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日落下帷幕的此次大选，再一次证明：台湾人民是理性的，台湾民主是成熟的，台湾社会的法治是成型的。现任总统、副总统陈水扁、吕秀莲以微弱多数再次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虽然在竞选中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变数，比如在投票前一天下午，即三月十九日，发生了枪击陈水扁、吕秀莲的不幸事件，但好在他们的伤势不很严重。连战、宋楚喻在计票结束之后立刻宣布选举不公正，单方面宣布选举无效，并要求台湾法院封存所有的投票箱。支持泛蓝的民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等抗议活动，但从头至尾基本上是有序进行，民意得到了有效表达，一切依据法律而动作。海内外的人们有理由相信，投票之议，独立的台湾最高法院自会禀公而断。

台湾大选是台湾民主化的重要标志，是考验和判断台湾人民民主素质孰高孰低的重要标准。无论谁当选，只要遵循大选的基本原则，只要为选民们统计学意义上的多数所认定，那么，这样的领导人就是为民众通过庄严的一票而授予权力的领导人。虽然这中间有这样或那样的小插曲，但竞选的投票箱里面出政权这个正确途径，则是现代政治制度的根本特征。这与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陈腐教条等暴力学说，实乃是判然有别的、是大相迳庭的、是载然相反的。台湾大选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一、否定「亚洲价值观」。新加坡前独裁者李光耀提出过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其主要内容是说：亚洲人民不能像美、英等发达国家的人民一样享有民主自由，亚洲人民天生就是应该遭受奴役的。这种把人类文明普世价值彻底割裂的托辞，为极权专制主义的大行其道提供了貌似有理的无耻证据。实际上，「亚洲价值观」是不值一驳的专制主义胡说八道，是没有任何正面价值的，而只能有极大负面价值的价值观。

如果亚洲人民不适宜于在民主制度下生活，那么请问，台湾是不是地处亚洲，台湾人民是不是亚洲人民的一部分？台湾人民用大选的方式证明：亚洲价值观是为极权专制主义涂脂抹粉的。台湾大选的成功使「亚洲价值观」彻底流产！

二、否定「中国人民只配拥有生存权」的江泽民胡说。江泽民提出过一个谬论：中国人民只配拥有生存权。江氏所谓的生存权共产理论，是货真价实的猪权驴权马权牛权，是把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加以彻底剥夺的野蛮、无耻而且邪恶的御民之术，是不把中国人民当人来看待，而只是当做极权专制政体的工具来看待的本质表现。江泽民所说的中国人民只配拥有生存权，与其说是中共对中国人民所施舍的喘气权，莫不如说这是上海小瘪三狗眼看人低的把中国人民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基本权利都给剥夺净尽的不打自招。什么叫生存权？这是江泽民及其领导的中共为了使自己的极权专制苟延残喘而对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赤裸裸的无耻宣战！这是极度蔑视、诽谤、污辱中国人民权利的胡说八道！台湾大选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中国人民的权利是不会被江泽民所提出的所谓生存权而偷梁换柱，并取而代之的！

同属于炎黄子孙的台湾、香港和大陆人民，一定会以捍卫自身权利的方式，彻底消除江泽民所谓生存权的恶劣影响与无耻之尤的谬论！

三、彻底否定中共提出的中国人民不适宜于搞民主的歪理邪说。什么叫中国人民不适宜于搞民主？你江泽民及其领导的政权上海帮一心一意搞独裁，却绝不允许中国人民实现民主自由的追求，并且还要口口声声地把所有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及行动都当做所谓的动乱因素，并要把它们统统地消除于萌芽状态。在中共法西斯主义的严酷统治下，中国人民还怎么能够实现民主？在中共一心一意谋求自身的集团利益胡整瞎整、肆意滥权的情况下，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屡遭挫折，又何时能够展现出流光溢彩的曙光？台湾现在已然实现了民主，台湾人民已经毫无恐惧，也毫无忧愁地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下。那么，请中共问一问自己：为什么台湾人民的民主不可以变成大陆人民的民主？大陆人民所面对著的极权专制的共产暴政为什么不能够早日地被彻底地予以铲除？这，究竟是何道理？这种毫无道理的事情，为什么还要与时俱进地坑蒙拐骗？说中国人民不适宜于搞民主，这种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一石遮目、不见泰山的连篇鬼话，除了死把著权力不放的蝇蝇苟苟的位高权重的中共官老爷们可以指鹿为马地、颠倒黑白地脱口而出之外，又有哪一个明眼人会看不出来其中所蕴藏著的令人可笑的驴唇不对马嘴的荒谬之处？说中国人民不适宜于搞民主的共产瞎子们，请睁开你们的眼睛看一看：台湾人民是不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台湾人民能够搞民主，为什么中国大陆的人民就不可以？难道大陆的中国人民就不是人吗？你们这帮江泽民作为太上皇所统领的窃国大盗──政权上海帮，还是滚下你们所垄断的极权宝座吧！你们应该清楚地知道：中国人民最适宜于搞民主，中国人民最希望生活在现代化的民主制度之中。这，就是结论！

四、否定「稳定压倒一切」的江泽民无耻说辞。大选，是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稳定器。不搞大选的极权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从来就是不稳定的动乱之深渊。只有人心稳，才是真正的稳。要使人心稳，就必须通过民主制度，通过大选的方式，通过一人一票的竞选的投票箱里面出政权的方式，才能使所有的民众之诉求、意见、建议乃至愤怒等情绪全部释放出来，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稳定。这一点，在台湾的大选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然而在大陆，中国共产党依靠刺刀和坦克履带维护社会主义红色王朝的稳定。这种依靠残忍暴虐和恐怖所维系的稳定，与其说是稳定，不如说是即将暴发的动乱，莫不如说中共一小撮维护自己私利的党棍们亲手制造了全民愤怒的浪潮和愤怒抗争的火山迸发。江泽民所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就是用他窃国大盗的皇权颐指气使地和胡作非为地干涉正常的社会生活，扭曲人性，搞得人人自危、生命不保、安全感皆无。这种无事生非，并且是怨声载道的社会主义稳定，从中共建政之初就开始稳定，一直稳定到现在，半个多世纪已然过去，中共还要强调稳定。可见，中共的稳定，到底是什么流氓无耻的货色？中共所说的稳定，就是要保持红色王朝的稳定，就是要保持红色帝王的稳定，就是要大开杀戒的稳定，就是要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稳定，就是要为了一党之私而无所顾忌地肆意滥权的稳定。这种毫无道理的强权之稳定、恶霸之稳定、土匪之稳定、法西斯之稳定，到头来既不能使自己的非法权力得到任何稳定，又将使自己的稳定遗臭万年，并成为必然可耻的象征！

五、否定邓小平所说的」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无耻谎言。邓小平在发动「六四」大屠杀之后说过，如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如果实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那么中国将有千百万人头落地。由于不让」千百万人头落地」，所以邓小平虎狼蛇蝎一般地咆哮：「杀他二十万，稳定二十年」。为什么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如此惧怕大选呢？为什么中共一听说要搞大选这些被中共标签为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一听说要建立现代化的民选政府，就如此地大动干戈，非得要杀气腾腾、兴师动众地动用野战军，肆意妄为地屠杀北京市民与北京大学生呢？」千百万人头落地」的邓式谎言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大陆大行其道，且蛊惑人心呢？台湾大选出现了千百万人头落地的邓式论断吗？恐怕连一个人头都没有落地吧？别说一个人头没有落地，就连一个人的头发也没有落地，就连一个人头上戴的帽子也没有落地！虽然大选有那么多激情，那么多呐喊，那么多祈愿，那么多微笑，当然也不乏某种愤怒与抗议，但却毫无邓小平所说的」千百万人头落地」的一丝一毫影子。

