，重點目標是那些出身不好的知青。此案與胡平毫不相干，卻啓發了總髮人民公社的階級鬥爭。11月12日，公社領導親自主持召開「批判胡平大會」，主要罪狀是家庭出身與思想反動。會上揭發胡平閱讀並談論黑格爾等西方反動書籍，散佈 「抓革命，促休息」等反動言論。（毛主席語錄：「抓革命，促生產。」）

批判會上一些社員揮揮拳頭，喊喊口號，不過是逢場作戲，一些知青明哲保身表示劃清界線，胡平都不在意，唯有幾個多年的好朋友，沒一個敢站出來打抱不平，讓胡平十分傷心。

當天夜裏胡平難以入寐，開始意識到他的處境是任何人都幫不了的，不再埋怨自己的朋友們，他也予感到還將有更大的禍患在等待着自己。胡平壓下滿腔的憤恨，第二天寫了份「自我批判檢討書」, 以防政工組抓住不放，繼續深挖。這是胡平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低頭認罪」。

「以階級鬥爭爲綱，綱舉目張。」這是任何黨組織的首要任務，對胡平的整治也只能有增無減，開始劃歸另類，責令與地富分子一起幹活，在嚴厲監視之下，胡平已身陷半勞改管制。

胡平深感父親的陰影與他的命運聯繫得越來越緊密了。以前，父親的概念對於胡平是十分模糊的，母親從來不提父親的事，這是全家最忌諱的話題。只是在胡平面臨高中畢業報考大學時，姐姐向他吹了點冷風。姐姐高中畢業時，高考成績優秀，但因爲家庭出身問題，所志願報考的大學都不敢錄取。

家庭的不幸，社會的不公，讓胡平真知灼痛地感受並早先認清中共專制的僞善。尤其在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火紅歲月」，荒謬、瘋狂、殘暴愈演愈烈，整個大陸沉淪到歷史最昏噩的時代，到哪去說理？胡平決心反抗，但暫時還不能以卵擊石，當務之急是要先跳出火坑。

與胡平同屋的姚革，是胡平最好的朋友，同是十九中老高三的同學，又是學校同一個造反派組織的老戰友。姚革出身好，生產隊培養他當獸醫。胡平被批鬥的前後，大隊和公社的幹部多次找姚革談話，警告他必須站穩階級立場。姚革在公開場合不敢再與胡平親近，暗中還是相互交流肺腑之言。

一天深夜，胡平悄悄向姚革傾吐了心底的悲憤，面對終將來臨的滅頂之災，胡平斬釘截鐵地說：「長痛不如短痛！」姚革聽得心驚肉跳，他深知胡平在鄉下將會越陷越深，也只有這條血路可以逃生。在那天理喪盡的日子，幸好還有人情尚存，姚革大義凜然，含淚願爲朋友撥刀相助。

毛澤東親自發動的轟轟烈烈的驅逐城市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運動一開始，就遭到民衆的不滿與抵制，由於農村條件艱苦，衆多的下鄉知青患重病或受重傷，無法繼續承受農村的重體力勞動，在社會的壓力下，開始允許知青辦理「病退」「殘退」回城。雖然政策允許，但胡平之類就是有病，也是在劫難逃，必須付出最大的代價。胡平先想到抬水泥電線杆時將腿砸傷，但實施起來很難掌握分寸，腿的用處實在太大，實在捨棄不得。猶豫來，猶豫去，設想了很多方案，下了好幾次決心，事到臨頭又都放棄了。翻來覆去摸着全身上下，最後還是決定犧牲左手，相比易於操作，只要在軋草時，左手往前多伸一點，一下子就大功告成。然而最難的還是要做得天衣無縫，並且必須要有一位有公信力的目擊者做證。

胡平與姚革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認爲要先拉開與批判會的間隔，以防反遭指控預謀逃避「上山下鄉」。從70年底至71年9月，胡平一直忍辱負重，埋頭苦幹，等待時機。

1971 年9月12日，是個週末，十九中的先進知青代表梅耀農上區裏開會後來村裏串門。梅耀農曾是成都「8-26」造反派十九中分團團長，下鄉前是十九中革委會副主任（主任都由工宣隊代表擔任），他出身紅五類，在農村表現積極，被樹立爲四川省光榮模範下鄉知青典型，後提拔爲渡口市委副書記。

胡平看着梅耀農跳步走來，頓悟天賜良機，給一個暗示，姚革心領神會，盛情拉住梅耀農，要他「宵個夜」再回去。

晚上八點多鐘，胡平邊砍柴邊燒火，姚革舀開水灌熱水瓶，趁梅耀農與另外兩人不注意，故意將熱水濺到胡平的右臂上，胡平趕緊用砍刀往左手上砍，先砍了一刀，不夠狠，又連砍兩刀，然後大叫一聲，胡平的左手頓時一團鮮血，梅耀農與其他兩位同學趕緊圍過來，不知如何是好，姚革立刻拉着胡平往外走，喊着快送幹校醫務室。

