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全中國的新聞媒體,被嚴厲的控制起來,公衆輿論頃刻不復存在。殘餘武裝反抗力量,被毫不手軟地鎮壓下去。 中國曆代政權易主時,通常會大赦天下。但毛澤東沒有,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殺人:鎮壓反革命。毛維持政權靠「運動」而不靠法律。他從心底討厭任何法律,曾對斯諾說自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鎮反於一九五○年十月發動,毛澤東親自掌舵,叫公安部長把報告「直接送給我」。鎮壓物件一類是「土匪」,包括捲入武裝反抗毛政權的人;一類叫「特務」,囊括所有爲國民黨情報機關工作過的人。國民黨政權的基層幹部全體當上了靶子,上層國民黨官員則受到保護,以引誘海外國民黨人來歸。毛說:「我們殺的是些『小蔣介石』。至於『大蔣介石』……我們一個不殺。」 就連說不滿的話也受到鎮壓。有一句奇怪的話曾在華北數省不脛而走:「毛主席派人下鄉割蛋,送給蘇聯去造原子彈。」「割蛋」就是閹割男人生殖器的意思。在村子裏,夜間要是誰大吼一聲:「割蛋的來了!」全村便會四下逃散。當時中共在華北農村徵糧出口蘇聯,使這「謠言」應運而生。後來,毛接到報告說:殺了一批人以後,「謠言平息,社會秩序安定。」 鎮反中,毛一個指示接着一個指示,嫌他的各省領導太手軟,太「右傾」,要他們「大捕大殺」。與此同時進行的是占人口三分之二的「新解放區」的土改。在這兩場運動中,被槍斃、被打死、被逼自殺的人大約三百萬左右。 毛希望每一次殺人都達到殺雞儆猴的效果,要公開進行。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他指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殺反革命。這種情況必須立即改變。」在毛的督促下,北京一地就開了三萬次公審槍決大會,到會的達三百四十萬人次。一個有一半中國血統的英國姑娘目睹了在北京市中心開的一次大會,公審兩百人,然後當衆槍斃,腦漿濺在旁邊的人身上。躲過了這些大會的人常常躲不過遊街示衆的場面,或看着大卡車拉着滴血的屍體穿街而行。 毛要的是全體人民參加鎮反,要他們都受到恐嚇。在這一點上,毛比史達林和希特勒走得更遠。 要不是考慮到有些人能當勞動力使用,毛殺的人還會更多。他說:有些人「犯有死罪」,但殺了他們會「損失了大批的勞動力」。於是數百萬人被「寬大處理」,送進在蘇聯專家指導下建立起來的勞改營。勞改意味着在最荒蕪的地帶,污染最嚴重的礦井,幹最累最苦的重活,聽最不堪忍受的訓斥。身體虛弱的、性格倔強的,往往就死在這些黑暗的集中營裏。除了累死病死的,槍斃的,自殺的更不計其數。 在整個毛統治期間,死在監獄、勞改營裏的人,再加被槍斃的人,總數大約有兩千七百萬。 一種典型的毛式懲罰方式叫「管制」,決定了二十七年中數千萬人的命運。這些人生活在監獄外的監視中,一有運動就揪出來批鬥一番,平時終日戰戰兢兢,不知道哪一天大禍臨門。他們的家人也備受歧視欺負。這批社會罪人的命運天天都在提醒着周圍的人:不要得罪共產黨。 鎮反時,全國每個工廠、村莊、街道,都成立了「治安保衛委員會」,成員是一般平民,往往是最愛管閒事的積極分子。他們的職責不僅是監視政府眼裏的罪犯,而且是所有老百姓。毛政權還確立了一項最根本的控制方式:從一九五一年七月起,全國實行「戶口制」,人人都必須有固定的居住、工作之地,沒有人可以隨意遷居、換工作。 毛澤東再三說他的殺、關、管「是非常必要的,沒有這一手不行」。「這件事做好了,政權才能鞏固。」 鎮反的另一個目標,是打擊在中國擁有三百三十萬信徒的天主教會,被捕的人中有梵蒂岡在北京的主要代表、意大利人馬迪懦。毛對梵蒂岡跨國度的巨大權威很感興趣,津津有味地詢問來訪的意大利人。正因爲它的號召力和能量,天主教會對毛是個威脅。中共接管了天主教辦的學校、醫院、孤兒院,誣衊教士、修女吃孤兒院裏孤兒的心肝,用孤兒做醫藥試驗。 宗教、準宗教團體,或作爲「反動組織」鎮壓,或置於嚴格管制之下。幾乎所有的外國教士都被驅逐。跟他們一道被趕走的還有外國生意人和記者。到一九五三年,中國基本上沒什麼非共產黨國家的外國人了。 一九五一年底,毛把注意力轉移到鎖緊國家的錢櫃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開始。反貪污是主要目的。貪污犯叫「老虎」,貪污舊幣一億元(合一九五五年幣制改革後新幣的一萬元)的叫「大老虎」,要判死刑。 從古到今,中國人都希望有個清廉的政府,官員們不中飽私囊。人們對三反熱烈擁護,心想這是共產黨在剷除腐敗。人們不曾意識到,國家錢櫃裏的錢,是從全國老百姓那裏拿來的,但錢櫃只有一把鑰匙,攥在毛一個人手裏,他想怎麼用就怎麼用,與老百姓的利益無關。 三反開始不久,毛又搞了個「五反」:反對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産、偷工減料和盜竊經濟情報。