如果中国大陆也实行大选，也一定会以和平，而不是暴力；以正常，而不是非正常；以合乎民意，而不是遵从党魁意志；以公开，而不是宫庭密谋的等等方式来进行，因而也不会出现如邓小平所说的」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悲剧！通过大选的方式而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通过大选的方式而选出来的国家领导人及其组建的民选政府，是每一个公民的生命、财产与幸福的制度性保障。是绝不会发生中共所捏造的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惨案的！
邓小平及其中共所说的」千百万人头落地」的谎言必须加以彻底揭穿！」千百万人头落地」的中共谎言应该寿终正寝！

六、台湾大选证明：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是永世长存的，更不可能「万岁万岁万万岁」地以执政为民的名义立党为已或执政为已的！不久前，有一篇文章是虚舟写给杨银波的。虚舟说，现在大陆离开共产党的领导还不行。请问，为什么还不行？难道离开了共产党，你虚舟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吗？难道你虚舟就非得依靠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来生活、来喘气吗？这种观念虽然是中共自吹自擂已达半个多世纪的谎言，但令人不可理解的是，这种离开共产党就玩不转的弥天大谎竟成为某些政治愚民，甚至成为某些知识分子的愚见？！似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了这个国家、也没有了这个社会一样；似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的依靠、没有了出路也没有了前途一样；似乎没有共产党，中国人民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一样。共产党是个什么东西？共产党是由一帮野心家、阴谋家、权术家□欲极度膨胀，把中国人民视做草芥，把国家权力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窃国之大盗、之中盗、之小盗们组织起来的祸国殃民的政治集团。离开了这些窃国大盗、中盗、小盗们，难道我们的生活就一定会受到不良之影响？难道没有这些玩弄权术的阴谋家和野心家们指手划脚，中国人民的手脚就不会动弹了吗？难道遭受极权专制主义罪恶统治半个多世纪，还不嫌其多而嫌其少吗？难道中国人民的命就是如此的低贱？中国人民的权利就是如此地可有可无？中国人民的命运就是如此地活该倒霉？难道中国人民就不能够堂堂正正地拥有自己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所有权利，而非得把自己的所有权利全部地奉献给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专制主义共党吗？

连共产党的党魁毛泽东都不得不承认，党是一个暂时的历史现象，迟早是要消亡的。连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得不说，党是不会永世长存的，而只能生存于一定的历史阶段。那么，为什么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党魁还非得紧紧地死把著党权不放，非得把党权化做锋刃无比尖利的刀剑，刺向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心脏呢？这，除了证明中共的无耻之外，就是证明中共自身的野蛮；除了证明中共自身的野蛮之外，就是证明中共自身的卑鄙，总之是要证明中共自身的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诸多邪恶凶恶丑恶罪恶等诸多特征的！

中共只有顺应世界民主自由发展的大趋势，响应中国人民要求其放弃权力而实行全民大选的强烈呼吁，尽早地、痛痛快快地退出历史舞台，是为上上之策，或者作为与其它政党平等的地位参与未来中国社会的建设，力争用自身的开明的现代化形象，以其良好的政治改革之方案而重新登上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视为上策。如果一味鸵鸟似地与中国人民的普遍要求相对抗，一如既往地实行封杀思想、堵塞言论、取缔自由、消灭民主的种种恶行，那就怪不得中国人民在捍卫自身人权的大旗下一股作气地推翻极权专制主义的共产统治！这对于中共及其党魁来说，是为下策，甚至是下下之策。何去何从，道路已经指明，希望中共立即召开中央全会，就这个事关中共生死存亡的大事大非问题做以详细认真的讨论，必要时可以邀请海内外、党内外的有识之士如刘晓波、方励之、陈水扁、布什等人参加否定共产党领导的、旨在推进中国大陆全面现代化的政治会议，以创造出中华民族前所末有的政治文明新气象！

应该明确地认识到：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必定会有其它更好的政治势力来领导，离开了某个党的领导就玩不转的观点，不是弱智，就是无知，或者受到了中共所炮制的谎言的长期蒙蔽与毒化。在这个世界上，离开谁都可以，地球也是照样转，太阳也会照常从东方升起来，从西边落下去。离开极权专制主义党的领导，这个地球可能转的更好，人们的心情可能更舒畅，太阳可能每天都像笑脸一样地照临于神州大地，今天的太阳可能或必然比昨天的太阳更明亮、更辉煌。这，就是对于离开某个党就玩不转的有力回答！

七、台湾大选证明：对于中共的任何希望，几乎都是虚幻的寄托！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中共用各种美丽的词藻，如民主自由等，给自己的武装叛乱披上某种冠冕堂皇的外衣时，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就把自己的希望全部地寄托在中共这个诈骗集团身上了。结果，在毛泽东皇袍加身之后，立即把那些敢于表达自己民主自由思想的正义人士，都统统地宰尽杀绝，充分地显示出共产恶魔的极端丑陋之本质。

于是，中国人民等啊等，过了二十七年，毛泽东老死于任上之后，又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英明领袖华主席身上。华国锋下台后，又把希望寄托在出而反尔、言而无信的邓小平身上。结果，邓小平挥舞著共产屠刀把北京给屠成了个死寂之城，把中国大陆给屠成了个噤若寒蝉的悲怆大陆！对邓小平的希望已变成绝望之际，踏著「六四」鲜血登上共产王朝帝王之位的江泽民又成了某些人的希望。结果，江泽民来了一个「稳定压倒一切」，把一切追求民主自由的因素都统统地消除于萌芽状态！江的皇帝之宝座一坐就坐了十三年，现在又当起了万民唾骂的太上皇，当上了专门用枪杆子镇压人民的军委主席！
在江泽民贪权恋栈、死不下台的时候，善良得有些发傻的某些中国人竟又把希望寄托在新任党魁、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身上，寄托在新任总理温家宝身上。希望复希望，希望何其多！幻想复幻想，幻想不见少？！就在这种倒霉连倒霉的悲剧怪圈中，中国人民一走就走过了五十多年，历史悲剧一晃就晃到了今天。对第一代的希望破灭之后，又把第二代作为希望的目标；对第二代的希望破灭之后，第三代又成了某些中国人明亮的希望；对第三代的希望破灭之后，现在，第四代又成了某些人津津乐道的希望。难道这种不断破灭的肥皂泡似的对极权专制主义党及其党魁的幻想、空想，还不能够使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有所警醒吗？令人大感奇怪的是，有些民运人士也对中共的新党魁或新党魁的下一代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仍然对极权专制主义政党寄予不应有的希望，难道我们还要等到第五代、第六代，才能改变悲惨的现实命运吗？这样的灾难何年、何月、何时了？

灾难根源于极权专制主义政体，灾难根源于人们对极权专制主义政体不应存在的虚无幻想。

台湾大选证明：只有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民众才能够实现打破极权、取缔专制、恢复自由、争取民主的一个又一个全面现代化的新局面、新成果、新胜利！

不要对极权专制主义政体抱有任何幻想。对于窃国大盗的任何幻想都是不切实际的。极权专制主义政体本身就是与人民相异化的政体，本身就是成体系的犯罪集团。请问，对犯罪集团还能有什么幻想可言？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和现实都非常明确，也非常严酷地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对极权专制主义国家不要抱有任何幻想。与其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叫做一个国家，莫不如叫做一个偌大的监狱，莫不如叫做社会主义的红色魔窟！这么说倒可能更为恰当一些，也更为实事求是一些。对于以迫害人权为能事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能抱有什么样的幻想？还能寄予什么样的希望？所有的希望都必将变成绝望，所有的欢笑最终都必将变成默默的泪水，所有鲜活的生机勃勃的青春活力都终将成为杂草丛生的坟墓和坟墓里永恒沉寂的死亡。幻想不应有，应该明确地大声疾呼，应该立即行动起来，无论是维权抗争也好，还是揭露黑暗也好，无论是与贪官污吏作斗争也好，还是通过各种方式争取自己被剥夺了的自由也罢，有一个主要的信念必须牢记心中，那就是：一切权利都必将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予以争取，才能获得真正的实现，而不能依靠红色帝王们的恩赐来获得。因为恩赐的自由是可以随时随地被极权专制主义者收回的，与之相反，我们自己争取到的自由是任何人也抢夺不回去的！台湾大选的事例告诉我们，台湾民众对统治者是没有什么幻想的。他们之所以能够自由地生活在现行的民主制度下，是因为台湾人民经历了争取自由的漫长的历史过程，并且作为自我能力的充分显示，他们所具有的自由是任何人都不可以剥夺的！

