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中共十六大与十六大后的政治局势”的杨力宇教授认为，中共十六大后会有“五不变”－－经改政策不变、对台政策不变、压制民主化不变、贪腐不变，四坚持剩下“中共永远执政”一项不变，好比“牌桌上做庄家做惯了，不愿下庄的欲望不会变。”

西东大学亚洲学系的杨力宇教授虽然对中国的近程展望毫不乐观，却认为全世界民主化的潮流“没人挡得住”，“中共不可能永远这样搞下去”，即使第五代、第六代领导阶层想抗拒民主洪流，到了第六代、第七代“必然”会有改变。

其他八名主讲人当中，只有王丹和严家祺展现同样的乐观，资深媒体工作者李勇基于中共对“四坚持”的坚持，说他实在无法乐观。

争鸣的创办人温晖从大陆“基本上腐败”的整个官僚体系当中，看出一丝“反对力量仍在”的变数－－那就是十六大之前，一再阻挡曾庆红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力量。他认为这些尚存的反对力量将是最后瓦解中共集权的力量。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毛思想研究所所长的苏绍智说，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已够中共头痛，政改只能“拖下去。”曾任该院政治研究所所长的严家祺说，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是中共三大危机当中，它没办法避免的两大危机，第三大危机则是可以“人造”的台海危机。

严家祺举八九年、八六年、七六年和东欧往例说，一旦爆发台海危机，可能导致最高权力的变化，即使没有台海危机促成政治转变，社会的自由化显示中共的集权政治不可能长期下去。

他说，江泽民总会有失去权力的一天，胡锦涛也不可能长期连任，在社会资本主义化、公民社会逐渐茁壮、经济继续自由化的情况下，到了“王丹这一代，肯定是民主化的时代。”

王丹以“过度性”和“平庸”两词描述胡锦涛班底的特色，并解释他对中国前途表示乐观的理由－－不是看到中共会真心改革，而是看出在社会压力以及反对运动的双重压力下，当局被迫改革的希望。

此时的中国，可能不再需要中共了。担任中国宪政协进会主席的王丹说，“理性又强大”的反对运动届时会有执政的机会，“我们在做准备。”

罗彻斯特理工学院中国历史教授朱永德同意严家祺“三危机”随时可能爆发的看法，但从长远看，认为寄望于“中产阶级兴起”和“教育知识普及”两大条件－－也就是台湾经验－－才是正途，其中，他认为经济持续繁荣，培养出更多中产阶级问题较小，问题较大的是教育水平的提高。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提醒大家认识中共靠暴力与谎言治国五十年，对中国人基本人性与民主素养的摧毁－－政府暴力蔓延，街上出现暴力，无人打抱不平，这种冷漠与麻木，源自六四惨案予人民的“事实教育。”正因为长期制压生效，以致权势者更加肆无忌惮，胡平说。

政论家凌锋认为胡锦涛和温家宝都有“西部”背景，应会对发展西部有所动作，但魄力不如朱镕基；此外，地产和金融的泡沫化是值得注意的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