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友友在哈佛的初戀女友及太太吉兒。

民國時期的中國出現了很多學貫中西的藝術家和文人，如馬思聰、胡適。然而從1949年以後的60年裏，中國大陸卻再也沒有出現過世界頂級的藝術家，對一個擁有十三億人口，經濟強大，號稱「大國崛起」的社會，不能不說是一件耐人尋味的現象。在世界藝術的舞臺上，不乏有影響力的中國人，例如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高行健，被譽爲中國「芭蕾王子」的李存信，和被認爲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大提琴家的馬友友。但是，成就他們藝術巔峯的環境都不在中國大陸，而是在西方社會。

馬友友出生在法國巴黎，父親馬孝駿是民國時期第一批去西方留學的音樂家，在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曾師從馬思聰。1936年赴法國巴黎留學獲音樂教育學博士學位。1947從法國回國任中央大學音樂系教授，內戰期間回到法國巴黎，和來自香港的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學生盧雅文結婚。盧雅文（馬友友的母親）當時在法國音樂學院及凱撒弗朗克學校學習聲樂，她的夢想是成爲一名歌唱家。在巴黎這個充滿人文氣息的藝術之都，這兩個學習古典音樂的中國人生下了兩個音樂神童（長女馬友乘和兒子馬友友），爲了孩子的安全和發展，他們選擇留在自由的西方世界，沒有回到內戰中的中國，也因此避免了紅色中國下馬思聰遭遇的不幸。

三種文化所成就的音樂家

在父母的薰陶下，馬友友四歲開始學大提琴，七歲隨父母移民到美國紐約，在這個被譽爲世界藝術之都的大都會，新來乍到的馬友友和姐姐馬友乘一鳴驚人，1962 年11月29日，在甘迺迪中心，馬友友和姐姐在著名音樂家李奧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下和紐約愛樂樂團同臺演出，臺下的五千名觀衆包括甘迺迪總統和夫人，人們把驚呼和熱烈的掌聲毫無保留地送給這對來自東方的音樂神童。第二天，《華盛頓郵報》刊登了對這次音樂會的好評，七歲的馬友友抱着大提琴的相片和美國第一夫人的相片並排登在一起。

在父親的朋友、著名小提琴家伊薩克．斯特恩（Isaac Stern）的引見下，馬友友師從著名大提琴家李奧納德．羅斯（Leonard Rose）學琴，並進入了赫赫有名的紐約茱利亞音樂學院。十七歲的時候，馬友友沒有繼續留在音樂學院或成爲職業演奏家，而是另闢蹊徑，選擇進入哈佛大學念人文。在哈佛的四年裏，他一邊繼續拉琴不斷提高音樂造詣，一邊涉足廣闊的人文領域，歷史、文學、人類學等。在哈佛的四年，上天賜給了馬友友兩個終身的伴侶：豐富的人文精神和初戀的女友吉爾。

2009年1月20日，馬友友等古典四重奏 在美國總統奧巴馬就職典禮上演出

1998年，馬友友創立了「絲綢之路」樂隊，薈萃了來自二十個國家的音樂人，用音樂的方式推廣在古「絲綢之路」沿途不同國家民族的傳統文化。他是西方古典音樂的寵兒，也是世界前瞻音樂的領羊人，他把巴哈的音樂從高聳的阿爾卑斯山脈帶到東方古老的絲綢之路，他讓漢唐詩一般的音樂踏上波斯地毯走進印度的王宮，他用西方浪漫主義的協奏曲演繹東方深厚的人文情懷，讓根植於古老傳統的文化跨越時空和地域在舞臺上與觀衆神交意和。

馬友友的音樂正如他的三種文化背景一樣，有着中國人的含蓄深沉，法國人的浪漫情懷，美利堅的自由和創新。高難的曲子在他的手中變得像行雲流水般的輕鬆自如，來自多元文化的不同風格的音樂在他的調和下都變得渾然一體。

中國價值觀從小根植在心中

2010年8月馬友友接受了《新紀元》的專訪。以下爲採訪的精華片段。

《新紀元》問（以下簡稱問）：您從小學習西方古典音樂，也有學習中國音樂嗎？

馬友友答（以下簡稱答）：有的，我的父親是音樂教育家，我小的時候，他教我和姐姐學習中國音樂，民歌，中國音樂是我從小接受音樂教育的一部分。

問：在中國文字裏，音樂的「樂」是「藥」的一部分，有治癒的意思，您對音樂的看法？

答：中國文化對音樂的詮釋非常的特別，反映了音樂在精神領域對人的巨大影響力，這也是我對音樂的看法。在音樂裏，聲音就是能量，能量就像接觸，我們都知道，接觸對治癒有多麼重要，即使是一個不會說話的人，你去握他的手，給他安慰，如果他不會說話，也不會表達自己，你用溫柔的聲音對他說話，像對一個年邁的人，或者生病的人，或者一個新生的嬰兒，你的聲音，你的接觸，會給他的生命帶來很大的影響。現在很多人都在談音樂對人的治癒作用，我想音樂不但能給帶來心靈上的安慰，還能起到治療的作用。

