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時代：我從五歲到十三歲，生活在日本侵略者鐵蹄踐踏下的淪陷區北平。混合面、豆腐渣吃過了；日本憲兵隊的殘暴聽說了；「大東亞共榮圈」的教育，更從學校的日本教官那裏聽熟了。但北平未像南京那樣以大屠殺開始，奴化教育尚未像東三省那樣嚴密，再加我年齡較小，總的說來，還算平穩渡過。

第二個時代：日本投降後的國民黨統治時期。時間雖只三年半，但烙印極深。我站在宣武門外的學校門前，和市民一起，含著熱淚，高呼著口號，歡迎一卡車接一卡車的中央軍進駐北平古城。但很快就有國軍傷兵嫖娼砸妓院事件，接收大員成爲「劫收大員」，法幣貶值，物價飛漲。我更當了民夫，在共軍圍城時到東直門外，拆毀一切民房，爲傅作義守軍「掃清射界」，目睹百姓流離失所，耳聽市民怨聲載道, 我對國民黨的貪污腐化義憤填膺。後來知道，連國民黨的忠誠將領黃維當時也私下說過：國民黨不亡，誓無天理。

第三個時代：考入「華北軍政大學」，這是解放軍「最高學府」，校長葉劍英。進門便是「排級幹部」，十七歲的我，感到十分光彩。畢業後到軍校教書。由於我的「忠誠老實」，在一系列運動中，均未受大的波及。林彪說: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我苦讀四卷紅寶書, 寫了一百四十一篇筆記, 受到當之無愧的表彰。

第四個時代：十年「文革」。我沒看出這是一場不折不扣的中共領導層的「窩裏鬥」，還真的認爲是「反修、防修」，雖然目睹了種種驚人的罪惡，卻認爲「以後會變好的」；但是--

第五個時代：徹底失望的時期。什麼「缺點是一個手指同九個手指的關係」呀；什麼「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呀；「文革」後愈來愈明顯的腐敗事例說明，這不僅是謊言，而且連遮羞布都不要了。我於一九八四年夏天，毅然要求從領導機關--石家莊市教育局，調到教育學院教書，以便對官場的事「眼不見，心不煩」。但樹欲靜而風不止, 沒想到在我這個教書匠身上, 竟然出現了暴風雨中的振翅一擊。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我按課表的排課上課，但教室裏空無一人。全體學生都集合在操場上，秩序井然，只是主持大會的不是院領導，而是學生自己選出的代表。大會情緒激昂。他們馬上就出發，用行動支持北京天安門前的學生運動。

老師們無課可上，都聚集在辦公樓前觀看，態度凝重。老北京的天橋藝人，總是向圍觀的人說：「有錢的請賞錢，沒錢的請您站腳助威。」多數教師是同情學生反官倒、反腐敗的正義要求的；但他們每個人都有參加歷次政治運動的「經驗」，懂得「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滋味，因此顧慮重重，便採取了這「站腳助威」的方式。

此時，學生隊伍中突然喊出一句口號：

「歡迎老師參加我們的遊行！」

老師們仍然紋絲不動。

這句口號像一聲悶雷，把我的思維打亂，但又重新組合，頭腦中出現一幅圖畫：風雲突變中，海燕振翅高飛，口中喊著：讓暴風雨來得厲害些吧！而潛水鳥卻躲在岩石下，渾身瑟縮地哼著，它們已被暴風雨嚇昏了。

我不做潛水鳥，我要做海燕：這是我的決斷。

我毅然走進我教的那個班的隊伍當中。今天是我的課，我的位置本來就該在這裏。

這個學院的學生大多來自郊區、井陘礦區和市屬四縣，地區閉塞，因而他們政治視野受到限制，活動方式也較拘謹。他們一直保持著整齊的隊形，有組織地齊喊口號，臨時學到了用雙指做 「V」字(「勝利」)手形。雖是中等城市，中山路上也已鼎沸。各高等學校和部份中學的遊行隊伍出動了；報社、電臺、電視臺的工作人員也參加了。攝像車穿梭其間，工作人員一邊高舉錄影機工作，又不時用手向遊行者做 「V」形示意，自然地把份內的職責和份外的示威活動融合爲一。市民在街旁擠得水泄不通，見到學生們持的「支援天安門廣場絕食學生捐款箱」，紛紛解囊相助，有的人把手伸進衣袋大把掏出全部攜帶的錢，看也不看，就拋入捐款箱，令人感動；暑熱天氣中，隨時有街旁的無名人士買來成包的冰糕和成箱的冷飲，送到遊行隊伍中來。武警在重要路口布防，但未帶武器，也未見殺氣，他們都是當地人，說不定妻兒也在遊行隊伍中。

隊伍到省委大院門前停下。省委書記嶽歧峯手持擴音喇叭, 帶著一幅焦急而謙和的面孔，向聚集在門前的上千人的遊行隊伍講了自己每月的工資收入，並逐個交代他的妻子和幾個孩子的工作和收入情況。此所謂「上行下效」，現在是五月中旬，他也不知道下一步的中央誰在臺上、誰在臺下。「一個將軍一個令，一個喇叭一個調」，他只得步步小心，才好保住烏紗帽，他見北京在「對話」，在「透明」，他也出來對話和透明了。至於他的薪金數額，市民相信那是和會計室的工資單完全一致的，但是工資單以外的，上哪裏查？他說孩子是普通幹部也不假，但知情人說，他作爲省委書記一調來，就把孩子安插到當時最賺錢的外貿部門了，這誰能做到？好在人們對這類官僚也並沒有更高的期待。他出來了，見面了，說話了，話中也沒見「硬茬兒」，就算不錯。