八、台湾大选说明：中共所许诺的五十年之后中国大陆将实现民主的许诺，是想把现实的中国人民都给拖垮的弥天大谎！江泽民及其领导的中共，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言之凿凿地声称：五十年之后，中国人民将获得自由和民主，并白纸黑字地许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成一百周年时（1949──2049），中国大陆将发展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这些五十年之后才能到来的虚无缥渺的共产谎言，的确能够使不少不动脑筋的知识分子、愤青、中共党棍、受党欺骗多年的工人、农民和流离失所的海外中国人、海外华侨等等，都毫无缘由地欢心鼓舞，并纷纷称赞伟光正给我们派发的宛如天下掉下来的巨大馅饼。五十年之后的民主，到底是一种什么民主？再给中共五十年极权专制的时间，再给中共残民以逞且草菅人命的五十年，将把中国人民推入到何等深重苦难的深渊啊？与其说是五十年之后的民主，莫不如说是现实中国大陆赤裸裸的野蛮专制、莫不如说社会主义制度和一党专政的无耻现实、莫不如说是中国人民五十年之内的滔滔血泪、无尽的悲伤与触目可见的倒霉！

中国人民已然亲历了五十年共产奴隶制，难道还要继续与时俱进地被奴役，再被奴役五十年不成？难道中国人民以往半个多世纪的倒霉还没有受够吗？为什么还要让中国人民开拓进取地继续倒霉下一个五十年？

中共再三强调的五十年之后在中国大陆实现的纯系胡扯的民主，就是用海市蜃楼般的幻想和空想，让中国人民坠入由中共及其党魁所设定的万丈深渊！其目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但卑鄙，而且下流；不但让人难以理喻，而且也是厚颜无耻！总之，这是只有不是人的上海小瘪三才能想出来的一个非常拙劣，然而又非常高明的骗术。说他高明，是因为上海小瘪三还真有一套胡弄人的鬼把戏；说他拙劣，是因为流氓无耻的中共集团所搞的这一套雕虫小技，连小朋友都糊弄不了，又如何能够糊弄业已觉悟了的中国人民？什么五十年之后的民主，什么五十年之后的自由，都是骗人的玩意。要民主，要自由，就在今天，就在此时此刻；要人权，要法治，就在今天，就在此时此刻。一定要尽早地在中国大陆展开国家领导人的直选，这是有利于中国大陆全面现代化的大好事。宜早不宜迟。要迅速行动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要排除极权专制政体的干扰，要打破所有思想的牢笼，中国人民要勇敢地把握并捍卫自己的权利。一定要把台湾大选的经验迅速地学到手中，并在中国大陆建立起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的全民普选制度。这样，中国大陆就会在符合普遍民意的环境下迅速实现中国人民不懈追求的民主自由，并建立与之相应的系列保障制度。

九、从一切皆变的观点看问题，一党永远执政的局面根本不符合人心。台湾大选证明：政党只有轮替执政，才能够保持政治生态应有的活力。这次台湾大选，民进党是第二次执政，在二零零零年台湾大选中，业已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执政了八十多年的百年老店-------国民党终于退出执政的历史舞台，而让位于生机勃勃的民进党。这，证明了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是求新求变的！

中国大陆的政治现实是中共的一党专政。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立红色王朝之后直到今天，中共已经执政半个多世纪了，已经没有什么活力，更显示不出任何值得一提的政治创造力和政治想像力，只是僵而不死或半死不拉活的苟延而已。可以说一丁点政治智慧也没有，全是一些不值一提的的具有极大负面价值的，像神经出了毛病或吃错了药似的自说自话，不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登峰造极的胡诌理论，全是些东拼西凑的烂货。在执政方式上，除了大肆镇压，再不就是在镇压之前做出亲民秀的种种小儿科的活计，总之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智慧的执政党，却不乏封杀人们思想的蛮勇之力；毫无民主自由的现代化理念，却仍然恪守一百五十多年前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洋垃圾；没有任何人权与法治的现代化理念，却不乏极权人治的诸多社会主义野蛮特色。中共口口声声地说尊重辩证法，并用辩证法来检验世界上一切的人或物，解决一切难以解决的问题，唯独对中共自己，辩证法的革命性批判力量却被彻底地抛之脑后，完全失去了效用。看来辩证法的效用和力量只是对付别人，而不是用来对付中共自己。中共为了保权维党，完全违背了人心求变的基本道理。连基本道理都不讲的中共，却希望像历代封建王朝一样万世一统，世世代代永不变色。这，又如何使社会上一切新生的萌芽力量不断出生、发展与壮大？如果每个人都希望像中共那样万岁万岁万万岁，那世界岂不是要拥挤得没有一点自由的地方；如果中共像所有帝王那样希望永世长存、千秋万代，那中国历史又怎么会有那么多更叠不已的王朝轮回？世界又如何能够进一步地发展与变化？

十、台湾大选证明：中共的愚民政策是不得人心的，是注定要破产的。中共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搞愚民政策。让人民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均按照中共的意愿。中宣部均有详细的安排。查封国外资讯，不允许中国人民获知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比如，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香港五十多万人的大游行，党控媒体一个字都不提；比如台湾二零零零年和二零零四年的大选，中共的党控媒体只是报导了那么一点点，基本上让中国大陆人如入五里雾中，不明就里，就像瞎子摸像一样地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至于更多的大选内容，则更是不甚了了。在不能全面、客观而真实地报导事件来龙去脉的情况下，人们又怎么能够准确地进行判断？人们就不能不轻信与遵从中共的愚民政策。中共的愚民政策，使中国人民的知情权遭到了完全彻底的剥夺。这，是中共阻碍中国人民走向世界文明的极端可耻的卑劣表现。

如果中国大陆实行大选，中国人民被剥夺了的知情权将会得到全面的恢复，想知道什么就会知道什么，知情权就不会被制造谎言的中共一手遮天地加以剥夺。

大选，是战胜中共愚民政策最有力的一种方式，是打开民智的无比宽广的阳关大道。台湾大选是全球民主化的重要一翼。台湾民众拥有无比广阔的知情权。但在中国大陆，人们却在伟光正的英明领导下游离于全球民主化的历史进程之外，毫无知情权可言。所有真实的信息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屏蔽。也就是说，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国人民是不应受到台湾大选的任何影响的。在这里，需要明确地告诉中共的是，这种掩耳盗铃的一厢情愿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是必定会被中国人民的知情权彻底地征服并彻底地战胜的！

诚如以上所述，台湾大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为过。二零零四年的第三次台湾大选，使执政的民进党权力愈加巩固。台湾以其巩固的民选制度为中国大陆、为亚洲各国，乃至为整个世界都树立起一个光彩夺目的榜样，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台湾大选对中国大陆的示范意义，更是非同小可，非同一般，可谓深入而广泛，广泛而深入。

一、对中国大陆的民主示范。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就是实现对于领导人的选择机制、监督机制、制约机制、罢免机制；民主就是尊重多数人的意见，而且保护少数人的意见；尊重多数人的权利，而且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允许少数人、个别人的不同意见乃至相反意见的充分表达。台湾可以直选总统，中国大陆为什么就不可以直选总统？难道台湾人民不是长著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吗？为什么台湾人民可以有民主，而中国大陆的人民却没有民主？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还需要予以深刻地论证和详细地说明吗？

