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起这“无奈”硬块的，岂止是流亡者，当今中国又有几个人没有生活在无奈中？最近，我就从坐在盛大记者招待会上的朱容基总理身上看到了许多高高隆起的硬块，那些难以消肿的无奈。他的无奈很多，其中一个表现，是他在芳林小学爆炸案真相问题上的嗫嘘其词。他的无奈在于，他必须为他反对的东西辩护，并且必须反对自己曾经为之辩护的。

三年前，比现在意气风发得多的朱容基象出征前的将军誓师一样，昭告天下：“无论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悬崖，我都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听起来有滚雷英雄的悲壮，赢得满堂喝彩。如果要问，谁是地雷阵？我想，在朱容基的眼里，那些害民坑国的贪官恶吏，肯定就是。朱容基的这番誓言，等于是向他们下的战书。

出征的将军必须有兵。人民当然是他的后备军，但人民是哑巴，他们还需要声带。人民的声带是媒体，但它被执政党阉割了，变成了自己的声带。朱容基是想把声带还给人民的。他一年多前专门视察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组，称赞他们的节目受群众欢迎。“焦点访谈”节目曾经不唱赞歌，专揭疮疤（当然，是小官小僚的小疮疤），为那些求告无门的冤民请命。朱容基并不分管意识形态，却去视察中央电视台的这样一个节目组，分明不是在履行一般的公务，而是在组织自己的“同盟军”－－新闻媒体，共同向政治黑暗面宣战。他在视察中鼓励这个节目“要做人民的喉舌”。

既然如此，朱容基为什么没有让新闻界在芳林小学爆炸案上做“人民的喉舌”，去调查报导事实真相，反而要为实行新闻封锁的地方官员打圆场，接受他们“疯子作案”的观点？难道真相是官方宣布的，而不是新闻媒体独立调查的结果吗？朱容基这样做，不是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么？这正是他的无奈之处，也正是他的上司希望看到的效果。

“党喉”变不成“民喉”

朱容基提出新闻媒体要做“人民的喉舌”，他可能当时没有意识到，这就不仅是在向官僚宣战，而是在向整个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宣战了。在所谓“新闻战线”，历来有“党性”和“人民性”之争，也就是“党的喉舌”（简称“党喉”）和“人民的喉舌”（简称“民喉”）之争。“民喉论”虽然时有所闻，但大多来自党内新闻界的开明人士，也从未占过上风，有的主张者还被开除党籍，比如胡绩伟和王若水。“党喉论”则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特别是在“六四”后，党更强调“舆论导向”。新闻舆论不仅是“党喉”，更是“江喉”：江的声音和吹江捧江的喇叭腔，成了新闻舆论的主旋律。 本来是别人的主力军，怎么可能成为朱容基的队伍？从那以后，北京新闻界的朋友告诉我，上面有精神，说要增加对XX的宣传，减少对朱容基的报导。在朱容基访美期间，XX也在一些阿拉伯国家访问。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把XX的访问放在头条，并给他更多的节目时间。朱即使想使用新闻媒体来揭露真相，他也无权这样做。

“滚雷”与滚蛋

朱容基应该清楚，如果执政党真像它所说的那样，其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就不会有新闻的“党喉”“民喉”之争；如果两者利益经常处于冲突状态，那么“民喉论”者就站在了党的对立面，同时也就站在了江泽民的对立面。因为江不仅要让媒体成为党的喉舌，还要成为自己的喉舌。

尴尬之处在于，朱本人的权力并不直接来自人民，而是来自党，甚至来自江的支持。没有人民的授权，而要为民请命，必然是有限度的，请多了，只能是先“滚雷”，后滚蛋，这是中国历代清官的命运；权力来自党官僚体系，而要反官场腐败，也必然是有限度的，当整个官场都腐败的时候，你不仅成了孤家寡人，而且失去了权力基础；有了这两方面的限制，给予新闻的自由也必定有其限度。特别是在两会期间，如果掌握不好“舆论导向”，让芳林小学爆炸案成为引爆社会政治问题的导火索，那被“炸死”的就可能是整个党的统治集团。这是他不能做，他的同僚也不会让他做的。留给他的，当然只有无奈。

朱容基的无奈，可能是一个英雄的无奈，一个清官的无奈。一个既不甘被官僚机器吞没，又无力把它洗刷干净，还要依靠它生存的清官，除了无奈，还有什么呢？中国人不就是这样无奈了数千年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