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滑鐵盧──志願軍戰俘系列之一(4)(圖)
 
作者:穆正新
 
2006-2-17
 
【人民報消息】

第四章 163比2,全世界都笑了

  朝鮮戰爭的最後一年多實際上是為這些反共不歸的戰俘們打的。由於聯合國軍已經明確表示無意北進,只求停火。戰爭遂轉入對獨裁政權十分有利的相持消耗戰。中朝共產黨有把本國人民打光的本錢,而西方國家沒有。中朝方面每付出一萬名軍人生命的代價,毛澤東金日成的權威就增長一分;聯軍方面每付出一個軍人生命的代價,美英等國領導人背負的政治壓力就加重一分。聯合國急於達成停火協議的心情是無法掩飾的。中朝方充分利用他們的優勢,壓聯合國在戰俘問題上讓步。聯合國除了堅守不能強迫遣返這條底線外,其他方面能讓就讓,只求早日達成協議。因此協議中有關“解釋”的部份對中共明顯有利。

  中共一直聲稱志願軍戰俘遭到了“美帝和蔣匪”的控制才拒絕遣返。聯合國軍深知共產黨的指控不是事實,也深知反共志願軍戰俘們即便脫離聯軍的監管也不會動搖自己的信念。因此聯合國軍一面反駁共產黨的指控,一面同意將戰俘的監管權移交給中立國軍隊。讓戰俘在中立國的控制下接受共產黨的解釋,用事實來證明戰俘們的志願。按照停戰協議的規定,聯合國軍於1952年9月正式把兩萬二千餘名中朝戰俘移交給印度監管部隊。此後共方還說什麼“美帝和蔣匪控制戰俘”就顯得毫無道理了。

  中遣會頒布的規章和解釋營地設置也對中共有利。這是志願軍方自己說的。喬冠華在解釋開始前的動員會上顯得很有信心。他說解釋工作“七分靠天,三分靠人”。而“靠天”的那“七分”已經由“個別解釋”實現了。解釋代表們只要努力把剩下的那“三分”事情做好就可穩操勝券了。喬的樂觀不是沒有根據的。“靠天”的那“七分”有利條件包括:

  1、中共達到了把戰俘從濟州島移到中立區的目的。按照“解釋”的原義,是對那些存有疑慮的戰俘講明政策以打消疑慮。要達到這個目的並不需要把戰俘弄到中立區來。誠心誠意地解釋在濟州島進行照樣能讓戰俘理解。中立國部隊到濟州島接管戰俘也很容易。國際媒體本來就常駐濟州島,透明監督也沒有問題。中共之所以堅持要把戰俘弄到自己大兵團陣地前面,無非是想藉助武力後盾。以“大兵壓境”的事實給戰俘造成心理壓力,希望他們因恐懼而歸順。

  2、爭取到親中共國家(印度、捷克、波蘭、瑞典和瑞士)組成中遣會。這是中共的大勝利。聯合國軍必須把戰俘移交給中遣會。移交過後聯合國軍就失去對戰俘的管轄權。而中遣會將監管這批戰俘達120天之久。角色非常重要。由誰擔任中遣會成員國自然很關鍵。說這五個國家是親中共國家完全符合當年的世界政治格局。那時全球大多數國家承認中華民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不到20個,而這五個國家全在其中。1951年當聯合國以44票對7票通過譴責中共為“侵略者”的決議時,這五個國家裏有三個(捷、波、印)投反對票,瑞典投棄權票,而瑞士不是成員國。又根據李春邦的揭露,捷克波蘭竟秘密參加中朝方的會議並幫助出謀劃策。天下哪有這樣的“中立”者?對中共來說,“中遣會”由兩個“同志”國和三個“友好”國組成。一個親美國家也沒有。優勢是不可否認的。反共戰俘們完全置於同志和朋友們監管之下,中共還怎麼好意思說不放心?

