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取名为“文化大革命”
大纪元记者何汉明温哥华报导，辛灏年教授说，文化和共产革命的关系是毛泽东和共产党把这场浩劫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最根本原因。1919年，列宁发表过一个谈话指，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文学和文化是党的，是党领导和组织的。“文艺是共产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列宁的这句话是文革年代的名言。
列宁还提出了文学和文化必须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否则，就不是党的文学和文化，就属于是要被批判和打倒的文化。
辛灏年提醒听众，不要小看这个说法，它太重要了，它导致了两个后果。一个是，列宁在1919年提出这个观点后，苏联立即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其纲领是：宣传阶级斗争，屠杀阶级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另一个后果发生在中国，1927和1928年间，在苏联的直接指示下，中共在中国广大的地区，特别是知识份子集中的地方，发动了革命文化运动，成立了文化组织“左联”（左翼文艺工作者联合会），它的纲领就是宣扬“血腥斗争”。至此，文化实际上成了共产党实施杀人专政的手段和工具。
“文革” 有着深层的共产专制原因
辛灏年教授认为，中共搞这场“文化大革命”，内在的原因是独裁专制中的一山两虎之斗。辛灏年列举了几个事实：1956年，苏共否定了斯大林，对斯大林鞭尸，向毛展现了一个独裁者的结局。1957年，刘少奇和邓小平等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的主张。当时的现实是，1959年到1965年间，29个省的省委书记中，有25个属于刘少奇的人马，当时已经出现了“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的口号。
辛灏年特别指出，由于刘少奇最后被打倒，人们出于同情弱者的心态，对刘少奇寄予同情。然而，刘少奇也是不简单的。文革前刘少奇主持工作时，他派出到各地的工作组就让中国大地一片鬼哭狼嚎，仅北京一地，被打成右派的学生就达1万多人，被打成反革命的专家教授达2000多名。
如果把毛、刘的位置倒过来，刘少奇是第一把手，毛泽东是第二把手，也同样可能出现一场文化大革命。因为这个制度决定了统治者的性质，谁坐在这个位置上，共产专制制度都会把他变成一个魔王。
人民无力反抗
辛灏年说，文革在当时的中国大陆之所以能发生，是有其社会基础的。中共1949年建政后，对中华大地进行了长达17年的铁桶统治，人民不会反抗，也不敢反抗，更无力反抗。17年后的文革只是一次次杀人运动的总爆发。
1949年以后，马列主义成了中华民族的统治思想，一代人特别是当时的年轻人被驯化了，人性被泯灭了，杀人成了理所当然，人们从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道德，转变到把父母、老师批斗打死。
在这17年中，中共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制度。辛灏年认为，马列主义就是一种教，人们凡事必马列，凡事必毛主席语录。这种政教合一的制度设定了思想罪，谁敢反对这种主义、这种思想，就会屠刀伺候。
在人身自由和经济上，每个个体都被绑在了中共专制的机器上动弹不得。那个时候，吃饭要粮票，有地方粮票和全国通用粮票，没有全国粮票，一个外地人到了北京也不会有饭吃；穿衣要布票；吃肉要肉票；出门讨饭都要介绍信，否则就会被抓。那时的人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人们根本反抗不了。
“文革”烧掉了我们民族的根
文革的惨烈带来了民族的灾难。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管那朝那代，再怎么乱，都没有砸黄帝陵，没有砸孔庙，也没有烧族谱，而文革期间，仅北京一地，7000多处文物被毁了5000多处。“一场文革，烧掉了我们的民族文化，烧掉了我们的民族道德，烧掉了我们民族的根，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
“铁桶里的屠杀”盖不住了
辛灏年教授最后谈到了文革的客观效应。文革前的17年是中共在铁桶里杀人，人被杀了也不自知，别人也不知道。但是，文革这一通乱杀，共产党的铁桶被捅开了一扇窗子，盖不住了，中共的残暴本质暴露出来了，人民对共产主义信仰也破灭了。
随之而来的，是人民开始觉醒。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人们喊出了“秦始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中国人民在经过1949年后，在中共专制统治下，喊出的第一个反对专制的口号。
人民同时开始了对中共历史的反思，第一就是反思文革，继而反思“反右” “土改”等，再后来就是反思中共的“抗日史”，反思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中共的“马列主义”。人民对历史的反思逼使中共不得不放弃铁桶统治，进行一些改革以维护其一党统治。而民间也迎来了1989年蓬勃的民主运动。
专制改良的出路何在
辛灏年在最后回答听众提问时指出，中共专制的改良已经没有出路，文革后，中共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改良就是说要从良了，那么要必须痛下决心，就算是放弃这个党也要改革；没有这个决心，任何的改良都仅仅是为了维护其固有的统治，也就谈不上从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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