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那部分永远不说──汉奸都曾说「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图)
 
2004-4-4
 
【人民报消息】中国是一个崇尚礼仪、注重风俗的国度,这一点基本无人持异。但在我的记忆里,这些东西都曾被当作“四旧”而横加鞑伐。有一个阶段,就连汉民族最最讲究的春节也不让过了,说那是封建习俗。你一定要过吗?也可,那就在前面加个“革命化”吧,把一干人强行组织起来,要么开“五类分子”的批斗会,要么学习“老三篇”,要么参加“共产主义义务劳动”,去扫厕所、挑大粪。

这一页当然早就翻过去了。现在不仅什么节都让过了,而且又冒出了许许多多一般人根本闹不明白的“节”和“日”。我想,用不了多久,一门新的学问──节日学,就会应运而生、乘势成林,一批专门研究节日的专家也会像我们所独有的“红学家”、“政工师”一样,堂而皇之、大模大样地登上社会舞台亮相,由他们来专门地研究节日的数目、起源、变迁、礼仪和各自的繁文缛节以及未来的大趋势等等。在不远的将来,当有人踌躇满志地掏出一张印有“主任节日师”、“高级节日师”头衔的名片时,你千万不要少见多怪地露出惊讶之态。追昔抚今,同样,一个事物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呢?搞不懂。也罢,故且搁置不表。

某些经营创收本领特别过硬的新闻单位,是从不会放过任何创收的由头的,连“518”这么偏僻助残日多能拿来煽情。中国有多少残疾人?据说跟贫困人口差不多,数千万。这个数字不得了,比很多小国家的总人口还多。依照在中国生活大半辈子的常识来推论,只要重视哪一块儿了,肯定是那一块出毛病了。前些年为什么创建了个教师节?因为那时教师是弱势;这几年为什么重视记者节?因为记者总挨打、总当被告,动辄得昝。但无论咋说,给以千万计的残疾人设个助残日,总是好事情。我闹不懂的是,某些人的思维、习惯上,不,主要是认识事物、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意识上太成问题。此话怎讲?且听下表:

湖北武汉有一个叫舟舟的智障者,往白了说吧,就是老百姓家常话中的傻子;这个舟舟虽然智力不健全,但得益于父母都是文艺团体的业者,从小出入舞台、剧院、排练厅,久而久之,一听到音乐声响起,就会跟着旋律手足蹁跹,舞之蹈之,貌似投入地学着指挥的样子摇摆起来。以后呢,记者给他写了报道,电视台给他拍了专题;更有热心人给牵线搭桥,借外国的一个知名指挥家来华演出之际,让舟舟登上真正的演出舞台,实实在在地过了一把指挥瘾。这些都是事实,由不得你质疑。大凡一件事,无论再难办,只要有那么一大帮尽管动机各异但目的绝对相差无几的人,倾力去操纵和运作,又岂有办不成之理?舟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了“名人”。然而,舟舟是不是成了真正的指挥家呢?他能不能靠这门技艺自食其力呢?没有人告诉你这些。我不懂指挥艺术,但仍凭着常识推理,那绝对应该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智商正常的很多人经过专门训练,都难以得其真谛,何况弱智之舟舟乎?而那些痴迷于包装舟舟的人并不理会这些,他们只在乎完成自己的报道和节目,把舟舟“推”成“名人”即可。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在这个权钱至上的时代,我们除了敬佩权势者外,也不得不向精明的商家报以崇拜的目光。成了“名人”的舟舟,就被眼光独到的商家和同样有做生意目的的但却号称是“喉舌”的媒体,纳入视野而派上了用场──最近,某家大电视台就在反复播着弱智舟舟同志的幸福生活:舟舟莫名其妙地笑着,五官表情呈现出无限的怪诞,然后迈着将军般威严而夸张的步履走向舞台,煞有介事地“指挥”了一阵子。当然,这段录像还配有以下解说:“23岁的舟舟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然而,由于社会的关爱,他却获得了与世界级大师同台演出的机会”云云。接下来自然是提醒大家“518”是助残日,希望大家都来关心爱护残疾人了。

关心爱护残疾人──这个目的,肯定没有错。而我想说的是,为了泡制关心爱护残疾人这剂爱心“猛药”,为何一定要选择已经“成功”了的舟舟做“引子”?很多人都清楚,衣不裹体、食不果腹、境况凄惨、无人理睬的残疾人,在中国城乡随处可见;不需要做专门的调查和访问,只要坐火车出过门的人都目睹过。要想唤起社会的良知、公众的爱心,是拍一些断肢缺臂、流落街头的老人、儿童好呢,还是拍西装革履、快乐无比地登台“献艺”的舟舟好,从感染力和客观效果上,谁都明白选择后者才是高明的。但是,媒体和商家偏偏选择了前者。这,正是笔者认为耐人寻味的地方。

中国有多少像舟舟这样幸福的傻子,勿需争论,极少、极少;大多数傻子都是生存得很艰难的,起码是不幸福的。这是国情,是基本事实,决不是有意抹黑和污陷。正如鲁讯先生所言:“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谩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决不是谩骂,倒是说了真实。”(见《花边文学谩骂 》)。那么,媒体和商家在提示社会和公众助残时,为什么不去选择最大多数的境况凄惨的残疾人的“真实”,而非要选择极少数幸福的舟舟的“真实”呢?这就是我上面说过的,是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上和意识上有问题。如果孤立地看舟舟做残疾人“形象大使”这一件事,是十分简单和浅浮的,假使我们透过“舟舟”现象反观左右、触会贯通,就很容易发现,其实有很多事情在必须说出真相时,是筛选和敲定已浮出水面的有所谓的正面积极意义的“真相”。你能说他不是真实的吗?不能。至于水下的那更多更多的一大部分是什么样子,不说,甚至是永远不说。这就是选择部分真实者的高明和过人之处。

选择部分真实和全部真实,不仅仅是个方法论问题,更是个认识论和世界观问题。1896年,大清重臣李鸿章出访美国,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就曾满怀惆怅地说:“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

摘自(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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