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數天前的一箇中午，我剛從雙安商場的美食城出來，走上人行天橋，凜冽的寒風在我暴露的皮膚上肆虐不已。突然看見前面有一滿頭銀髮的老嫗不停地向人打躬作揖，而路人紛紛掩鼻而走。估計又是一個乞丐，我正在這麼想着。這時，老者卻向我走來。我摸了摸口袋中的硬幣，心想也許又是一個騙子。我幾乎都能猜到她會說些什麼，無非是來京訪親，找不到人了，好些天沒有吃飯了等引人入套的話。我做好了用幾個鋼崩將她打發的準備，不料老人卻用地道的河南話對我說，「同志，海淀區司法援助中心怎麼走？」喔，原來只是問路，我笑了笑，感覺自己有點神經過敏。「對不起，我也不知道」，我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但自己確實不知那個援助中心在哪。老人朝我點了點頭，又向旁邊一個路人詢問，但對方卻並未理睬這個貌似乞丐的老人。我禁不住又打量了一下老人，她估摸60多歲，帶着數個破破爛爛的編織袋和一個古老的黑色旅行袋，袋子旁還用玻璃繩子栓着一個破水杯。又是一個上訪者，一個不知被多少個部門像中國足球一樣被人踢來踢去而始終踢不進門的上訪者，我心裏一陣難受，對老人說，「您別急，我幫您打電話問一問」。我用手機給查號臺打了電話，在現代科技的幫助下，很快問到了援助中心的地址──某某路某號。這時老人突然撲通給我跪下，泣不成聲地對我說：「你是個好人」。天啊，僅僅是問個路，何致於要用下跪來表示感謝呢？

我的眼睛有點溼潤，慌忙把老人扶起。她只是一個勁地對我說你是個好人，你是個好人。我給她指了指援助中心的方向，告訴她該怎麼坐車。老人從貼身的內衣中小心翼翼地掏出個皺巴巴的信封，顫巍巍的記下了地址。我本想迅速撤離這個讓人壓抑的天橋，可又覺得即使指明方向、地址，對於這個對北京人生地不熟的老人來說，要想找到那個連我都不易找到的援助中心無疑是大海撈針。於是我決定帶她去，不料就爲這她再次向我下跪，我措手不及，只能一手提起了她那像垃圾一樣的編織袋，一手把她扶起。

在去往目的地的出租車上，老人告訴我，她是河南南陽人，今天早上剛到北京，爲了找援助中心，已經徒步走了4個多小時。她問了問我的身份，當我告訴她我還是學生時，她又一次哭了，哽咽的說到：「如果不是家裏窮的話，我那兒子現在也是大學生，也就不會遭這個罪了。」原來他的兒子是油漆工，兩年前來京打工。一天深夜，她兒子騎着自行車，帶着鐵桶和毛筆正往家趕，突然被幾個巡邏的警察二話不說地抓了起來。沒有申辯、沒有審判、似乎沒有任何程序，孩子就被關進了監房。過了20多天，事情總算是弄清了，孩子的清白也得到了證明，但他的手指卻由於不知名的原因掉了幾個，而且精神徹底崩潰，成了瘋子。想像一下吧，一個來北京尋求希望、身心健康的年青人，在毫無過錯的情況下，莫名其妙地深陷囹圄，沒有任何反抗、任何辯解的機會，最終成了一個廢人。

我的心在顫抖，我的靈魂被震撼，我突然感到中國的「法制」是如此的可悲。然而，我還是說了句「相信法律吧」。這似乎就是我，一個研讀法律多年的人對她唯一能說的一句安慰話──一句蒼白得近乎虛僞的話。

到了援助中心，我執意要陪她上去，但老人對我鞠了鞠躬，說已經很感謝我了，讓我不要上去，她說我還年輕，不要介入這種可能影響將來前途的事情。

我走了，想着老人的話，突然感覺自己是多麼的卑微，多麼的懦弱，感到自己曾經奮筆疾書的有關中國法制精神的探討是多麼的可笑，多麼的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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