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毛澤東(中共)政權的基礎
 
2006-10-10
 
【人民報消息】張戎毛傳中文版出版後,最早讀到的朋友和讀者都評價很高,“很精采!”“太棒了!”“忍不住一口氣日夜讀完”,“超過所有寫毛澤東的書” ......

一位出身於湖南演藝界的朋友,曾三次接觸過毛澤東,也認識一些知情者。他說,張戎把毛澤東寫活了,毛就是那樣一個說話血淋淋、殘忍至極的獨裁者。他相信書中的史料是可信的,因為書中提到的事凡是他知道的,尤其是湖南部份,都是與事實吻合的。一位從倫敦打電話來的讀者說,英文版早已看過,但還希望再讀中文版,他早在三十多年前在大陸已聽一位中共中央黨校的學者說過,中共官方的歷史都是騙人的,不能相信,張戎這本毛傳是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北京的友人告訴我,在中文版大量發行後,支持張戎的聲音會越來越大。另一位朋友甚至說,某些學者批評這本書是因為酸葡萄的心理。

一位著名學者如此評毛

日前讀到一位著名學者評毛澤東功過的最新文章,不禁感到,學者身份確實很權威,但有的未必名副其實,這些人理論講得好像頭頭是道,但卻與事實真相相差甚遠。就如這位名學者,對毛澤東及毛澤東政權的認識,實在比作家張戎差多了。

這位學者說,毛澤東和共產黨革命是打著自由民主旗幟,反對蔣介石獨裁和一黨專政,是建國後才一步步走向專制獨裁。而共產黨和毛澤東在建政初享有很高的威望,並非憑空而來,是因展現的道德力量才使人敬佩和臣服。

實際上在整個中共歷史中,中共公開講自由民主反獨裁反一黨專政,只是在抗戰勝利在望的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六年底國共內戰全面開打之間短短三四年時間,而且只說不做,是一種對外宣傳(見笑蜀著《歷史的先聲》)而已,與此同時,中共在它統治的延安和其他“解放區”,實行的恰恰是毫無自由民主可言的極權統治。張戎毛傳第二十八章指出,中共在這段時間突然做出“期望美國式的民主”的宣傳姿態,是為了阻止美國支持蔣介石,毛澤東說,“只是在對蔣鬥爭中的一種策略。”

中共一九四九年奪取全國政權之前曾建立過兩個紅色政權,江西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形式上完全是仿蘇的極權社會(見張戎毛傳第九章〈第一個紅色中國〉)。中共長征後抵達陜北建立的第二個紅色政權陜甘寧邊區,同中華蘇維埃政府一樣也是實行思想專制,嚴密組織控制的極權社會。此不單張戎毛傳有全面介紹,南京學者高華研究延安整風專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以及無數經歷過延安整風的中共革命者的回憶都可以作證。

當年很多知識份子,包括章伯鈞這些自由主義者是輕信了中共在重慶的自由民主宣傳而上當受騙,如果今天仍然相信這套欺騙說詞,就未免太膚淺幼稚了。

至於所謂毛政權建立之初因巨大道德力量得到人民擁戴,這恐怕是中共製造的一個神話。事實上,如果沒有血腥屠殺製造的紅色恐怖,使人民心生恐懼,中共這個新生政權(包括前兩個地方紅色政權)是不可能“享有很高的威望”的。

江西紅色政權恐怖統治

在第一個紅色政權江西瑞金,毛澤東是以搞肅反,打AB團來營造恐怖。有關這場恐怖的血腥和殘忍,除張戎毛傳,與香港記者程翔一道被捕的中國社科院學者陸建華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中國左禍》一書也有大量披露。張戎在毛傳中指出,毛澤東打AB團,把人抓了關在牛棚中,使牛棚成為準監獄代名詞即由此而來,而最常用的恐怖手段是舉行群眾公審大會殺人,以製造最大心理震懾力量的恐怖效應。張戎說,毛在井岡山已經常組織萬人大會看殺人,不去看不行,這種恐怖手段連最早上井岡山的土匪也嚇住了,對毛甘拜下風(這很像黑社會,只有最殘忍心狠手辣者才能鎮懾住眾人而成為黑道大哥)。

張戎說,當時的中華蘇維埃政府像一座大監獄,每個村子二十四小時放哨,離開村子要有路條,在最極端的日子裏,日常往來都可能遭殺身大禍,如發現誰家有客人,主客同罪殺頭。

周恩來初來瑞金時,對毛的肅反“在群眾中造成恐怖”不支持,因此宣布肅反是錯誤,實行相對寬鬆的政策,但“這樣一來,人們開始大膽反對共產黨統治。”周恩來手下的政保人員說,“發現反動標語”,“反革命企圖抬頭”,大造謠言,“拒絕使用工農銀行的紙票”,周恩來發現不採用恐怖手段中共統治就有危機,於是又開始“加緊肅反”,“舉行群眾大會來處決反革命份子。”

恐怖製造人民擁戴神話的反證

在這裏,恐怖對製造人民擁戴的神話的效應從反面得到證明。在中共前後建立的三個紅色政權中,人民發牢騷,政權威望受到挑戰,恰恰都是在政治氣候相當寬鬆,恐怖力度相對較小之時。張戎毛傳第二十章〈延安整風:靠恐怖建立權力基礎〉,對比了延安整風前後的氣氛。斯諾夫人海倫對張戎說,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時,人們還愛說笑話,看見毛澤東走過後有人還擠擠眼說,“上帝走了”(對毛不敬),七年後沒有敢這麼說,冷嘲熱諷、發牢騷都可能被打成特務。一九四四年六月延安關閉多年後第一次允許記者來採訪,重慶記者趙超構發現延安的空氣“幾乎使人窒息。”他以同一問題問過二三十人,答案都是一致的,但又都堅決否認他們的思想受到管制。那位在整風前敢寫文章批評中共等級制度的作家王實味則聲色俱厲的自我批判,重覆說“我是個托派,我攻擊毛主席應該被處死。”“毛主席寬宏大量 ...... 我對他的仁慈感激不盡”。