  印度擔任中遣會主席對中共更有利。主席不但主持會議,還有公斷人身份。也即是說,當委員會中其他成員國意見勢均力敵無法一致時,全由印度主席公斷。那時印度剛剛從英國殖民統治下獨立出來,反西方情緒達到巔峰狀態的情況。印度親蘇聯親中共的態度是不加掩飾的。印度偏袒中共,不是會不會,而是程度有多大的問題。從賀明的書中可以看出,喬冠華們對印度監管當局至少在一開始是十分滿意的。

  美英等國當然知道印度親中共的態度,也知道印度的民族主義情緒很濃厚。但是基於對民主制度的理解,基於對公開透明環境的信心,他們也相信印度當局不可能做的太離譜。因此贊同印度為中遣會主席與公斷人。聯軍還努力勸服反共戰俘接受解釋,告誡他們在解釋營地勿抗拒印軍監管或者逃亡。

  3、“個別解釋”使戰俘脫離控制。

  喬冠華高度喜愛“個別解釋”。他在解釋開始前的動員會上說:“窮兇極惡的控制一旦擺脫,戰俘自然就會回來。怎麼給戰俘擺脫控制的條件呢?即是個別解釋,速戰速決,解釋通了,立即在帳篷裏申請遣返。一個人在帳篷裏聽解釋,是戰俘行使遣返權利的極好條件。”

  喬冠華這番話,確認了“個別解釋”與“擺脫控制”之間的關係。“個別解釋”之所以“極好”,就在於它使戰俘完全脫離戰俘營中的原有組織,在中立國代表的監護下單獨面對志願軍解釋代表。此時“美蔣特務”鞭長莫及,現場只有“祖國代表”高昂洪亮的聲音在回蕩。戰俘一旦“通了”,一擡腳就能邁進“祖國懷抱”。 “美蔣特務”想追都追不上。

  “個別解釋”特別有利於共方發揮人數優勢。聯合國軍方面只能向每個解釋帳篷派出一名觀察員。最多再加一名翻譯。而志願軍方面至少可出五人。如果中朝方觀察員由朝鮮人民軍派出,還可以名正言順再配一名“朝中翻譯官”。有一回竟配了兩名“朝中翻譯官”。中朝戰友間講話為何需要兩個翻譯呢?共方是這樣解釋的:因為缺乏朝中翻譯人員,只好派出朝英與漢英翻譯各一名,共同完成朝中翻譯。並肩作戰好幾年的中朝兩國部隊竟然” 缺乏朝中翻譯人員”?眾所周知人民軍的主力曾是林彪的部下,有的是會說漢語的軍官。此時竟然“缺乏朝中翻譯”,以至於戰友間非經過英語不能溝通。真虧他們說得出口。如此,加上波蘭和捷克代表,帳篷裏共產陣營人數接近十個。中方還常常在“關鍵”時刻向帳篷裏追加一兩名解釋代表。十來個同志協力對付一名戰俘。符合毛主席發明的以軍級兵力攻擊敵連營級單位的“牛皮糖”戰法。而且帳篷外還有“我軍大部隊”在伺候:五六十輛插著紅旗的蘇式吉普在帳篷周圍整齊擺開,構成相當規模的紅色旗海。身穿蘇軍大衣的駕駛員、場外巡視代表、記者以及其他工作人員等黑壓壓一大群。而聯軍方面不但出席代表人數少,且大部份乘大客車前往。因此場外共方各種人員數量大幅超出聯合國軍方麵人員。從外表氣氛上看,解釋營地更像“紅色根據地”。

  喬冠華說得不錯。對於任何有回國意願的戰俘,“個別解釋”這個方式保他們百分之百成功。問題是喬冠華沒把他所想的全說出來。他的心並不在那些已有歸國之意的戰俘。他想的是借“個別解釋”把本來不想回國的戰俘也朦回國。這個,就超出“個別解釋”力所能及的範圍。“個別解釋”能使戰俘脫離反共組織,卻不能使其改變對共產黨的鄙視和仇恨。於是激烈的衝突在所難免。解釋帳篷陷入空前的混亂。反共戰俘飽受折磨,解釋代表們也吃盡了苦頭。