1、民主，在制度层面上显现为多党竞争。台湾实行的是多党制，是民主制度；中国大陆实行的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制度，这就不是民主制度，这就是反民主制度，亦即实行的是极权专制主义制度，是法西斯主义的罪恶统治。两千三百万人口的台湾可以有反对党的存在。反对党在那里是完全合法的。民进党可以批判、反对国民党，国民党也可以批判、反对民进党。没有什么党的政策是不可以反对的，没有哪一个自吹自擂的党魁是不可以反对的，没有哪一个自称为伟光正的党是不可以被质疑、被批判、被反对乃至于被否定的。反党是天然合理的，是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反党是必反不可的；然而，在中国大陆，实行一党专政的极权专制主义党是绝对不可以反对的。要反对，就得拿人头来换，就得面对黑森森的监狱，就要成为十分严重的问题。不许反党，只许对党歌功颂德、献媚邀宠，这本身就与基本的人性不相符合，这本身就是否定人类文明的自然发展和历史进步。不但党不允许反对，就连党魁也不允许反对。中共党魁都是些什么货色？不是土匪、痞子，如毛泽东者，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冷血动物、人面兽心的家伙，如邓小平，再不就是能够一年级小学生似地背诵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名言警句，并且会吹拉弹唱、高歌一曲「我的太阳」敬献给亲爱的歌星的上海小瘪三，如江泽民，或者是毫无主见，不能担负起推进中华民族历史进步之大任的亦步亦趋的谨小慎微者，如胡锦涛。中共党魁之所以不允许反对，是因为他们拥有可以宰杀一切的现代皇权。他们代表人民无商量，而绝不允许人民有任何的不同意见；他们只希望人民对他们顶礼膜拜，且三呼万岁，而绝不允许人民对他们三心二意、自立自为；他们一天到晚统一思想，用愚民之术把中国人民的大脑搞成一片浆糊糊，而绝不允许人民的头脑聪明伶俐起来，以看清这些兽类的丑陋表演；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用种种恶法、红头文件、最高指示和圣旨般的重要讲话、政策性规定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陈规戒律，把人们的嘴巴紧紧地封住，不允许人民讲真话。倘若哪个中国人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言为心声地大声疾呼，那么形形色色的焚书坑儒的刑场、社会主义的文字狱、阴暗而潮湿的紧闭室、貌似强大的国家专政机器就会蜂涌而至地聚拢而来，张开血盆大口把中国人民的所有希望、所有真话、所有梦想都统统地吞噬而尽，从而形成全社会的红色恐怖！这种在中国大陆司空见惯的丑恶凶恶邪恶罪恶的诸多情形在经受过大选洗礼的台湾，是找不到任何蛛丝蚂迹的。台湾人民可以随心所欲地尽情表达他们对于不同政党及其党魁的任何好的或不好的，中听的或难听的意见、建议、立场、观点等等。这就是说，台湾人民对于任何政治组织都可以毫无恐惧地说三道四、指手划脚；对于任何政治人物，他们都可以进行监督、批判、制约。这在中国大陆是完全不可以的。中国人民可以随时随地抨击现任的中共法西斯党魁吗？中国人民可以公开地批判决不允许反对的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专制主义党吗？谁要是敢这么做，那不是在自讨社会主义的苦吃吗？那不是要准备接受共产王朝杀人不眨眼的子弹执政为党的亲民呼啸吗？

2、国家政权必须通过大选的方式予以定期的合法颠覆。国家政权既然是社会管理机关，那就不应该惧怕颠覆；既然与每一个其所治下的人有联系，那就不能像中共所做的那样强行代表，而应该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大选，是颠覆国家政权的最有力、最有价值、最公开、公正、合理、合法的颠覆。民众颠覆政府，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从来都是真理在握的，从来都不是错误，更谈不上何患无辞的罪过，而是一种响当当的正义之举！如台湾的民进党颠覆国民党，国民党颠覆民进党，这是非常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之景象，这是合理的政治生态共存共荣的应有之表现。这是使政治制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值得称道的里程碑。

在争取民众支持的基础上，希望自己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政治人物通过自己的能力、水平、才学，通过自己的施政方案、立场、政策等等，而向现行国家政权的实权掌握者提出相应的挑战，提出合理颠覆的诉求。请问，这，又有什么不好？这，应该说没有什么不好。这，是非常有益于社会发展与历史进步的善善之举！

有一个基本的政治道理应该十分明确，即：国家政权是应该、可以而且必须颠覆的！不能颠覆的国家政权只能是极权专制主义的政权，只能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强权。无论希特勒的纳粹党及其领导的德意志第三帝国也好，还是斯大林统领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也罢，无论是萨达姆执政的伊拉克共和国也好，还是中共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罢，这些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政权是决不允许任何颠覆的，也是不允许任何煽动颠覆的。不允许颠覆和不允许煽动颠覆的国家政权，包括历代封建主义王朝，无论中国王朝，还是外国王朝，总之都是王朝制。凡是王朝制，凡是极权专制，都是不允许颠覆和不允许煽动颠覆的。以社会主义国家为名义的共产王朝用其所制定的共产恶法，如《宪法》、《刑法》等严刑峻法严格束缚人们的思想，设置重重禁锢，不允许人们自由言论，这就像清王朝时的「莫谈国事」等规定一样，中国大陆到处都是不允许谈论所谓政治敏感问题的种种规定。一谈论所谓的政治敏感问题，就不能不有颠覆或煽动颠覆的嫌疑。中共口口声声地吹牛皮说自己是人民政府，但又害怕人们自由谈论子虚乌有的所谓的政治敏感问题，又草木皆兵地恐惧民众对它的批评、指责、痛斥，那么请问，你这个自吹自擂的人民政府还有没有一点点人的气味？你这个人民究竟是代表了何方利益的弥天大谎？这个害怕颠覆的人民政府究竟是个什么欺世盗名的可耻货色？当一个政府不能够保护人民，相反却要剥夺人民的权利，横征暴敛，惨无人道，牛皮吹得山响，实际却给人民带来莫大的悲剧和灾难之时，这样的无赖政府不予以颠覆，行吗？当一个政府大搞极权专制，为了一党之私而一心一意谋发展，为了苟延残喘而代表人民无商量，不但不能起到推进社会发展的应有责任与义务，相反却成为中国大陆全面现代化的重大阻力之时，这样的落后政府不予以颠覆，行吗？当一个政府全面敞开文字狱，肆意关押中华民族的精英，驱逐忧国忧民之士于海外，劫持十三亿中国人民成为政权奴隶制下的泱泱奴隶，这样的野蛮政权不予以颠覆，行吗？

台湾颠覆政权的合法化，对于中国大陆希望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合法颠覆国家政权的仁人志士，毫无疑问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在不算久远的将来，中国大陆的国家政权也一定会通过大选的方式从事合乎法定程序的、符合普遍民意的颠覆。这，是中国大陆从共产王朝的极权专制主义中自我解放的正确道路。颠覆国家政权的合法化，是中国民主运动实现其所制定的光荣而伟大的战略目标。

