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说，对于不熟悉中共官式话语的欧洲政界来说，中共领导人那番头头是道的官话，确实产生“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效，恍惚间就被其绘制的那幅“中国经济山水画”迷得七荤八素。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中国挽救经济”之举当中最根本的一条，即刺激消费到底是不是一张画饼。

在中国，刺激消费其实是一个老话题，不同的是此番由中共领导人充当了下厨炒作这盘冷饭的大厨而已。多年以前，中国就开始讨论储蓄率过高（从2003年以来一直高达45％以上）与消费率过低的问题，参与讨论者均知这是中国内需无法启动的直接原因。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指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的比重，用公式表示为：消费率＝国民消费/GDP□100%）明显偏低，从2003年降至55.4%以后一直走低，至2007年降至36%左右，不但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平均消费率从2000年至今，一直维持在77%上下。

相比之下，中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1个百分点，目前中国的消费率不仅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说起来让人不敢相信的是：目前的最终消费率不仅低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大饥荒时期。

中共当得了“经济救世主”吗？

中共当局一直盘算着如何刺激老百姓多消费。为了弄清中国老百姓为什么爱储蓄，中共国家统计局以及各省直辖市的城调队经常调查，但所有调查结果都惊人地雷同：储蓄的第一位目的是子女的教育费用，接下来就是为了应付住房、医疗、养老等各项开支。当然，储蓄率过高与消费率过低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中共当局不愿意多讨论的实质性问题：中国庞大的金融资产分布极不平等，按照中共官方数据，2005年，最高收入组占有的金融资产为66.4%，最低收入组只占 1.3%，二者比例为51:1。这意味着银行储蓄的大部分其实并不属于中低收入阶层。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占中国人口近70%的农村人口消费能力非常低。中国农民的消费率从最高点即1983年的32%下降至2007年的9%。在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总额中，农民消费所占比重从30年前的62% 下降到2007年的25%，下降将近37个百分点。下降的原因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土地不断沦为贪官与房地产商觊觎的目标，农民收入不断下降，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报薪酬过低等。可以说，所谓“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阿基里斯脚踵”。2008年以来，超过2,000万的农民工在企业破产潮中失业，500万拾荒的农民被迫回归乡土，农村的整体消费力再次下降。但出于宣传需要，发掘近农村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潜力”成了政治时尚，处于凋敝的中国农村竟被渲染成“全球经济版图上少有的一个亮点，这个潜力若释放，对中国经济增长将产生巨大推动作用”。

这就让人产生疑问：多年来消费率持续走低的中国农村，目前大量农民工失业更使农民收入雪上加霜，中共当局多年来都未能让其承担起刺激内需的重大责任，难道如今一夜之间拍脑袋想出了锦囊妙计？一个国家消费率偏低的现象缘于社会分配不公。这一点经凯恩斯指出以后，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基本常识。凯恩斯说，“消费支出的不足，是因收入分配不均所造成。若把国民收入的较大部分给了那些富人，他们只会把其中大部分储蓄起来。只有把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交给低收入的家庭，才能提高消费支出。”改变中国消费率过低并有效拉动内需的前提是必须建立相对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铲除权力市场化这一病根，扭转执政当局蜕变为自利化政治集团这一趋势──假定当局愿意改变如此现状，成功也并非可期于朝夕之间。基于上述理由，请“中国政府”踌躇满志地充当“经济救世主”拯救世界之前，先救救本国那数以几亿计的贫困国民吧。这不仅因为是本国人民的税收在支撑着“政府”的生存，更重要的是当“救世主”，必先具有“救世”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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