  為了自圓其說,中共聲稱接受“個別解釋”的戰俘仍然無法擺脫“美蔣特務”的控制。證據呢?據賀明在他的書中言之鑿鑿的揭發,解釋營地裏“特務”們是通過咳嗽,眨眼,抬頭,低頭,翻紙、握筆、舉手投足等動作控制戰俘的。這些控制手段的毒勁如此強大,致使人數占壓倒優勢的“我軍首長”群向著反共戰俘發起的強大政治攻勢紛紛失效。我相信很多讀者是頭一回聽說世上還有如此厲害的咳嗽與眨眼。而眾多軍師團級首長們親自敗在敵人的咳嗽與眨眼之下,實屬解放軍戰史上罕見的失利。痛定思痛。建議解放軍國防大學增設“敵特咳嗽眨眼打手勢等手段之危害及其破解要點”等課程。以確保下一次戰爭降臨時解放軍指戰員不致在敵軍咳嗽眨眼面前再吃敗仗。可憐的賀將軍。讀著他那些字字血聲聲淚的控訴,我覺得很難把眼前的文字與精神病患的自述狀區分開來。

  4、印軍出兵端掉“特務組織”。

  至此,戰俘已來到“我軍”強大兵團的眼皮底下。美軍已經交出了管轄權,戰俘們全在同志加朋友們的控制下。還有了“個別解釋”這樣的好東西。形勢本應一片大好。可是“廣大愛國戰俘踴躍回歸祖國”的景象硬是不出現。是什麼原因呢?中共咬定說,都怪戰俘營區裡的“特務組織”還在起作用。至於數百米外營區裡的“特務組織”是怎麼“遙控”了一個坐在眾多“我軍”代表們面前的戰俘?黨說不清楚。而那些願意申請回國的戰俘一進帳篷就和解釋代表敬禮握手說說笑笑,此時神秘的“遙控”頓時化為烏有。這是怎麼發生的?黨也說不清楚。反正共產黨就是共產黨。胡咬亂攀說有就有。不要證明。然而沒過多久,連這個說法也被志願軍方面自己的努力給戳破了。這就是張子龍案。

  1953年10月5日,第28營區的戰俘尤學和翻出鐵絲網來到志願軍駐地,報告了志願軍戰俘張子龍被“美方特務”殺害的案子。中共立即在國內外發起了強大的控訴宣傳。

  志願軍戰俘營中的國共雙方勢力殺來殺去的案子並不少。但蓄意的兇殺總是隱蔽進行且求速決。公開發生的傷亡則在群毆或意外衝突時出現。但這個張子龍被害案完全不同。它被中共媒體描繪成兇手故意醜化自己的公開殺人表演。根據人民日報當年登載的故事,該兇殺過程持續三十余小時,動用多種兇器和工具,打斷多根帳篷支竿,用掉許多汽油,一點一點地切割燒烤、變著花樣把人慢慢折磨到死。接著還要炒吃被害人的內臟等。兇手不回避公眾,不怕周圍站崗巡邏的哨兵或者入營點名辦事的印軍官兵發現,公然地驅趕各隊戰俘前往參觀。特別奇怪的是,張子龍的人身權利全遭粗暴剝奪,惟有言論權被保留至最後一息以便他能不斷地喊“萬歲”。讓人覺得兇手們可能是在中共“烈士故事編寫綱要”一類章程的指導下殺人的。我們都熟悉中共所塑造的烈士,他們多有在咽氣前喊出“萬歲”或者掏出一筆錢來交給黨的習慣。兇手如果按照一般壞蛋的辦法先塞住嘴再殺人,導致烈士就義前喊不出口號,不就“辜負黨的期望”了嗎?