3、从竞选的投票箱里面出政权。只有竞选，才能使政治制度向著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台湾做到了这一点，但中国大陆却根本没有做到这一点。看起来，在伟光正的英明领导下，中共独裁者根本就不打算这么做。因为一党之私狭隘阴暗的心理，使他们怀抱著保持社会主义红色江山万年长的黄粱美梦。按照中共中央的说法就是：一定要把国家政权牢牢地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胡作非为的流氓、土匪的手中，牢牢地掌握在天天喊著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却天天为著人民币服务的中共高官的手中。中共现行的政权来源方式与两千多年来封建王朝的来源方式一模一样、毫无差别。以前的皇帝是怎样当上的，现在的中共党魁就差不多是怎样大权在握的；以前的官僚是怎样代表人民坑人民害人民的，现在的共产官僚就是怎样只许自己点灯、只许自己放火，而不许人民乱说乱动的。因为中共政权不是从竞选的投票箱里面产生出来的，中共政权是从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打出来的，是骑著毛驴打天下，驴打滚滚出来的，是靠种种谎言欺骗以前的中国人民，让两千多万中国人民当炮灰而死于血腥残酷的内战炮火，并在这个巨大内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是在中国人民深重的苦难、泪水、灾祸以及惨绝人寰的悲剧上面建立起来的。这就像历代封建王朝建立自己的江山需要拿百万之众的生命去堆砌而成一样，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就是一个毫无现代文明气味的、非常肮脏无耻、非常卑鄙下流，并且是以马列主义洋教作为其指导思想的封建社会主义王朝。这是从血泪和尸骨中堆砌起来的共产王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共又以残暴血腥的方式--------用刺刀与监狱维持著自身腐朽无能的统治，以其世界文明史上奇耻大辱的各种各样的毛式镇压运动、洗脑运动、革人命大批判运动、野蛮和毫无人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等荒谬绝伦的方式，展开了灭绝人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其最终结果是：就连共产党本身也不得不承认是犯了所谓的错误。与其说是错误，莫不如说是罪恶；与其搞袒护，莫不如直接将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共产党的罪恶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非正常死亡人数竟高达八千万之多。这，就是一个绝不允许颠覆的「人民政府」对中国人民所干下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好事？！中共政府一直采取官爵分封制的现代王朝的政治体制，什么都是唯上级的命令是从，看著中共党魁的眼色行事，当这个党魁已经被权力的邪恶搞昏了头之时，整个社会也得随之而疯狂无耻地旋转起来，整个国家也得围绕著这个被称之为伟大领袖且被三呼万岁的党魁意志所左右。说杀谁就杀谁，说砍谁就砍谁，说是踏上一万只臭脚，让谁永世不得翻身，那谁就算是倒透了社会主义十八辈子的血霉，那谁就必然走向万劫不复的灭绝之路。这是一个党魁流氓无耻，整个社会都必然无耻流氓的社会；这是一个核心胡搅蛮缠，整个国家必然蛮缠胡搅的国家；这是一片一个不是人的小瘪三占据著九五至尊的大位，全体人民就只能束手待毙、噤若寒蝉、卑躬屈膝的中国大陆！

在中共的极权模式下，整个社会的存在，似乎除了权力之外，除了具有极大腐蚀性的权力的耀武扬威、横行霸道和无所不能的社会存在之外，一切的正义、良知，一切的才能、水平、实力，一切的的知识、智慧与人性等等，就都不复存在了。即使存在，也只能围绕著共产极权瞎指挥的魔棒而疯狂地旋转、而群魔乱舞、而无事生非！

中国大陆现实的共产政权，其来源实属非法。一是太子党，另一个是秘书帮，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团派。这三股非人民、反人民、非人权、反人权的政治势力目前把持著中国大陆一切的政治资源，并对中国社会进行无孔不入的垄断。这种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风马牛不相及的政权来源方式，就像中共革命通过武装割据、武装叛乱的方式建立了一个凶狠虐杀的军政府一样，决不是政治文明的标志，决不是合乎普遍民意的政治协商的结果，而是海盗似地强行掠夺的结果，是灭杀中国人民良知、人性、理想的结果，是血腥的野蛮与可耻而肮脏地内部瓜分的结果。从台湾通过竞选的投票箱里面出政权可以看出，中共及其党魁仍然采用几千年来封建主义王朝长期实行的宫廷密谋的桌子底下出政权，是多么地阴暗狭隘，是多么地反人性、反人权了？！中国大陆应该虚心地、认真地和全面地学习台湾竞选的先进的政治制度，也要从竞选的投票箱里面产生出国家领导人，也要通过大选的方式建立起一个中国人民所认同的现代化的新政府！

4、民主是不可割裂的。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民主也是一个整体。民主只有实现程度之差异，即成熟或不成熟之分别，而没有任何本质之不同。任何企图把民主割裂的说辞，都是与民主的本意格格不入的表现，都必然给应该享受民主硕果的人民造成巨大的历史灾难与现实悲剧。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信口胡说的无产阶级民主，也不存在毛泽东及其后继者江泽民所说的什么资产阶级民主。民主就是人的民主，民主就是普世价值的民主。民主就是人的基本权利的充分实现及其制度性保障措施。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胡搅蛮缠地说要实现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而反对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这，就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极权专制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全面盛行打开了一条邪恶的通道，并使人之为人的民主遭到了惨不忍睹的割裂，从而使民主在毛式的信口呲黄的胡言乱语中遭到全面封杀、迫害、围剿与取缔。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都指鹿为马地胡说资产阶级民主是假的，然而他们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却是真专制、真独裁。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实行一点点民主，而且在整个中国大陆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实行共产法西斯专政。中共以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幌子，实际上是保护国家行政官僚阶级的一党之私！以无产阶级民主的名义而实行中共党魁意志的肆意滥权并虐杀中华民族的精英。民主一经割裂，残忍、暴虐地坑害人民就必然是其最终之恶果！

通过台湾大选可以看出，中共及其党魁肆意妄为地割裂民主的野蛮无耻之作为，究竟是多么地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了？！民主的要意是尊重多数人的意见，保护少数人的意见。中共通常打著前者的名义而虐杀后者。这，当然就是不民主的，就是反民主的，就是极权专制之所为。任何取缔公民个人或少数人权利的做为，都与民主的要求相距甚远；任何以维护多数人利益的名义而漠视并取缔少数人权利的胡为，都终将滑入专制独裁的法西斯泥坑！

5、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台湾大选表明，军队不能介入社会生活中的党派之争，军队应该游离于政党纷争之外，而采取独立和中立的立场。军队进入党派纷争，势必为一党之私的党派及其党魁所利用，因而必然丧失军队所应担负的保卫国家安全，缔造社会和平的神圣使命，并且也必将给军队自身之荣耀造成难以抹煞的污点。这，乃是军队的自取其辱。

军队的党派化，即意味著军队的法西斯主义化，即意味著给整个社会带来不应有的暴力。与其管这样的军队叫做中国人民解放军，莫不如把这样的军队直截了当地叫做党军或党卫军。所有极权专制主义国家的军队都是党卫军，都是党魁之军，而绝非是人民之军、国家之军，尽管打的旗号是驴唇不对马嘴的人民军队。在现代民主国家，军队都均已超脱党派纷争而保持中立，总统则代表国家掌控军队的重大事务。因为民主选举的总统必然是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率，具体负责军队事务的国防部长则普遍由文官担任。文官做国防部长能够有力地协调海、陆、空三军，并对军队进行具有超越党派意义的指挥，从而在机制上和制度上保障社会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并且不会产生出各种形式的军阀，以及由军阀所造成的拥兵自重的割据和叛乱。军队不能介入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换言之，军队与社会的政治生活保持距离，而不能深入其中。军队深入社会生活，是极权专制主义政体用暴力的方式恐吓人民的标志，甚至由此常常发生惨不忍睹的血腥事件。中共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用军队强制干预社会生活，使得本应正常的社会生活极不正常。无论是毛泽东的「全国学习解放军」，或是「解放军学习全国人民」的口号，或者是文革期间「三支两军」的举动，亦或是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发动的「六四」大屠杀，都在在证明：军队干涉社会生活充满著极大的危险，甚至会产生用刺刀所制造的人道主义的巨大灾难！只有在社会遭遇到重大自然灾害（如旱灾、洪灾、涝灾等）时，通过国家法定程序，军队可以投入到抗灾抢险的活动中去。待援助工作一经完成，军队应该立即撤出。军队不应该像中共及其党魁所提倡的那样，是什么军民一家亲，是什么军民鱼水情等等，因为这些都是假的，都是宣传出来的，都是不符合事实的，更是没有必要的。