再一個例子是五七年反右前後,這大家已知,不再贅述。中共第三個政權之初的“威望”是靠幾場遍及全國大規模的紅色恐怖運動。第一是土改。張戎指出在一九四八年初,中共占領地區(即所謂解放區)擁有一億六千萬人口,絕大部份農村都經歷了土改,被鬥爭的受害者起碼有一千六百萬人,死亡難計其數。恐怖產生了毛澤東期望的效果,給毛澤東的土改報告說“人人害怕”,“農村極度緊張。”甚至同情中共的美國記者傑克貝登看到河北土改後也說,“恐怖的手段越來越厲害,人口中相當一部份被消滅”,“農民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恐懼與謹小慎微”。為打贏內戰,中共將解放區變成戰爭機器,向農民征夫、征糧、征錢。大多數農村青壯年被征調作為支前民工,僅淮海戰役,征夫就高達五百四十萬人,被征調的糧食 二億二千五百萬公斤。因為土改的恐怖,農民一句怨言也不敢發,還要表現積極。這就是全中國農民踴躍支前、支持中共解放戰爭的秘密。“解放”全中國後中共又在占人口全國三分之二人口的新解放區展開土改。土改的血腥和殘忍,連毛澤東長子毛岸英一度都忍受不了,“無限痛苦”流淚,在日記中發牢騷。

用鎮反恐怖建立新政權權威

然後是一九五○年十月發動的鎮反運動,毛指示要大捕大殺,而且要“大張旗鼓殺反革命”。大規模公開槍決,恐怖籠罩全國。張戎說,僅北京一地就開了三萬次公審槍決大會,到會人次達三百四十萬人次。一位英國女子目睹一次大會,公審兩百人,然後當眾槍斃。腦漿濺在旁邊的人身上。在路上行人看見大卡車拉著滴血的屍體穿街而過。

毛澤東說得很明白,新政權大開殺戒“是非常必要的,沒有這一手不行”,“這件事做好了,政權才能鞏固。”毛澤東稱全國殺了七十萬人。其實不止。這就是中國專制帝王慣用的殺人立威,毛澤東用鎮反的紅色恐怖來建立新政權的權威,使人心生畏懼而不得不臣服。

文革時的一九六九年我就讀的成都一中實行軍管,軍管頭子深諳共產黨恐怖手段秘訣:每當覺得當過紅衛兵的學生不好管時,就會在學校高音喇叭中緊急宣布學校出現階級鬥爭新動向,比如反動標語之類,要各班學生立刻回教室抄毛主席語錄對筆跡,搞得氣氛非常緊張恐怖。軍管頭子私下對人說,毛主席的“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就是“階級鬥爭一抓‘人’就靈”。

最近四川一些作家說四川鎮反全國殺人最多,殺了五十萬,僅成渝(成都重慶)兩地即殺了二十萬。這一場殺戮將承平已久的成都人完全嚇怕了,我依稀記得幼時皇城埧(現成都天府廣場)開公審大會,才二十多歲的母親第一次見到殺人,嚇得事後幾天都吃不下飯。又聽父母說到,那些朋友幾天前才見過面,突然聽說被鎮壓了,使他們很驚恐。

這些都是我童年時最早的記憶。當時鎮反殺人最多的刑場是有“川西第一禪林”之稱的昭覺寺。由於殺人之易就像砸碎砂罐一樣,鎮反殺人被成都人稱為“敲砂罐”,“昭覺寺敲砂罐”隨後成了意指槍斃的地方俗語,伴隨我長大。

人人活在恐懼中

接踵而來的又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肅反 ...... 整人運動不斷,還有密如蛛網的群眾監督,使人人活在恐懼之中,連革命者和共產黨員也提心吊膽,生怕一不留意就滑到了萬劫不復的階級敵人那一邊。我母親有一個朋友在毛澤東時代十多年一直處於高度恐懼中,他怕聽“份子”兩個字,每天一到黃昏心裏就發慌。文革後披露的資料顯示,那些為紅朝高唱讚歌、地位顯赫的御用文人,如郭沫若、茅盾等,內心也深藏恐懼。

有些人在文革後解釋他們當年為什麼要參加批胡風、批右派,說是因為他們相信黨、相信毛主席。但如果他們足夠誠實的話,應知道他們根本是因為恐懼才說違心之話,做違心之事。有不少知識份子自以為他們是真心擁護熱愛共產黨,但這種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恐懼轉化而來的,這種微妙的病態心理即今天大家都知道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面對主宰自己生死的強大恐怖力量,將內心的恐懼下意識地轉化成效忠臣服乃至愛戴,是人為生存的自我心理調適,它能使人獲得虛假的安全感乃至幸福感。檢視我自己在毛澤東統治下度過的青少年歲月,實際自己也患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有非常深切的親身感受,有機會我會將這些經歷寫出來。

的確,中共政權建立之初享有很高威望,並非憑空而來,但使人民臣服的不是什麼道德力量。而是空前的恐怖力量,就如張戎所言,恐怖是毛澤東的權力基礎。

(《開放》2006年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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