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非典型性肺炎的成因目前尚無結論，但顯然就事論事，病毒的傳播不及於恐慌的傳播，病毒之可怕也遠不及於恐慌之可怖。在一週的時間中，手機短信、電話和網絡以空前的速度傳播着大恐慌，而當局卻一如往常般對人民的恐慌以沉默和不作爲表明態度。每日近5000萬條的短信息流量代替了政府和傳媒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講，盲目的搶購正是對政府及其喉舌們的報復。
人民是無辜的。聯繫到安徽合肥的一場普通車禍輕易地導致一場數萬人參與的學潮，聯繫到湯山投毒案引起的社會震盪，這一次非典型性肺炎所帶來的大恐慌又一次向我們揭示了一個事實，這就是：目前的中國已經顯現典型的末世特徵，中國的廣大人民尤其是工人、農民、學生這些底層民衆，實際上本來就處於一種煩躁、恐慌、無助的情緒之中，只是在強權的壓力之下長期無法排解，一旦有突發事件發出社會危機的信號，人民的煩躁、恐慌和無助的情緒就會噴薄而出。車禍能誘發幾萬人的學潮，肺炎能產生幾個省的搶購，可見人們平時在日常生活中承受了多麼大的的壓力，可見表面平靜的中國社會蘊含着何等的緊張關係，可見底層人民壓抑着多麼強烈的不安全感和反叛意識。
有一種「恐慌止於公開」的說法，認爲人民的恐慌是因爲政府對危機採取「捂蓋子」的做法。此說若針對具體的個案或有說服力，但對整個中國層出不窮的危機而言，卻不是解決辦法。政府之所以通常不公開社會危機的準確信息，非不爲也，是不敢也。很多危機本來就起因於黨政機關和官員的腐敗、殘暴、欺騙、胡作非爲，一旦「公開」，後果更不堪設想，如何收場？如果農民暴動、工人示威、學生鬧事皆公之於全中國全世界，中共政權也就不只是形象受損的問題了。所以，與底層民衆一樣，當局也處於被強壓着的大恐慌之中，於是才怕楊建利王炳章、怕練功的人、怕信教的人、怕上訪的人、怕上網的人。
試想，如果廣東省的人民不是通宵排隊去搶購藥品和大米，而是通宵排隊去銀行擠兌現金，那該是一副什麼樣的圖景？當局的好日子只怕就要到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