當時的執政者，特別是決策者，沿此和平路徑舒緩幾步，或可避免後來的慘劇；但畢竟如他們所說, 事情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

「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唐· 韓愈：《山石》)經歷過同中共「與生俱來」的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大小「頭頭兒」們，都懂得在內鬥結果未分曉之際，要運用「蝙蝠戰術」，而且其運用之純熟，令人歎爲觀止。老百姓形容他們：「軸承脖子彈簧腰，頭上插著指風標。」又說，他們遇事「一看二站三通過」，都是一語破的！

蝙蝠在鳥類和獸類打得難解難分時從旁觀戰。若鳥勝，便理直氣壯地說：我能飛，是理所當然的鳥類；若獸勝，便毫不羞愧地宣稱：我沒有羽毛，專家們是一直把我劃歸獸類的。我在遊行中，前後一看，學生處的人都來了，院辦室的人都來了，班主任都來了，當然他們大多數是黨員。我竟天真地未察覺其中有詐。特別是總務處的幾個正副處長，幾次開車追來送面包、香腸，還說食堂正包餃子，等你們回去吃。待十幾天後，六四定性「反革命暴亂」，對這次上街秋後算帳，「論功行賞」、「按律問斬」時，我成了支持暴亂的人物。

那麼，別的參加遊行的領導幹部和教職員工呢？他們是「由上級派遣，現場保護學生的」！這就是說，他們是派到學生隊伍裏當特務，進行監視學生言行的，因而是功臣！

可以設想，若是另一種結局，遊行定性爲愛國的，他們會拍著胸膛說：我早就知道學生的行動是對的，所以當時給予了大力支持！

更可以肯定：若是若干年後的歷史教科書上把六四由錯平反爲對，這些小頭頭們會對自己兒孫們拈髯而笑：我早就知道對，當時我不僅派人保護學生，還讓食堂包餃子招待歸來的學生呢！

這班人的無恥一至於此，體現了共產黨政治思想工作的豐碩成果。時至今日，我們不是依然可以在胡溫新政治中, 看到這樣的領導者和御用文人嗎?

我居住的地方，雖離北京有三百公里距離，但通過VOA、BBC、法國三家電臺的廣播，我緊緊把握了那裏的脈搏。六月四日清晨，我不僅得知屠殺消息，還聽到BBC記者訪問楊憲益的錄音。我是教英語精讀課的, 楊憲益翻譯的英譯<紅樓夢>和漢譯<賣花女>是我愛不釋手的範本。這位翻譯家、著名學者，氣得上氣不接下氣地向記者宣稱：這支軍隊已不是什麼「解放軍」，而是楊尚昆的私人軍隊，我從現在起，同共產黨決裂[筆者按:當時楊家將當紅,代表軍方公開露面也是楊尚昆]!

接下去幾天，中央電視臺的工作人員薛飛、杜憲等人，穿上喪服，以悲傷語調播出聯播稿件……這些敢在「天子腳下」的北京，面對坦克而不低頭的硬骨頭，給我極大感染；與此同時, 看風使舵的蝙蝠們個個跳出來，辱罵學生，無恥至極。例如，屠殺前幾天，學生們求見徐向前、聶榮臻兩位僅存的元帥，希望他們爲學生說幾句公道話；他們也通過工作人員回答學生代表，說解放軍絕不會開槍，希望大家放心，回去上課，云云。但待無數屍體橫陳首都街頭之後，他們迫不及待地表態，說恨不能親自上街制止暴亂。猙獰面目，暴露無遺! 於是，作爲一介草民的我，也一連做出三件「出格」的事。

第一件是上課時公然放送反軍錄音。衆所周知，六月四日那一天，中國國際廣播電臺(Radio Beijing)對世界播出的英語節目一開始，廣播員有一段「倒戈」前言：「中國軍隊向學生和市民開槍，死傷多人，其中包括我臺工作人員……」趕巧我聽到了，並且錄了下來。在上課時，放給學生聽，同時還詢問了幾個來自軍人家庭的學生，有關軍隊的動態。

第二件是對抗院方調查。「六四」後，院方組織了專門人員調查學生在遊行前後的言行。我極痛惡這種特務行徑。對我們大人, 殺剮存留, 還則罷了, 爲什麼還要在孩子身上下手? 有一次，某人竟在我講課中間，公然叫出去一個學生，我很不快。等這個學生回來後，我把她叫到教室外，問她什麼事。果然是向她調查校內外的遊行組織者名單。按說，教書的和吃政治飯的本應互不干涉，而我卻要來個「井水偏犯河水」，要她「什麼也不要再說」，她答應了。

第三件是在大屠殺後某次上課時，忘了是哪個話題引起，我向學生朗誦了烏克蘭偉大詩人謝甫琴柯的一首詩：

別等待，等待自由--徒勞！自由已睡去，是沙皇迫使它昏倒！如何使沉睡的自由醒來？我們的人民，舉起所有的棍棒，還有那烏克蘭的寶刀--那時候，自由才能來到！

我的朗誦聲衝破四壁，不僅那層樓的其他課堂都聽到了，連隔牆石家莊一中的學生，也在課後打聽出了什麼事。

作爲知識份子，不能正面抗爭，只在課堂上「炸刺兒」，已夠軟弱了。但這幾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若是追究起來，也夠受的。不過事後，居然沒有人過問。我相信是學生保護了我，包括那幾個來自軍人家庭的學生。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表現在我身上的軟弱, 至今時時引起自責。但也使我對那些爲民主而犧牲的烈士們更加崇敬, 對當前奮戰在爭民主和反獨裁戰線上的先鋒們倍感欽佩！這成爲我至今未泯自強不息精神的動因。

(範英著, 生於1932年, 原籍山東廣饒縣, 現爲北美自由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