問：在電影《臥虎藏龍》的音樂裏，您的演奏表現了中國人含蓄深沉的感情，打動了很多觀衆，對於一直生活在西方世界的您，是怎樣進入中國人內心的感情世界的？

答：這跟我的家庭背景有關，我的父親是一個很會講故事的人，我從小就是聽他講故事長大的：三國志、諸葛亮、曹操，多的數不完。中國古典文化和價值觀從小就根植在我的心裏，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忠、孝，道家的思想，佛家的理念。所以，雖然我從沒有生活在中國人的社會里，但是中國傳統的文化和價值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在上大學期間，我還學習了中國歷史、文學。還有，我曾去亞洲旅行，香港、臺灣、日本、中國大陸，都讓我從不同側面了解中國文化，在去過的所有亞洲國家和地區裏，我認爲日本保留了很多儒家傳統的東西。

上大學和爲人父的生命轉變

問：孔子說人生的階段有「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您覺得自己現在在哪個階段？您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階段是什麼？

答：在人生這條路上，我學習得比較慢，比孔子說的要慢十年，所以，我的五十歲就是孔子說的四十歲（笑）。我現在才開始對人生和很多事情有一點點清楚的認識，我希望，當我六十歲的時候，我能知道我的天命是什麼。

人生中最重要的兩個階段，我想都和我的「第一次」有關。第一次接觸音樂之外的世界——上大學。在上哈佛之前，我已經拉琴拉了很多年了，起碼有十年了，上大學讓我第一次接觸到這麼多音樂以外的年輕人，他們每個人所想的，所做的都和我很不一樣，但是他們是這麼專注於自己的專業和抱負，有學心理學的、人類學的、天文學的、文學的。哇！每個生命都代表了來自他那個宇宙的不同的世界觀，讓我看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更廣闊的世界，我忽然發現，原來你可以從這麼多不同的視角來看這個世界！在哈佛的宿舍裏，我好像去了五百個不同的國家旅行。這段經歷對我的思維方式有很大的衝擊和影響。

第二個重要的階段，就是初爲人父。當你二十歲的時候，你會覺得生命很長，自己永遠都不會老，但是當你有了小孩後，你會感到生命的更迭，你會覺得自己不可以永遠年輕。有了小孩後，你也不再是你自己世界的中心，對於什麼是愛，你也有了不同的理解和體悟，你會去關心這個世界，這種關心和以前沒有小孩的時候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從前你覺得，如果哪天自己死了，也沒有關係，但是，有了小孩後，你會想到，我死了，孩子怎麼辦。

你也會有不同的行爲方式，例如，從前我會隨便丟掉塑膠瓶子，但是現在我會想到環境保護，因爲這個世界要留給孩子和後來的人繼續生活。有了孩子後，我也更關心教育，關注人們如何更好地在這個世界上生活。

問：您在不同的國家生活過，也去過很多不同的國家旅行，體驗過不同的文化，這些對您的音樂創作有什麼影響？

答：對音樂來說，最重要的是要走進內心的世界，就像走進別人家裏做客，在周遊世界的過程中，我去過很多不同的地方，就像走進了很多不同的人的家裏。當我從他們各自的角度看外面的世界時，看到的東西都是不同的，這樣我就有了很多不同的視角，當你有了不同的視角和閱歷，你對一件事物的看法就不會是單一的，對同一個問題，你也會有不同的解讀。

用想像力和實踐力開創一條新路

問：在「絲綢之路」中，您拓寬了音樂表現的體裁和風格。走在一條前人（古典音樂家）所沒有走過的路上，您是怎麼做到的？

答：第一個是要有豐富、持久的想像力。第二個是要把想像的概念變爲現實的行動力。就像一個建築師一樣，在紙上構思一個建築的時候，你是用自己的想像力去建造這個房子，音樂家也是如此，你用想像力去構建一個音樂廳，從沒有到有，一切都靠你的想像力去構造，然後把它變爲現實。生活閱歷和看問題的視角也是豐富想像力的源泉。

問：自由對藝術家來講是很重要的。如果沒有思想的自由，表達的自由，藝術家就無法實踐藝術對社會的使命和價值。對於那些不畏集權壓制，真正地實踐藝術家的使命的人們，你的想法是什麼？

答：我想，藝術的全部意義就在於要表達一個深刻的內涵。我很想知道是什麼激發了這些藝術家的創作，他們最想要表達的東西是什麼。我想，他們一定有一個很強大的原因。在表現方式上，通常，強烈的反差是創作的基點，比如，一件事情在中國是什麼樣，如果在美國又是什麼樣？在藝術的表現上，你可以把不同世界的東西表現在一個舞臺上，形成鮮明的對比，你可以表達時政的主題，也可以是社會關注的現象。我想，這些藝術家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一個更大的東西超越了自己。

問：您每年都有上百場的演出，和家人在一起的時間多嗎？

馬友友和太太吉爾，2003年於洛杉磯。

問：每個成功的男人後面都有一個了不起的女人。說說您的太太吉爾吧。

答：我經常對我太太說，如果不是因爲和你在一起，我早就死過不知多少回了。因爲我經常很粗心，開車太快啦，把琴忘在計程車裏啦，從樓梯上摔下來啦，如果不是因爲有吉爾，我真的不知道會怎樣了。她是一個很不可思議的人，不僅有一顆很善良的心，還有一個很聰明的頭腦，她給與了我巨大的關愛和支持，同時，她又是一個很獨立的人，她有非常好的判斷力。我對她充滿了感激。

問：您也有偶像嗎？

答：我的偶像是大提琴家帕布羅．卡薩爾斯，因爲他說過這樣的話，「我首先是一個人，第二是音樂家，第三是大提琴家」，這句話說得很美，對我的印象很深，我永遠都不會忘記。我非常喜歡這句話，也完全相信這句話。他在生活中也是這麼做的，也是這樣做出很多決定的。

本文轉自【新紀元週刊】189期「封面故事」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