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后从西部走出的我作为归国学人再次走进西部去看望那里孩子的生活、学习 我想说，那一口米饭好辣！好辣！离开西部的家已经6年了，但那里的贫瘠和落后现在仍历历在目，那片土地现在是什么模样？10月18日至27日，出生于西部的我跟随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铁道部、卫生部、农业部、武警总部、全国妇联等单位共同主办“安康计划西部行”进内蒙、过宁夏、穿甘肃、跨四川、入贵州，行程9000余公里，深入走访了西部的贫困学校、家庭，从繁华的大都市到穷困的西部山村，我的感受与其他海外学人又有所不同，在我的眼中一些贫困孩子的生活就是我的过去，而在贵州的甲坝民族小学我却看到了让我这个西部儿子眼涌热泪和终身难忘的一幕幕。因困窘失学和伤害正深深的缠绕着西部儿童，他们在期盼着更多的关注。

　　当城市里的孩子将整只的“巨无霸”毫不可惜的丢弃时，甲坝民族小学的孩子却一日三餐捧着白米饭就着足以让人吐舌头的辣椒或声怕多倒而小心翼翼的在米饭中放进一点已没了味的酱油权当佐料欺骗着自己的味蕾。现在，我的舌尖上还留存着那一勺米饭的苦辣，我想这滋味可能在我经后一想起西部的家时就会不由自主的浓烈起来。
　　我的手在掀开贵州省惠水县摆榜乡甲坝民族小学四年级学生王线的大木箱时感到了无力，那个用她挂在脖子上的钥匙打开的大木箱里存放的东西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根本没有上锁的必要。小半碗几乎不够这个嬴弱的小女孩吃一顿的大米，小罐头瓶中储存的一点辣椒酱，5片白菜叶是大木箱里的全部内容。站在旁边的李家明老师告诉我，大米的量再多一点点就是王线一个场（每星期日乡邻们要赶一次集市买东西，他们的一周的时间是以场计算的）的全部食物。

　　每到赶场放假，王线都要走40里山路从家里背回一个星期的口粮。打开王线的饭盒，里面除了凉米饭就是辣椒酱。在征得王线的同意后，我用小勺尝了一口她的辣椒米饭，一入口那辣味就迅速的开始从舌尖向舌根蔓延，到咽喉时我已顾不得什么不断得吐着舌头并用手扇着风，不知是太辣还是激动，就觉得眼里有液体要向外涌。吃过成都的火锅和湖南的辣鱼，但我敢说，这一口米饭的辣味是刻骨铭心的，恐怕一生得留在我的舌尖上。

　　白米饭加辣椒并不是王线的中餐，也不是晚餐，甲坝民族小学的516名学生每天、每月的每一顿吃的都是这些，要变花样也就是有时把辣椒酱换成酱油或在锅上蒸米饭的同时在白水中煮点没有油腥的土豆、白菜佐餐。我继续掀开和王线同屋的王艳玲、杨朝芳、陈应花、陈应芬的大木箱，里面的内容丝毫没有变化。

　　当城市里的孩子享受着四季恒温的教室仍须早接晚送时，甲坝民族小学的孩子却三个或五个蜷缩在一卷旧棉絮中，而陪伴他们的没有低回的童谣，只有穿过屋顶眨着眼的星星。我在想每张床上的孩子可能都有一个不同的梦想，但在采访时，他们说，大家共同的心愿是下雨时再不要抱着被子蜷缩在墙角挨过一夜，因为第二天课堂上会打瞌睡。

　　王线、王艳玲、杨朝芳除了上课、吃饭在一起，睡觉也是无法分开的，因为学校宿舍实在太有限，她们三个人必须挤在一张木板床上，已有20多年历史的老屋早已在风吹雨淋下露了天，摆榜乡平均海拔1408米，年平均降雨1100毫米，老屋是根本无法挡住隔三岔五就不约而至的雨水的，王线她们只好把床挪到漏雨稍少的那一边。我打开她们的木箱时发现，长期雨水浸泡木箱已有些发朽了。和王线她们面临着同样困扰的还有另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男生宿舍，我走进去时稍过了会眼睛才适应过来，但从各个床上伸出的小脑袋却先吓了我一跳，拖着青鼻涕的、有些害羞转过脸的、带着惊疑眼神的挤挤挨挨在一起，他们出门都要从床上翻过。最后我才数清楚，每一张上下床上都睡着三四个吃着白米饭、盖着旧棉絮、晚上数着星星睡去的男孩。李老师告诉我，这里有下到二年级上至初三的62个男生，若遇漏雨他们比王线还困难，大家有时就要抱着自己的棉被挤在角落里挨过一晚。年平均气温13、6摄氏度的摆榜乡的屋里是不生火供暖的，孩子们三五个盖着一床发黑的棉被的另一个好处是大家可以相互用体温取暖。

　　我在学校唯一的教学楼的楼梯下还发现了另外四个女孩，李瑞珍、何贵菊、唐敏、唐群四个小女孩从脸色上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她们的营养不良，已经上初三的她们要比城里孩子明显矮一大截，但就是这样，进出这个所谓的小屋时她们还是要极低的弯腰低头，但给我讲起小屋，她们还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李瑞珍悄悄告诉我，和其他同学相比，小屋的最大优点就是下雨不用手忙脚乱的四处躲藏，这一点也是其他同学最羡慕之处。此时，她们正用没倒油的辣椒酱炒米饭,看到这些我实在不忍心再看下去了，而有声怕伤害到她们的自尊，只说让她们买学习用品急急从身上掏出了仅有的100元钱塞到了她们的手中赶快离开了这间楼梯宿舍，中央电视台的海外学人王越也不忍心再拍下去脱下御寒的棉衣递了过去。