運動物件是「資產階級」。按毛上臺初期的政策,這些人的財産沒有被沒收,企業商業還在繼續經營。五反的目的,是使他們從此誠惶誠恐地照共產黨的要求幹,並利用罰款,從他們那裏擠出錢來。 在上海,因五反跳樓而死的多到居然有了個諢名:「降落傘部隊」。一位目擊者說:「在上海目睹此慘狀,心裏一直有個問號,既然自殺爲什麼不跳黃浦江,死也少受罪,若干年後遇到上海一個南來的資本家談及此事才明白。原來跳黃浦江被水沖走了,中共不見死屍指逃亡去香港,家屬便不得了,所以只有跳樓而死。」據當時民盟中央參與三反、五反的周鯨文先生估計,兩場運動中,自殺者有二、三十萬人。 雖然毛澤東的中國很少傳統意義上的貪官污吏,這並不等於中共幹部生活得跟老百姓一樣。在吃、住、行、醫療、孩子教育等民生問題上,毛政權給他們按職位高低規定了普通人望塵莫及的特權。 毛自然是不「貪污」的,整個中國國庫就是他的荷包。中國的錢怎麼花,沒有第二個人有最後決定權。他也不像一般專制者那樣有什麼瑞士存款。那些人存款是預防某一天被推翻。對毛來說,這一天永遠不會到來。他決不允許這一天到來。 毛的生活是什麼樣的呢?是不是像他和他的後繼者宣傳的那樣「艱苦樸素」呢?出現在人前時,不管是公開還是私下,毛都不給人一種驕奢淫逸的印象。他不喜歡豪華,一般人眼中的奢侈品,不論是金子鑄的水龍頭還是價值連城的古董名畫,都與他無緣。然而,他並非爲了人民的利益在犧牲自己,只是他所要的東西不同。凡是他想要的,他都隨心所欲地拿取,對國家錢財毫不顧惜。 毛喜歡別墅。起碼有五十多所別墅在全國各地爲他建起,北京一地就有五所。大部分他從未涉足。這些別墅往往地處優美的風景區。一旦中選,整座山或整片湖岸、海岸便被封閉起來,專供毛享用。這些地方通常有過去留下的精美住宅,毛一聲令下,它們就被拆掉,給他另蓋房子。 毛最早的別墅大概是北京城西的「新六所」,一進京就開工修建。陸續又建別的,三反、五反照建不誤。有一所在海濱勝地北戴河,一九五四年完工。北戴河從二十世紀初就是避暑勝地,有六百多座有錢人的別墅,但沒一所合毛的意。按照他的標準,都不安全。毛的新別墅建在一個山凹裏,面向大海,背後是鬱鬱蔥蔥的山,裏面整個被工兵掏空,爲毛修建成萬無一失的防空洞和隧道。只有極少數中共領導和他們的家屬、隨從才可以靠近。 一九五二年,毛的警衛負責人羅瑞卿捎口信給湖南,要他們在省會長沙給毛造一幢房子,說「主席可能回家鄉看一看」。湖南領導不知道建房是否真是毛的意思,因爲時逢三反、五反,大興土木好像說不過去。到北京去問,沒有答覆。他們把自己的寓所騰出來,翻新裝修,加設洗手間,安裝蹲式馬桶。但毛沒有回來。他們恍然大悟,原來造別墅是毛的意思。直到別墅「蓉園」落成後,毛才回長沙。 後來,蓉園旁邊又給毛修了一幢大同小異的別墅,名曰「九所」。毛的故鄉韶山一個村子就造了兩幢別墅。其他省當然都盼着毛的光臨,聽到上邊傳話:「主席來了也沒個地方住。」於是都紛紛破土動工。 毛喜歡游泳。在那個游泳池極爲罕見的貧窮年代裏,他爲自己造了不少游泳池。第一個在玉泉山,建於三反中,根據毛自己的數位,「建造費五億」(舊幣)。三反中私用公款一億就算「大老虎」,要判死刑。毛後來沒去遊過,嫌池子太小。在中南海里面,爲他建了個室內游泳池。中南海本來已經有個室外游泳池,毛進京以前對公衆開放。毛進中南海後,內部的人,頭些年還可以在毛不遊的時候去游泳,到後來,兩個游泳池都歸他獨佔。 當然,一國領袖享受些奢華、別墅,沒有什麼了不起。毛的不同是,他一邊盡情揮霍,一邊把自己打扮成節約的楷模,要全中國人民都在極端艱苦中過日子,對挪用國家財産遠不如他的人,無情懲罰,乃至槍斃。 在性生活方面,毛澤東統治下的人民忍受比清教徒還清教徒的約束。分居兩地的夫婦一年只有十二天探親假,千百萬中國人成年累月沒有機會做愛。 而毛本人的性生活卻是完全的放縱。一九五三年七月九日,解放軍總政治部批發了爲中央警衛團選拔文工團員的決定。彭德懷一語道破,說這是「選妃」。後來這成了整彭德懷的一條罪狀。彭的反對不起作用,部隊文工團成了毛的應召站。毛在各地的別墅,也都挑選了對毛胃口的護士、服務員,隨叫隨到陪毛睡覺。 毛偶爾給女友們一點補貼,有時也給身邊人或親戚一點錢。數目最多不過幾百塊,但毛總是每一筆都仔細親自交代。多年來他的管家每隔一段時間要向他報一次帳,毛不時還察看帳目。 毛補助身邊人的錢是從中央特別會計室拿出來的,「特會」存着他的稿費。那年頭中國絕大多數作者都不許出書,而全國人民都得「讀一輩子毛主席的書」,毛著作的銷量可想而知。據毛身邊人說,一九六○年代,毛的稿費達兩百萬元以上。這在當時簡直是天文數字。與此相比,毛身邊一般工作人員一年工資大約四百多元,有的農民一年辛苦到頭才得現金不過數元。 毛的中國産生了一個獨一無二的百萬富翁:毛澤東。 轉自《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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