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那部分永遠不說──漢奸都曾說「中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時十分吝嗇」(圖)
 
2004年4月4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中國是一個崇尚禮儀、注重風俗的國度,這一點基本無人持異。但在我的記憶裏,這些東西都曾被當作「四舊」而橫加韃伐。有一個階段,就連漢民族最最講究的春節也不讓過了,說那是封建習俗。你一定要過嗎?也可,那就在前面加個「革命化」吧,把一干人強行組織起來,要麼開「五類分子」的批鬥會,要麼學習「老三篇」,要麼參加「共產主義義務勞動」,去掃廁所、挑大糞。

這一頁當然早就翻過去了。現在不僅什麼節都讓過了,而且又冒出了許許多多一般人根本鬧不明白的「節」和「日」。我想,用不了多久,一門新的學問──節日學,就會應運而生、乘勢成林,一批專門研究節日的專家也會像我們所獨有的「紅學家」、「政工師」一樣,堂而皇之、大模大樣地登上社會舞臺亮相,由他們來專門地研究節日的數目、起源、變遷、禮儀和各自的繁文縟節以及未來的大趨勢等等。在不遠的將來,當有人躊躇滿志地掏出一張印有「主任節日師」、「高級節日師」頭銜的名片時,你千萬不要少見多怪地露出驚訝之態。追昔撫今,同樣,一個事物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呢?本質上又有什麼區別呢?搞不懂。也罷,故且擱置不表。

某些經營創收本領特別過硬的新聞單位,是從不會放過任何創收的由頭的,連「518」這麼偏僻助殘日多能拿來煽情。中國有多少殘疾人?據說跟貧困人口差不多,數千萬。這個數字不得了,比很多小國家的總人口還多。依照在中國生活大半輩子的常識來推論,只要重視哪一塊兒了,肯定是那一塊出毛病了。前些年爲什麼創建了個教師節?因爲那時教師是弱勢;這幾年爲什麼重視記者節?因爲記者總捱打、總當被告,動輒得昝。但無論咋說,給以千萬計的殘疾人設個助殘日,總是好事情。我鬧不懂的是,某些人的思維、習慣上,不,主要是認識事物、處理問題的方法和意識上太成問題。此話怎講?且聽下表:

湖北武漢有一個叫舟舟的智障者,往白了說吧,就是老百姓家常話中的傻子;這個舟舟雖然智力不健全,但得益於父母都是文藝團體的業者,從小出入舞臺、劇院、排練廳,久而久之,一聽到音樂聲響起,就會跟着旋律手足蹁躚,舞之蹈之,貌似投入地學着指揮的樣子搖擺起來。以後呢,記者給他寫了報道,電視臺給他拍了專題;更有熱心人給牽線搭橋,借外國的一個知名指揮家來華演出之際,讓舟舟登上真正的演出舞臺,實實在在地過了一把指揮癮。這些都是事實,由不得你質疑。大凡一件事,無論再難辦,只要有那麼一大幫儘管動機各異但目的絕對相差無幾的人,傾力去操縱和運作,又豈有辦不成之理?舟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了「名人」。然而,舟舟是不是成了真正的指揮家呢?他能不能靠這門技藝自食其力呢?沒有人告訴你這些。我不懂指揮藝術,但仍憑着常識推理,那絕對應該是一門很專業的學問,智商正常的很多人經過專門訓練,都難以得其真諦,何況弱智之舟舟乎?而那些癡迷於包裝舟舟的人並不理會這些,他們只在乎完成自己的報道和節目,把舟舟「推」成「名人」即可。他們的目的達到了。

在這個權錢至上的時代,我們除了敬佩權勢者外,也不得不向精明的商家報以崇拜的目光。成了「名人」的舟舟,就被眼光獨到的商家和同樣有做生意目的的但卻號稱是「喉舌」的媒體,納入視野而派上了用場──最近,某家大電視臺就在反覆播着弱智舟舟同志的幸福生活:舟舟莫名其妙地笑着,五官表情呈現出無限的怪誕,然後邁着將軍般威嚴而誇張的步履走向舞臺,煞有介事地「指揮」了一陣子。當然,這段錄像還配有以下解說:「23歲的舟舟是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然而,由於社會的關愛,他卻獲得了與世界級大師同臺演出的機會」云云。接下來自然是提醒大家「518」是助殘日,希望大家都來關心愛護殘疾人了。

關心愛護殘疾人──這個目的,肯定沒有錯。而我想說的是,爲了泡製關心愛護殘疾人這劑愛心「猛藥」,爲何一定要選擇已經「成功」了的舟舟做「引子」?很多人都清楚,衣不裹體、食不果腹、境況悽慘、無人理睬的殘疾人,在中國城鄉隨處可見;不需要做專門的調查和訪問,只要坐火車出過門的人都目睹過。要想喚起社會的良知、公衆的愛心,是拍一些斷肢缺臂、流落街頭的老人、兒童好呢,還是拍西裝革履、快樂無比地登臺「獻藝」的舟舟好,從感染力和客觀效果上,誰都明白選擇後者才是高明的。但是,媒體和商家偏偏選擇了前者。這,正是筆者認爲耐人尋味的地方。

中國有多少像舟舟這樣幸福的傻子,勿需爭論,極少、極少;大多數傻子都是生存得很艱難的,起碼是不幸福的。這是國情,是基本事實,決不是有意抹黑和污陷。正如魯訊先生所言:「假如指着一個人,說道,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謾罵;倘使她實在是做賣笑生涯的,就決不是謾罵,倒是說了真實。」(見《花邊文學謾罵 》)。那麼,媒體和商家在提示社會和公衆助殘時,爲什麼不去選擇最大多數的境況悽慘的殘疾人的「真實」,而非要選擇極少數幸福的舟舟的「真實」呢?這就是我上面說過的,是認識事物和處理問題的方法上和意識上有問題。如果孤立地看舟舟做殘疾人「形象大使」這一件事,是十分簡單和淺浮的,假使我們透過「舟舟」現象反觀左右、觸會貫通,就很容易發現,其實有很多事情在必須說出真相時,是篩選和敲定已浮出水面的有所謂的正面積極意義的「真相」。你能說他不是真實的嗎?不能。至於水下的那更多更多的一大部分是什麼樣子,不說,甚至是永遠不說。這就是選擇部分真實者的高明和過人之處。

選擇部分真實和全部真實,不僅僅是個方法論問題,更是個認識論和世界觀問題。1896年,大清重臣李鴻章出訪美國,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就曾滿懷惆悵地說:「清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時十分吝嗇」。

摘自(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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