  中立區的各國人員很難相信這離奇的故事。那裏的人可以見到很多令謊言難以立足的情況。任何人只要看一眼戰俘營區,即會對中共故事產生極大懷疑。營區寬度不到五十米,兇殺現場離印度哨兵巡邏通道約二十米,而俯視營區的固定哨位距離兇殺現場也只有幾十米。印軍哨兵如同站在三米跳臺上觀察泳池對岸的情形。兇殺作案時間跨越兩個白天一個黑夜。期間印軍要換崗將近二十茬,竟無一人看到幾十米距離上的“花樣殺人”表演,沒有聽到烈士的高昂口號聲,也沒有察覺到各小隊戰俘被輪流驅趕至現場參觀殺人等極不正常的活動。這些印度兵也太“兵馬俑”了吧?印軍每天早晨要執行一次全營場集合點名。而“花樣殺人”以及炒吃內臟等活動竟沒有因此而中斷。更不可思議的是,“廣大”同情張子龍的戰俘們看到兇殺在進行卻拒不向印軍呼救,冷漠地看著戰友被慢慢害死而不作為。一直等到匪徒們把烈士殺完,內臟吃完屍體埋好等一切都結束後才去報案。烈士的名字也很成問題。中方的報導有的稱該烈士為“張子龍”,有的則稱“張振龍”。而印度人查遍其名冊也找不到這樣的名字。印人隨即又與聯軍名單核對,發現聯軍的名冊上也沒有。只好推測該烈士可能由志願軍空投至28營區。11月3日印軍帶領各國記者前往證人所指的 “屍體掩埋處”挖掘。記者們赫然發現:鎬頭挖下去的地方,乃是“冰川紀以來未經人類觸動過的生土”。該烈士生得無名,死得無跡。天下第一奇案也。

  共方故事顯然侮辱人類智力,在中立區傳播實際上降低了中共的可信度。但志願軍方面並不在乎。因為他們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並不想查清案情真相。他們的真正目的是利用此案去清除戰俘營中的反共組織。中方渲染故事給印軍施加壓力,要他們“逮捕兇手”。印度軍隊終於採取了行動。11月3日,印軍荷槍實彈進入 28營區挖掘屍體並指認逮捕兇手。屍體沒有挖到,卻當場開槍打死了一名反共戰俘。然後印軍把全營區戰俘集合排隊,按照尤學和的指認抓人。結果把幾乎所有小隊以上的負責人全當做“兇手”和“見證者”抓走了。一口氣逮走27人。這一來,等於把志願軍所稱的“特務組織”給連鍋端了。志願軍方面的目的實現了。28 營區一舉成了“解放區”,形勢一片大好。喬冠華們所渴望的“廣大戰俘踴躍投向祖國懷抱”的喜人景象眼看就要出現了。

  萬事具備,中方雷厲風行,立刻通知中遣會,他們要對28營區戰俘進行“解釋”。印軍毫不怠慢,遂安排於隔日(11月4日)進行。印軍按時調出了戰俘。志願軍各組解釋代表痛下決心一定要創造出優秀成績。他們使勁渾身解數向戰俘發起強大心理攻勢。特別地借著昨天發生的事件向戰俘們傳達一個重要信息:我們要抓誰就能抓誰。你們營區的所有頭頭都被抓了,剩下的人應該知道誰在這裏說了算。想去臺灣這條路是走不通的,趕快申請遣返才有前途等等。這一天的平均“解釋”時間超長,每個戰俘都被仔仔細細來來回回地搓揉多遍。創下平均單人解釋時間一小時五十三分鐘的最高記錄。“解釋”力度更是超強,兇猛的“解釋”言詞致使犯規次數劇增。多名解釋代表被中遣會罰出帳篷。鏖戰一天,戰果如下:經解釋163名,兩名戰俘願意遣返,占1.2%。各國人民都笑了。

  被敵人“單只手放倒”

  棋藝不佳的人要求對方先讓一兩子;功夫差的人要求對方先捆住一條臂。這種形式的較量,通常為君子所不齒。但卻是共產黨的最愛。對方只能出單手,而我黨自己四肢齊上,贏的概率肯定大。但這種較量方式也不是沒有風險。一旦輸了,那就比最難看還要更難看,比最不中用還要更不中用。中共爭奪志願軍戰俘的失敗,恰恰是這種類型的失敗。它敗在手無寸鐵的戰俘面前,敗在曾有“最可愛的人”稱號的“自己人”手裏,敗在“兄弟黨”同志們的見證之前,敗在國際輿論的睽睽眾目之下。最不堪啟齒的是:它被對方“單只手”扒拉在地上,結結實實地敗在了自己爭來有利條件之下。