军队要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军民要实行两分，而不得融入一起，更不能禀持上级的命令对人民大开杀戒、进行六四那样疯狂地屠戳。这些悲剧的出现，在现代社会都是不应该有的，都是不可以发生的！今后要从制度上加以根本的杜绝！

军队必须国家化。军队必须职业化。只有实现了如此这般的两化，军队才能够真正地担负起保卫和平，显示自身力量的固有能力，也才能够不辱和平保卫者的神圣之使命。

如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民主制度在台湾已经得到充分实现，但在中国大陆却由于中共的一党专权而看不到民主的蛛丝蚂迹。这，委实令人扼腕兴叹！为什么同是炎黄子孙，中国大陆就不能享有台湾人民所可能或必然享有的民主制度？为什么大陆人民就非得在共产极权的奴役下毫无尊严地苟延残喘，苟延残喘地没有权利？并且把自己不可让渡、不可剥夺的宝贵权利都交付给中共及其党魁的手中？中国人民究竟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可以争得自由选择国家领导人的民主权利？中国人民何时能够自己做主，而不是由国家行政官僚主义的庸人们做主？中国大陆距离竞选的投票箱里面出政权这个目标，究竟有多大的距离？如何通过向台湾学习的方式缩短与先进的民主制度之差距？回答这些问题，乃是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艰难曲折，但又无比光荣的历史使命。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如果我们把遗憾留给下一代去完成，那么我们的价值就恐怕是无足轻重的了，至少也要大打折扣了。哪怕为了证明我们自身基本的人性、道义与良知，哪怕为了证明我们不容否定的人之为人的价值，尤其是现代文明人所应具有的价值，我们也应该立即著手在中国大陆建立在台湾已经实行的民主制度，我们也应该豪气万丈地冲破极权专制的共产罗网，大踏步地走向全民普选的康庄大道！

二、对中国大陆的自由示范。台湾大选表明：台湾是一片自由的国度。自由，作为人的本质特征，是应该受到尊重，是应该受到保护的。应该通过大选的方式，通过建立民主制度的方式，通过确立并实现现代化观念而全面地争取人的本质------自由。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历史的进步，说到底就是一个争取自由和不断扩大自由的过程，是人的自由本质通过不同方式不断地自我展示的过程，是文明、人性、道义与良知在自由的旗帜下不断扩大的过程。大选，就是这么一种过程，台湾的三次总统自由选举可以说是充分地展示了中华民族所应具有的政治智慧、才学与制度的创新能力，等等。

自由，而且只有自由，才是开辟人类文明新境界的至关重要的方式。观察台湾大选，可以认为，有如下的自由内容是不可或缺的，更是显而易见的。

1、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是人类自由的中心一环。自由思想的要意是：既可以这样想，也可以那样想；没有任何禁锢，也没有什么束缚，更没有因为思想而犯错、而犯罪的种种顾虑、种种恐惧。思想是不可以限定的。思想是不可能用外在的强制力加以束缚的。之所以说台湾人民真正做到了思想自由，就在于在台湾人民没有任何恐惧，没有任何思想栅栏。他们什么都可以想，他们没有因为思想而受到行政或司法追究的不良风习。

与可以自由思想的幸运的台湾人民相比，大陆人民又何其不幸哉？中国人民的思想都被强制性地统一了，都被强辞夺理地统一到权力者的胡思乱想之中了，都被统一到红头文件的种种规定、种种束缚上面去了。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人的思想已经被严重规范到非常狭小的圈子里，而没有任何作为，当然更谈不上什么出息。中国人民只有处于无思想的状态，才是为统治者所欢迎的，才能被中共核心所搞的正确舆论导向给指导成循规蹈矩，且唯唯喏喏！在伟光正英明领导的中国大陆，只有遵循党魁意志的思想，才是正确的，才是可以存在的，否则，将面临著被全面打压和全面封锁的危险境地！

2、言论自由。大选是释放所有言论的宽广无比的闸门，各种各样不同的乃至截然相反的政治言论，对于不同的政治派别、政治人物或赞同或批评、或同意或反对的和平的或不乏激烈的言论就像长江大河一样、就像宽广无边的海洋一样汹涌澎湃，滚滚而来，就像暴风骤雨一样无可阻挡，席卷著人们闭锁的信息来源和思维方式！没有什么心中的诉愿是不可以表达的，没有什么诉求是不可以堂堂正正地阐述明白的，没有什么言论是受到国家强制力的肆意阻挠和严酷迫害的。所有的言论就像草原一样给整个社会带来清新爽朗的气息，带来春风吹又生的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在台湾的各种媒体上，没有像在中国大陆所说的什么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等目光短浅的说辞，也没有学习党魁意志新高潮，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轰轰烈烈的劳民伤财之恶举。每一个人都有其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当每一个人都有言论自由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就必定是一个拥有无限发展前景的光明社会。台湾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与之相反，中国大陆就不是这样的一个社会。中国大陆人民在伟光正的领导下，是不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自我表达的。中国大陆仍然没有我们所正常理解的言论自由，言论在这里是不自由的，老百姓是没有发言权的，一切新闻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等，都毫无例外地都是党控的，都是中共及其党魁统治人民的党的喉舌，即中共的御用工具。老百姓要是有什么冤屈，应该说这种冤屈或那种倒霉的事情都实在是在伟光正领导下的十分正常的事情，老百姓想申诉、想表达、想告之于社会，一直是很困难的事情。用李白的一句诗来讲，就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老百姓有苦难、有冤屈却无处可诉，这就叫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因为一切都是党控媒体，都由共产党的权贵们所把持、所垄断，老百姓根本插不上手，也根本挤不进去。

在伟光正的官僚主义庸人们看来，老百姓诉苦，那是给社会主义大好形势抹黑，那不利于顶戴花翎们的安定团结，因此是不可以在媒体上出现的。不让老百姓表达他们的苦难，那他们怎么办？那是毫无办法的事情。活该倒霉，那是你咎由自取！受到共产官僚的压迫怎么办？那也没办法，谁让你是社会主义的红色奴隶？谁让你生长在伟光正英明领导的中国大陆？老百姓没有言论自由，这是社会主义诸多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有人胆敢发表自己独立自主的意见和建议，那么手铐、脚镣就要大刑侍候，文字狱就会敞开大门。发表意见不允许，出版自由根本就没有，到处是陈规陋见的种种严酷之限定。不写正好，一写就成问题；不说正好，一说就犯错误。言论被共产教条、被党的方针政策、被党魁狭隘的思想方式、被种种人治的批示、讲话、重要讲话、假大空连篇的报告等等局限在极其狭小的范围内而自生自灭，毫无作为地束手束脚。没有言论自由，这就不能不极大地阻碍广大民众分析问题、判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必然导致普遍的愚民化和社会生活的非正常化，并最终使整个社会处在没有发展或发展极其缓慢的单调、沉闷而无聊的状态中。中国大陆的言论不自由和台湾的言论自由，判然有别，有如天壤之差距。

中国大陆要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就必须坚决彻底地打破共产文字狱，并取缔所有的共产教条，从而使言论自由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良好习惯，也成为整个社会的应有风气。

言论自由最终要落实到新闻舆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上。新闻舆论要自由，就不能由一党一派所把持、所垄断，新闻媒体就必须由无数的公民个人或社会团体自行建立与自行管理。千百万家自由的私营媒体是保障言论自由的基本方式。没有众多的私营媒体，言论自由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在党控媒体霸占著一切新闻资源的条件下，新闻是不可能自由的，言论是不可能自由的。无论三十年代纳粹德国也好，还是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也好，无论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陆媒体也好，还是有朝鲜特色社会主义的朝鲜媒体也罢，都说明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极权专制主义政体耀武扬威、横行霸道的社会，就是取缔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并全面封杀不同政治见解的暴力充斥、谎言密布、恐怖社会化的野蛮社会！

