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姐看了别人骂她的信既伤心也高兴

我们家出身是很贫穷的农民家庭。姐姐比我大12岁，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大学生。因为年龄相距很大，从小我就是她带大的，我们之间绝对不是一般的感情，是介于母子和姐弟之间的感情。我现在还能记得我很小时候她抱著我那个情形。

我姐住在西安东郊离西安城大概有三十里的地方，那里是姐夫的单位西安空军工程学院。我想很少有人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弟弟被通辑，当时我姐是很慌的，你可以想象她担心我的安全，何等紧张。她跟我姐夫就到外面要找辆车去找我。那时那个地方非常偏僻 ，军队的学校就座落在农村的荒野中，在89年那个时候，根本找不到出租车。正好碰到姐夫单位的车，问上哪去？说是找我。因为我经常去他们那，他们都知道我是谁。公安也跟着一起去了，说是他们要把我保护起来。这样，车一直从东郊开到西郊我哥哥的家里来找我。

我当时是在我哥家，离我妈家几里路的地方，我妈一般不上那去，正好那天她去给我们做饭。吃晚饭的时候，一帮警察冲了进来。我姐赶紧跟妈说：“没事，没事，只是去问问话。”那些人眼看立功的机会到了，到处去宣扬说“捉到一条大鱼了！”

唯一令我一直伤心的是我妈当时在场。我妈已经去世了。今天想起89年的事情，我没有任何后悔或者抱怨，唯一我感到遗憾是当时妈妈年纪那么大，对我是那么关心，那件事让她受到的痛苦我是再也无法弥补了，尽管我可以怎样作出牺牲。

很可笑的是我觉得我姐这件事情上真是很天真，警察带我去作了所谓的笔录，问了几句话之后，我姐问是不是可以回家了。那帮人说：“不行，要把他送到北京去！”直到那会儿，我姐才感到这些人跟她想的是不同的。

后来因为这个事情，我姐跟姐夫和西安空军工程学院机关闹过很多次。当然这件事的真相共产党一直控制著，不可能让别人知道，只有姐姐和姐夫单位的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当然事后我姐因为这事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一直到我从监狱出来之后，我们还一起看了别人写的很多信，都是骂她的。我姐看了伤心也感到高兴，她更能感觉到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

这就是所谓我被姐姐出卖的真相。共产党总是用仇恨、恐惧来破坏所有人间最好的东西。因为它本身是邪恶的，而善的东西是不会怕它的，所以任何善的东西对它来说都是一种威胁，它都要用各种办法来侮蔑、毁掉，不管你是言论自由也好，人与人之间的爱也好，包括人们对中国文化、神、宗教的热情这些作为人精神追求很根本的东西，它都认为危胁它的存在，它都要一概毁掉。

独立媒体揭露真相的重要性

六四镇压之后，我回到学校，呆在学校的指挥部里。那时外面的形势已经很恐怖了。有一个女同学急匆匆来找我，我现在还记得她当时的样子。她说“你们呆在这里干什么？呆若木鸡！外面的人都在问出了什么事，我们得赶紧让全国人民知道北京发生的事情！”记得我自己也接到过一个自称是当兵的的电话，问及学生的情况。我说我们都很悲哀。他说他也很悲哀。你想那已经是在北京了，由于中共一开始就说是暴乱，当地的人民尚无从得知真相，别的地方就更不用说了。当时清华正好有个学生广播电台，我当时就喊“谁会用广播电台的赶紧来！”于是几个胆子大的就把广播电台在学生16号楼楼顶 搭起来，马上开始广播，连续播了几个小时。

当时我总在想，如果能有一个独立的媒体，不断地揭露真相，中国人就不会被蒙蔽了。通过各种管道把真相展露在人民面前的努力都是非常值得钦佩的。法轮功在大陆插播好极了。大家都应该一起做。这样即使有的人出于自己的需求，苟且偷生也好，跟着中共趁火打劫也好，硬是选择相信一捅即破的谎言，但是面对如此众多被揭露的真相，他们的良心会受到谴责，他们的判断力也会受到挑战。

萨斯的启示

我想这些年互联网被中共如此疯狂地封堵，正好证明它就是这些年中最好的东西。这些年，大家都把真相向中国发。先不说六四和法轮功，就设想像SARS的事情，在1、2月份在广州已确定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病，那么多从医的人，他们都是知道真相的。象是去香港求医死掉的那个大夫，他当时就告诉香港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有蒋彦永大夫的勇气，试想可以避免多大的灾难？

不管一个国家经济如何发展，如果生活在这个国家里一个人连说真话的权利都没有，人的尊严就无从谈起，也很难想象那样的一个国家能够长治久安。萨斯只是一个警告，万一更大的灾难下来，而中国还是这样的一个体制，这样的一个政党，这样的独裁，这样的黑暗，很难想象会出现怎么样的结果。

萨斯还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们可能觉得六四镇压的是反对共产党的人，这与我无关；镇压法轮功是因为他们的信仰，我不信就没有问题；镇压网络上的异见人士是因为他们非要表达与政府不同的意见，只要我不说话，就可以避免被迫害。那么非典正好提醒大家，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只要有暴政存在，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它的牺品，包括那些中共集团内部的人，他们蹲在火山口上能安心吗？他们不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著想吗？

江泽民于六四发迹 疯狂压制人民不足奇

89年六四之前，新闻自由一个比较集中的表现就是象《世界经济导报》这样的报纸有他们自己独立的声音。当时我们可以有各种样的对文革、对中国文化等等的讨论。说实在那会所感受到的那种进步、那种开放的气氛是十四年后的现在远远无法想象的。

而江泽民在上海封闭了《世界经济导报》，从而得到他升迁的机会，这也绝对不是偶然的。89期间一个最激烈的矛盾就是广大的普通民众对新闻自由的要求和统治集团对新闻自由的恐惧、控制。江泽民封闭《世界经济导报》的举动，对中共扼杀言论自由起了马前卒的作用，也就是因为这个，他能够被共产党中间最黑暗的保守势力所赏识，替代了还能凭良心讲话。知道江是这样发迹的，他执政之后对媒体、网络的控制，对其它声音的疯狂压制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说这些年的国情比起89年前有一点变化的话，就是共产党在江泽民的统治下把更多的老百姓的钱花在巩固他们的黑暗统治上，比如雇佣网络警察，开发网络监控技术，结果是控制的手段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周密和复杂。这些钱的数量我们现在不知道，这钱能够多少农民下岗工人的生活啊，江泽民把这些钱用来保证他自己的统治。江不光在中国，还在海外控制操纵舆论，收买海外留学生、商人、知识分子替他说话。

我坚决支持目前法轮功对江泽民的诉讼。如果我们能审判江泽民等以及所有那些犯有侵害人类罪行的人都是有很大意义的，对于可能受迫害的人，对于中国的人权民主状况都是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