  不但敗給敵人,還失去了友人。到解散期的後期時,印度軍隊與反共戰俘關係有些改善。這應該歸功於中共的蠻橫和反共戰俘的理性。印方先前受中共影響,很相信中共的說法。但隨著他們和反共戰俘交往的增加,漸漸看見了真相。共方種種蠻橫無理的行徑也從反面教育了印度人。中共無節制的編造戰俘營地裏“美蔣特務殘酷控制殺害戰俘的罪行”,往往超越常識而令印軍難以接受。他們日夜站崗放哨成天和戰俘打交道都沒有看見那些罪行,遠在軍事分界線那一邊的中共倒比他們的哨兵還更清楚。並且不由分說就壓印軍抓這個逮那個,多少也引起印軍的反感。當中朝戰俘拒不出營聽解釋的時候,中共總是毫不掩飾地要求印軍動武。有一次監管軍司令官托拉特遇到中共的蠻橫無理,也幫助印度人理解並同情反共志願軍戰俘們誓死不歸的意志。因此他們對戰俘的態度也變得友善一些。

  1953年10月底,賀龍等率領龐大的慰問團到朝鮮慰問。他們慷公家之慨帶去大量物資。還特意給中立區的反共志願軍戰俘營地送來大量的慰問品。企圖收買人心。慰問品中居然還有一群生豬。由於反共戰俘們抵制這些慰問品。印軍只好代為接受。但其他東西好保管,生豬卻成了印軍的心病。於是,藉著反共戰俘要慶祝蔣介石生日的機會,印軍故意啟發反共戰俘:你們整天喊的那個口號“Shah Chu Ba Mao(殺朱拔毛)”,是什麼意思呀?反共戰俘向他解釋一番。印軍又說:是嗎?但光喊不練,也不太好吧?正好我們有些豬。何不練一練,讓我們看看怎麼殺,怎麼拔,好嗎?戰俘領悟。於是磨刀煮水大開殺戒;添肉加菜,飽餐一頓。

  1953年聖誕節前夕,三個月的解釋期限屆滿。聯合國拒絕中方延長解釋期的要求。解釋營地的解釋活動終止,進入最後30天的觀察期。中方故作姿態地抗議了一陣以後,知趣地默認了。次年1月20日,觀察期也屆滿。印度監管軍正式釋放所有抗拒遣返的志願軍戰俘。那一天,反共志願軍戰俘們凌晨三點起床,將營區內外打掃乾淨。整裝待發。七點二十分,印度軍隊打開營區大門。反共志願軍戰俘排成六路縱隊,高舉中華民國國旗,唱著嘹亮的歌曲,步伐整齊地邁出了印度村。長達一整天的時間裏,一萬四千三百餘名歷經九死一生千辛萬苦的反共戰俘第一次以自由人的身份浩浩蕩蕩地行進。在他們的前方,是聯合國軍為他們搭建的自由之門。美軍軍樂隊高奏凱歌歡迎他們返回自由世界。熱情的歡迎人群向他們致敬。戰俘們要從這裏登車前往仁川港,然後乘船前往臺灣。在他們的後方,仍舊在不停地傳來志願軍和人民軍的廣播聲:“回來吧!這是你們最後的機會了。請轉向北方,奔向自由吧!”這高音量的廣播聲從昨天夜裏就開始了。同樣的語句、用同樣的音調,一遍又一遍不知疲倦地重覆著。一如解釋帳篷裏最常見的解釋詞。反共戰俘們早已知道,自由並不在那個方向。他們義無反顧地向著南方行進,把這喋喋不休的呼叫聲遠遠地拋在中立區寒冷的曠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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