3、信仰自由。在极权专制国家里，除了可以或必须信仰极权专制主义那一套貌似有理的连篇谎话之外，对于其它任何思想或观念的信仰，对于国家或统治者所反对的宗教信仰，都是很危险的事情，有的人为此甚至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价，至于被捕、被关押，那几乎就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一桩了。除了对极权专制党及其信奉的理论必须信仰之外，其它一切的信仰都要被全面彻底地予以剥夺。中国大陆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这么一种状态：中国人民被逼无奈地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决不允许有其它任何的一种信仰，即不允许信仰任何其它的宗教或思想体系。这种做法，不能不有违信仰自由的基本原则。

中国大陆在伟光正的英明领导下，基本上实行的是信仰不自由的政策。信仰不自由，使中国人民的道德素质大面积下滑，使人的人性、良知与道义在相当程度上分崩离析：善恶不明、是非不清，硬把不是当理说，浑球一个或一堆！

人，不应该没有信仰。人的信仰应该是自由的、自愿的，人的信仰是不可以用外在的强制力束缚就范的。

台湾民众的信仰自由使台湾社会能够沿著基本人性的道路向前发展，能够使广大民众的生活质量普遍地得到提升，精神状态饱满，处处洋溢著十足的信心和生机勃勃的活力。与此相反，在中国大陆，由于中共强迫中国人民信奉的马列邪教和共产主义理论业以千疮百孔，而不再为包括广大党员在内的民众们所信奉，由于民众还没有在内心深处建立起对某种宗教的切实信仰，因而在信仰普遍缺失的社会环境下，中国大陆的道德素质已然堕落成孔夫子所痛心疾首的「礼崩乐坏」的程度：犯罪率居高不下，正义感被邪恶的算计所代替，无耻之尤、为非作歹已经成为中国大陆满目疮痍且令人惨不忍睹的昌盛之景象。缺乏信仰或没有信仰，缺乏或没有对于善的事物的信仰，那就必然生成连绵不断的循环往复的罪孽。罪孽目益加深，积重难返，恶恶相报，直到遭受天谴，直到大祸临头。半个多世纪以来，应该说我们所经历的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多如牛毛：整人者，自己的下场也不容乐观；害人者，终于没有逃脱被惩罚的可耻下场；杀人者，自己的生命也不可能受到尊重。不能心存善念，不能善待一切应当善待之人、之物，其结果必定是各得报应地遭殃！

信仰自由是一个民主社会必然存在的生活方式。它能够起到净化人心、克服罪孽、扫除祸根、恢复正义的作用；它能够使人性得到宏扬，抑制兽性，驱逐邪恶，求得宁静。对于自由信仰，不能用国家强制力进行惨无人道的封堵、打压。对于合理正常的非暴力的自由信仰进行镇压，就是从另一个方面、从另一种意义上提倡并支持暴力、恐怖，就是提倡并支持非人性的野蛮与无耻，就是使整个社会的生活劣质化的罪恶之举，其结果将导致人类文明的大倒退和社会发展的普遍无望！

4、请愿自由。任何一个国民在其人生经历中都可能或必然遇到不尽合理的事情，尤其面对有权有势者的肆意滥权、趾高气扬而漠视民众的利益，或者因为政府的某项政策违反了人权的基本原则，从而使自己感到愤怒、感到忧心忡忡，因此公民个人或团体的请愿就可能成为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请愿是因为民众的利益受到了伤害，是因为民众感到自己的诉求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是因为民众对于政府的施政纲领或某项政策有意见。有意见，就要表达，就要通过某种途径展示出来，请愿就是民众自我展示愤怒、忧伤、焦虑不安等一个有效方式。请愿通常对执政者或不同层级的政权管理人员递交请愿书。请愿是民众抗议社会不公、社会不良现象的和平方式，因而公民的请愿毫无疑义应当被法律所许可、所认定。

公民<请愿书>在送达到各级行政管理者的手中之后，各级行政管理者应当在全面调查核实事实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和民众普遍诉求的考量而予以尽快的合情合理的答复。不能把请愿者视之为中共所说的反动分子、社会稳定的破坏者、别有用心的捣乱分子、挑衅分子，更不能把请愿者，即和平表达自己意愿的民众诬蔑为暴徒之后，再绳之以共产恶法。应当立即无条件地接受请愿者的请愿信，并通过一定的途径或公开或直接对请愿者本人给予应有的解释，或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如上所述，在认定请愿行动合理的基础上，各级、各地的权力机关应当为请愿者的人身安全提供充分的保障，以使请愿者或请愿团体不能受到任何行政上或司法上的不法追究。
在台湾实行的请愿合法的规定，证明了台湾在这方面比中国大陆要好上许多。在大陆，请愿不符合共产恶法，且为其所蛮横阻滞。但是不符合共产恶法的请愿由于是普遍民意的反映，因而是天然合法的。共产党所自行规定的不许请愿的相关法律应视为无效，因为共产恶法是适合于保权维党的共产党行政官僚自己认定而没有被广大民众所认定的，因此凡是共产党法律都可以被视之为恶法，都应该受到全面深入的批判、剖析、修改、否定，乃至于从根本上予以取缔！

民众心中有气，为什么不能通过请愿的方式来扬眉吐气呢？为什么民众的意见和建议，非得要烂在人民群众的肚子里呢？

请愿应该成为人民群众监督政府、促进政治从野蛮向著文明的方向发展，使政治逐渐透明，直到完全彻底透明的一个有力方式。为什么在伟光正英明领导下的中国大陆，一有请愿者就非得用警察等暴力工具，用刺刀和手铐相向威逼呢？这究竟是何道理？请问，这，还有没有一点点人性？

5、游行示威自由。有气，就要出气，有不满和愤怒，就要无所畏惧地表达，就要堂堂正正、大张旗鼓地表达，就要走上大街，让大家告诉大家地表达。游行示威由于是合乎普遍民意的，因而应当是合法的。

尽管游行示威在中国大陆受到实际上的禁止，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有所谓的可以自由地进行游行示威等字样，但在极权专制的共产国家里，游行示威被中共及其党魁毫无道理地和概莫能外地指斥为暴乱、反革命暴乱、破坏安定团结，等等。那么，游行示威为什么不可以？因为一游行示威，中共及其党魁就感到：他们几十年来努力形成的暴力统治、谎言统治、恐怖统治就不可避免地面临著全面崩溃的危险，他们于是乎就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死到临头的不祥之预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众自愿的游行示威的确是克服共产极权的最有力的、也最说明问题的好方式。只要人们走上街头显示自己勇敢无畏的力量，显示自己创造历史、改革社会的能力，那么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或小规模的游行示威就都能够促使极权专制共产政体的早日垮台或实现根本的制度转变！

台湾大选，使游行示威再次生机勃勃地显示：它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一个常规方式。这个方式的运用作为民主自由的一种形式，势必加强并巩固民众自我表达的民主制度。台湾没有像中国共产党所做的那样，把一切和平游行示威的人们都一概地、不由分说地指斥为所谓的反革命暴徒，并向这些热爱和平的人们展开所谓平暴的革命大屠杀，并信口呲黄地称之为保持稳定的伟大胜利！像六四这样的日子，与其说是共产胜利，莫不如说这是中国人民被肆意屠杀的可耻堕落！