走出廚房的院子，胡平攥着砍傷的左手大拇指說：「哎呀，不成，沒砍斷，要補火！」

姚革跑回到住房，匆匆把騸豬的手術刀找了出來，揣在兜裏，馬上跟着胡平奔向幹校。

渡口市下放幹部集中營就在村邊，走出村口，一片漆黑，四下已無人影，路過水渠旁，胡平蹲下，把左手放在一塊大石頭上，連說：「得補，得補，得補一刀！」姚革掏出刀子站在水裏，又揀起一個石塊，把刀按在砍傷的手指上，用石頭往下砸。第一下砸得很輕，姚革還下不了這個狠心，第二下也砸得不夠有力。胡平有些着急： 「不成，再來！再狠點！」

石塊砸的第三下，拇指往上一跳。因爲下邊的大石頭不平，所以還有一點皮連着。血冒出的更多了，胡平滿意地說：「這下成了。」

姚革把大石頭上的血跡用水沖掉，收起手術刀。刀子沾着朋友的鮮血，十指連心，心如刀攪。

過了橋就到了「五七」幹校。幹校的人馬上找來醫生，在醫務室給胡平的手上打了一針，醫生顫抖地用紗布把斷指包好，急切地說：「趕快叫車，馬上送到大河醫院！」

幹校派了一輛吉普車，胡平與姚革坐在後邊，一名幹部與司機在前。司機抄近路要穿一條小河，平時一踩油門就過，可是此時卻在河中心打滑，耗了一個多小時。胡平咬緊牙關，一波三折，還需把消息傳開。

幹部找來附近的一些老鄉，終於把汽車從小河裏推了出來。

在大河區醫院的急診室，一位姓王的外科醫生值班，王醫生胖胖的北方人，小心翼翼地擦乾淨傷指，唏噓地說：「只有截肢。」

胡平暗喜，卻哭喪地說：「大夫，您受受累，不能給接上啊？」

王醫生說：「你的心情我理解，我告你實話，這種斷指再殖的手術，我們這類醫院沒有一例成功的。」

胡平傷心地說：「大夫，反正都斷了，您就看着辦吧。」

王醫生抬着胡平的左手，輕輕地捏了又捏，說：「你是知青吧，這麼年輕，多可惜呀，我試試吧，你的骨質還比較柔軟。」

又來了一位姓趙的麻醉師，活潑的天津人，在胡平的胳膊上打了一針麻藥。胡平踏踏實實地躺在手術床上，幾個月絞盡腦汁策劃的苦略終將完成。胡平側着臉看見醫生把一根長釘子從拇指上端往下釘了進去，不久便昏睡過去。

送到病房後，胡平半醒過來，看着包裹的左手，悲喜交集，似乎抬頭是岸。但是拂曉之時，左手突然劇烈疼痛，忍無可忍，一時後悔莫及……

第三天，醫生來查房，醫生打開紗布看了看胡平的手指，笑咪咪地說：「啊，沒有發炎，哎，可能接好了。」

護士叫來王醫生，王醫生似乎不太相信，捧着胡平的左手，仔細地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最後興奮地喊道：「活了，活了，肯定接活了！」其他人也激動地祝賀這第一例斷指再殖成功！

這倒是給胡平潑了一盆冰水。胡平躺在床上，暗自盤算，這豈不是前功盡棄，白遭了一茬罪。胡平一肚子苦水不斷湧向心頭，幾次想破壞手術的成功，但一看到醫生護士們慈愛欣喜的目光，他再也下不了這個狠心了。

天意不可違。胡平想來想去，還是全身爲上，出院之後就說斷肢再接，筋絡不通，拇指不能活動，誰無同情之心？

王醫生在醫院碰見女知青陳小玲，興奮地講述了胡平的手術成功。陳小玲的母親正巧是十九中的語文教師劉福春，文革中被整得很慘。文化大革運動初期，全國各地的中學校園是最血腥的，胡平非常同情學校裏被批鬥與折磨的老師，1966年11月，胡平第一個貼出大字報，呼籲所有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師一律平反，並串聯牛棚裏的班主任郝老師，裏應外合，一舉把關進牛棚的老師全部解放，在胡平的鼓動下，「牛鬼蛇神」寫出《造反宣言》，理直氣壯地發動了一場解散牛棚的「革命行動」。當時這是何等敏銳與勇敢的壯舉。

偉大領袖大救星最喜歡的一盆大菜「階級鬥爭」，就是把一批人放進鍋裏，再用民衆當柴草。那個年月，上從中南海，下至小街道，哪個「單位」不設 「牛棚」？一切不順眼的人，都冠以「牛鬼蛇神」，「牛棚」可以任意虐待刑訊，稱之爲「羣衆專政」，是「史無前例」的一大創新，元首元帥黨徒百姓，皆可隨便打入棚中。而當年敢於提出解放「牛棚」的，全國並無多人。

