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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世界盃掀起的民族主義狂熱，不僅在中國發酵，而且在其他國家也引發了羣衆非理性的蠢動。俄國輸給日本之後，莫斯科發生三千名球迷騷亂，五名日本青年被毆，十多名警察受傷，一名警察傷重死亡。英格蘭與阿根廷的賽事，在比賽前倫敦警方表示準備好應付英格蘭輸球時發生球迷騷亂。幸而英格蘭贏了。韓國與美國比賽，韓國出動六千警察戒備，美國大使館在開賽前三小時提早關門，以防暴動。種種情況，說明世界盃的比賽方式，挑動人類的某種「集體無意識」——無意義的民族情緒、羊羣心理，以及動物性中的暴力傾向。 爲甚麼說這種民族情緒是無意義的呢？因爲許多強隊的球員，平時都不是在自己國家打球的，他們多屬於外國球隊的球員，基本上，他們是世界人，只要哪條件好、價錢好，他們就到那去。平時，他們沒有表現出如何「愛國」。只是世界盃一來，他們才被召回國家隊，穿上國家隊的球衣，賽前又要奏國歌，不但忽然「愛國」起來，而且球場上的一得一失也牽動萬千球迷的「愛國心」。至於球迷，筆者相信在全球化、歐洲一體化的潮流中，平時也極少表現如何「愛國」的，只是當在外國打球的球員穿起本國的球衣，在世界盃與其他國家的球隊作賽，球迷的愛國主義盲動性才被牽引起來。 愛因斯坦說：「好比麻疹，民族主義是嬰兒病。」羅素說：「假如我們不想看到我們整個文明走向毀滅的話，一個偉大而艱難的責任有待我們來做，就是守護我們的心智，避免愛國主義的侵入。」——既如此，我們爲甚麼要四年一度地讓盲目的愛國主義在全世界肆虐呢？ 世界盃可以舉行，然而是否可以換一種方式，比如不是代表國家而是代表球會進行世界性比賽，讓我們可以欣賞球技，欣賞長期在同一球會打球的球員合作，而不要滲入不相干的民族情緒。 在中國大陸數以億計的民衆像吃了迷魂藥似的染上足球狂熱症的時候，新生代作家石康（電影《大腕》的原創者）及餘傑（《火與冰》、《鐵屋中的吶喊》作者）分別寫了一篇批評中國的足球文化的文章。其中餘傑的文章說：「在官方的鼓吹下，民族主義填補了馬列主義消亡之後的巨大空缺，成爲主流的官方意識形態。而足球以及其他體育活動，則成爲民族主義的土壤上最燦爛的罌粟花。足球和體育……是政治，是國家榮譽的縮影。似乎一場比賽勝利了，中國從此就站起來了。小小的足球上，寄託了整個國家的命運。」 其他國家，世界盃過去了，也許民族主義情緒也就平息了。但中國，官方會放棄栽種這種罌粟花嗎？ 6月13日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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