除了上述所谈的自由的形式和种类之外，还有其它方式的自由，如迁徒自由、工作自由、恋爱自由，等等。说到底，自由是一个事关人权的大问题，是人的自主权实现的程度到底有多大的人的本质问题。自由的根本标志，就是可以有反对的自由。只可以赞同的自由，那不叫自由，在不允许反对的社会里，比如不允许反对极权专制主义者、不允许反对极权专制主义党、不允许反对极权专制主义国家，那，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不自由的社会；受到强权压迫的人民，也就是不自由的人民。从不自由的人民转变成为自由的人民，这得需要一个相当艰苦的，甚至是长期的争取过程，这得通过每一个追寻自由的人做出自己的应有努力。这得需要每一个人都能明确意识到自由的可贵价值，方可做到。只有自由，才是人的自我价值实现的基本的和主要的方式，没有自由，那就什么都没有了；有了自由，我们就可以创造出一切人世间的奇迹！

三、台湾大选对人权的启示。大选，实际上就是在每时每刻地弘扬著人权。人权，乃是大选的核心内容。人权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选择自己统治者或曰领导人的权利。要想成为某个公职的掌握者，就必须经受选民们的同意或不同意、支持或反对、鼓掌喝彩或喝倒彩的种种评判、种种议论，最后还得通过投票箱里的绝对多数加以认定，还得需要法律所规定的几年一次的轮回竞选来加以约束，还得经过不同候选人相互批判、监督而使自己保持应有的良好的政治形象。大选充分地展开选民们的选择权，即可以选择这个人做领导，又可以选择另外一个人做领导。到底谁应该做领导，选民们在看、在分析、在判断、在辩论。竞选国家公职的人（例如竞选总统），必须通过自己的学识、水平、能力、才学等，通过自己的演讲和建设国家的不同方案而争取选民，以最佳的表现争取其所竞选的公职。如果竞选成功，那么被挑选之人就毫无疑义地被寄托了广大选民的希望、愿望以及对竞选人才能水平的确认；倘若没有竞选成功，那就证明了选民们没有认可，竞选者就要等待下一轮大选，大选失利者就要进行扎实的准备，要使竞选方案更加完善，自身的综合素质，包括知识、智慧、才学等要尽可能达到更好的程度，这样才能够争取自己欲想获得的国家权力，才能以自己好的执政方案为赞同他的选民们所认可。同时，也能为那些不赞同他的选民们所追认。

公民所行使的选择自己领导人的选择权，在大选中无疑会得到充分应用。这是现代文明人必须具有的、基本的、一点也不算过份的政治权利。如果竞选公职的人成功地成为政治权力掌握者，但在其任职期间内表现不好，甚至很差，比如贪赃枉法、肆意滥权、营私舞弊，那么，选民们就会通过法律所规定的一定程序来罢免他的职权，并选择另一位好的领导人。人民不但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同时又能够通过公开、公正的方式对其实行监督，对其实行合程序的罢免。人民在大选中充分地展现出自己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全部权利！

人权就是一切。人权就是旗帜。人权起到授权的作用。人权对于社会制度进行安排。人权为保卫自己而采取一切合乎普遍民意的法律。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律，人权将会制定出新的法律规范。如果已有的政治制度安排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那么人权将会彻底地打碎它、征服它，以改变不合理的现实。

台湾大选做到了这一点，这真是令每一个中国人都颇感欣慰的事情。但在中国大陆，人权却被中共极权专制的政治权力深深地压迫著，中共的红色政权自建政之后直到今天的五十多年来，一直以压迫中国人民的人权为本质存在，一直以政权无所不为、无所不用其极的无恶不作来渺视、否定、取缔并灭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人权，从而缔造了惨绝人寰的红色中世纪！在保卫社会主义红色王朝的名义下，人权被关进黑森森的牢狱，或被押赴刑场就地正法。在保卫伟大领袖这个新时代皇帝的口号声中，人权被割破喉咙、惨遭奸淫。在伟光正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权连影子都看不到，却只看到中共及其党魁的无所不在的皇权，却不乏国家行政官僚阶级耀武扬威的顶戴花翎。人权哪里有？在中国大陆是找不到的，只能到台湾宝岛上去找，只能到台湾大选中去找。

四、对中国大陆的法治示范。要实行保护人权、追求民主、实现自由的大选，就必须建立与封建主义王朝制和社会主义王朝制绝对不一样的或根本相反的法治。此之谓：要以法治国，要建立现代化的法治国家！

法治社会的要点是：任何一个人，无论他有多大权势，无论他有多么崇高的地位，哪怕他是总统，他也得按照对于每一个人都行之有效的法律进行自我规定，而决不允许有破坏法律、以权压法等胡作非为的丑陋现象存在；任何一个政治组织，无论它是多么伟光正，多么英明，无论它有多少党员，它占有多少社会政治资源，它也不能游离于法律的束缚之外，它也不能脱离开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严格监督，它也不能按照所谓的党内规定来替代法律的严格审判。这就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都是平等的，都没有网开一面的有违司法公正的现象存在。这，乃是建立法治社会的关键一环。

还有建立法治社会的另外一环，这就是：司法必须独立。司法权要与行政权相分离，也与立法权相分离，立法权在议会，行政权在政府，司法权在法院。此三种权力，相互分离，各施其职，相互制约，从而形成保持社会稳定的良性架构，并能够彻底克服一党专政条件下权责不分、黑社会老大说了算、权大于法等乌烟瘴气的不良局面。

司法独立，要求审判权不应该受到行政权的任何干扰与破坏，也不能受到立法权的暗示与操纵。司法权必须进行独立自主的适应于法律条文规定的应有的正义审判。司法审判只遵从于立法权的议会所颁布的法律，而对于案件进行恢复事物本来面目的技术复原，并以此为根据进行恢复正义的判决。司法判决也不应当受到公众舆论的任何影响，这是检验司法是否独立的重要方面。司法独立要摆脱党派的权势影响和意志操纵。不能在法院之上还有所谓的政法委等以党代法的瞎指挥机关，不应该存在司法判决体制上的壁垒森严的等级制。

在小型的刑事或民事案件中，应该授予独立法官以最终裁决权。在重大案件的审判中可以组成合议庭，由大法官进行裁决。在所有的案件中不服从判决的一方，均可以有上诉的权利。一切法律都要在全民公决过的宪法指导下作以各自完善或比较完善的安排。不符合现代化的一切野蛮的共产法条必须加以彻底废除！必须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中国人民自我权利的保护之需要修改、增删、剔除现存的包括《宪法》在内的一切共产恶法。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要求的是法律的现代化。中国大陆的法律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匆匆忙忙地建立的。很多法律只是共产党国家行政官僚阶级利益的反映，而根本不是中国人民普遍意志的反映，因而，用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来衡量的话，很多法律都是落后的、不尽合理的，很多都是错漏百出的。因此该删除的就要删除，该取缔的就要取缔，以制定出适应于现代化发展需要的新的宪法和新的法律。

只有实现了法治社会，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幸福等方面的权利才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才能够彻底告别以往的专制社会对中国人民悲剧的强加，而迎接一个正在到来的现代化的公民社会。

法治社会既是中国人民的理想，又是我们通过自身努力很快就可以实现的社会现实。在法律与道德的双重规范下，任何个人、组织、社会力量都将做到既尊重别人，又珍重自己；既维护他人的权利，又能使自己的良好愿望不断地得以实现。

台湾大选及其成功，为中国大陆民主化、自由化提出了卓有成效的标杆和参照物。同是黑眼睛、黑头发的中国人，为什么在台湾可以享受到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丰硕成果，而在中国大陆，十三亿中国人民却只能成为权利尽失，且噤若寒蝉的红朝奴隶？

台湾大选的重要意义就是：共产专制的政权奴隶制决不可以再行肆虐于神州大地了！中国人民一定会选出具有现代化理念的、有学有才有志之人群作为中国大陆沿著国际主流文明的未来扬帆远航的执政者或执政团队的！

二零零四年五月中旬 于中国大陆民主自由战略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