陳小玲極力稱讚胡平，請王醫生多多關照，也希望王醫生給胡平開一個證明，讓他可以辦理「殘退」回城。王醫生滿口答應。

陳小玲找到胡平的病房，辛酸地拉着胡平的手，悄悄地說：「你要因禍得福啦。」

過了幾天，陳小玲又來看望胡平，焦慮地說： 「醫院可能聽了你們公社的人說了點什麼，王醫生變卦了，說上邊有指示，不準隨便給知青開證明。」

在醫院住了一星期，回到生產隊，胡平請假回家養傷，隊長感嘆地說：「爲口傷身呀。」

胡平正中哲言。但胡平奮不顧身，並非僅爲個人的口舌之慾，縱觀迷迷茫茫悽悽慘慘上上下下前前後後層出不窮的殉道難者，胡平揚言：「總是禍從口出」。不世之士，不平則鳴。1979年，獅子大開口，胡平在北京大學爲億萬之鉗口寫出了《論言論自由》的長篇檄文，發表在北京「民主牆」民辦《沃土》雜誌上，如一聲春雷在「北京之春」震響。1980年，也正是這張不毛之口，在北京大學的人民代表競選大會上，舌戰羣儒，噴發出不同政見的異彩，在北京的文化知識心腹之地，成爲新中國首位非黨委指定的候選人當選。北京大學區的競選運動因胡平的出場，引起世界的關注，而胡平高票當選人民代表，也使人民領袖們膽戰心驚，引以爲戒。

胡平回到成都，家對面就是西城骨科醫院，醫院裏也正好有跟家裏人熟悉的醫生，他們對胡平的醫療非常熱心，而後當胡平請求開一個證明時，就都吱吱嗚嗚了。在中國開假證明歷來是相當普遍，惟獨給胡平開一個真的證明，就真是不簡單啦。

天無絕人之路。胡平轉來轉去，找到四川省醫院的一個外科醫生，他爽快地寫了幾個清晰的小字：「喪失對掌功能，不宜重體力勞動。」

拿着省醫院的證明，再去骨科醫院，骨科醫院的大夫仔細端詳了省醫院的證明後，打消了顧慮，也給胡平開了一個證明。

胡平明知自己的特殊身份，必須多幾個證明才有把握。他又回到大河區醫院，正巧碰上那個姓趙的年輕的麻醉師，他同情也多情，治病也救人，心血來潮開出第三張證明，意味深長地用天津腔說：「鷹擊長空，魚翔淺底。」給胡平又打了一針奮發劑。

半年的努力，胡平拿到省醫院，專科醫院，區級地方醫院的指殘證明書，已是無懈可擊。第一關，先找生產隊，黃隊長是一位五十多歲的老農，似乎早已心中有數：「不能幹重活，就放羊吧。」

胡平說：「放羊可以，可是收了工以後，生活也是很難一個人自理呀。」黃隊長也算心慈，彆彆扭扭地還是同意放了胡平。

第二關就難辦了，大隊黨支部書記老屈，是整胡平最兇的一個，當即回答：「不辦！」以後再找他，乾脆閉着眼睛不答理。在他這整整拖了一年。

在此期間，區裏幾次招聘中學教師，胡平的條件最好，但由於出身問題，始終沒人敢辦。黨的好乾部總是可以大義滅親，村裏的小學校缺老師，眼睜睜地瞧着一個個依然貧下的農民的子女失學，也絕對不能讓胡平去代課。

一年就是三百六十多個日日夜夜呀，胡平磨來磨去，最後老屈也知道擋不住，勉勉強強蓋了一個章。

大隊之後又要去公社，好不容易過了公社這一關，最後又栽到渡口市知青辦。知識青年辦公室主任錢大鬍子，精明老練黨性強，他什麼理由也不說，就是故意壓着不辦。

「正入萬山圈子裏，一山放過一山攔」。當時返城的知青越來越多，已是大勢所趨，惟獨在胡平的頭上，一道一道的黨棍，都要略表忠心，還給胡平更多的「再教育」。胡平得天獨厚，難怪異乎尋常。

幸好胡平的姐姐的丈夫的同事的親戚老鄧，是渡口市復員軍人安置辦公室的負責人，復員辦與知青辦在同一院辦公，抬頭不見低頭見，老鄧問錢主任爲什麼壓着胡平不批？錢大鬍子的道理很簡單：「胡平的家庭問題很複雜。」老鄧不遺餘力，大鬍子終於高抬貴手。

好事多磨，哭笑不得，瀝血辱痛周旋了兩年多，1973年10月胡平才拿到「回城證」。此時，村裏的其他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們，早已全部走光了。一支殘指，四顧茫然，早起晚歸，孤影自拔，胡平下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