　　当城市里的孩子沉迷于电脑上刺激的电子游戏而父母为之万分头疼时，甲坝民族小学的孩子却要赶紧抄写完黑板上的板书，因为再过一会儿雾气就会完全吞噬它。这所学校今年考上高中的只要7个孩子，但真正去报道的是3个，剩下个孩子家里实在无法挤出学费，和其他落榜同学一样，他们或种田放牛，或远走他乡开始打工。我虽没有见到他们，但却能深深的感到他们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选择的是一种叫无望的东西。

　　我在甲坝民族小学的黑板上没有发现老师板书后的任何残迹，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李家明老师的解说让我解开了谜团。甲坝的高寒多雨使他们这儿长年处于雾气笼罩之中，教师们必须抓紧有限的晴天来上课，而在大雾天中，学生们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赶紧抄完黑板上的板书，要不雾滴在凝聚后就会把粉笔字冲刷模糊，而老师则要紧着把字擦掉，要不沾水的黑板再要写字就万分困难了。

　　学习条件再艰苦对于老师和孩子来说都可以用意志去克服，但让老师们痛心的是孩子的失学，李老师告诉我，一般第一学期孩子们到的比较齐，但第二学期就有人无影无踪了，更让他们伤心的是，今年，在80多个学生中有7个考上了高中，但报名去的只有3个，其余4个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钱而放弃了，和许多这里的孩子一样，他们的最终命运是在家种田放牛或出外打工。根据摆榜乡的统计，全乡目前有415名7至12岁的适龄儿童因经济困难而失、辍学。50年来，全乡有大专文化的仅5个人，中专（高中）文化的39人（分别占总人口的0、05%和0、4%）。一路西部行，听当地领导介绍，向这样的情况绝非摆榜乡一处。

　　当城市中的母亲在医院中为以后是穿比基尼还是连衫泳装确定如何抛腹产而左右权衡愁眉不展时，西部贫困地区的母亲正无力的拿起一把带着锈迹的剪刀伸向连接她和婴孩之间的脐带，虽然这个婴儿可能在没有看清这个世界前就会因破伤风死去，而活着的婴孩会和圈里的小猪、小牛一起长大。我被那双纯净的大眼睛深深刺伤了，此时，我已无法正常的判断，小家庆是幸运还是不幸。

　　一双大眼睛的纯净也会使人感到了惊栗不安，在甘肃陇西漳县虎桥竹林沟东洲春蕾小学外我得出了这一结论。在人群中，一个爬在父亲背上的小男孩就那样不眨眼的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举着相机的我不断逗引他，但他并没有该有的任何反应，在一边的母亲怯怯的告诉我，这个有着纯净大眼睛的孩子官名叫胡家庆，他是脑瘫，三岁了还不会讲话、走路，也许一辈子都要在他父亲身上度过。有着这样一双眼睛的孩子怎么会和脑瘫握手？我在西部长大，但在我的记忆中周围很少有这样的孩子，在请教了当地卫生局的领导后才知道，造成小朝文脑瘫的原因就是他贫困的母亲在家中自己生产。卫生局的老阿姨告诉我，一支蜡烛或煤油灯、一把锈迹斑斑的剪刀、一床破旧的棉絮就是西部贫困地区母亲生产时的全部用具，往往孩子出世后颤颤巍巍握着剪刀剪断脐带的是早已筋疲力尽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若遇难产十有八九会母子双亡，而新生儿在这样的卫生条件下感染破伤风的死亡率也高的惊人，过了生死关，孩子还要继续煎熬，有些地方是不让妇女在家中生产的，她们只能在牛圈、猪圈中默默忍受巨大的痛苦。据卫生部门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在西部贫困地区，新生儿的死亡率一般都在万分之一百六十，甚至高达万分之二百五十，造成这个惊人数字的根本原因是西部贫困地区有73%左右的母亲在家中无专业医师陪护的情况下自己生产。面对这样一组数字，我再也无法判断脑瘫的小朝文在其中是不幸还是幸运儿。

　　在“安康计划西部行”出发前，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程淑琴秘书长深情的告诉了我她在西部考察时一次至今想起仍会眼眶发潮的遭遇，当面对一个班30个同学人人捏着一个无法再削的铅笔头，仍埋头在昏暗的教室里认真听讲、写画时，她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了，转身跑到村里唯一一个估计掏出300元就能包下全部货物的小卖部里买来一大捆新铅笔，郑重的发到每一个同学的手中，但之后她惊奇的发现，整个教室中没有一个人扔掉手中的微型铅笔，他们都将新铅笔悄悄得放进了书包的深处。现在，秘书长还珍藏了其中的一只铅笔头，在为西部儿童四处募捐劳累时，她会拿出那个捏不住的铅笔头看看，想想那一幕后就又开始了毫无停歇的奔波。

　　虽然我本人也生在西部，长在西部，也曾是“铅笔头故事”中的主人公，深深体验过贫困对于一个孩童的意味，并在听了秘书长的故事后有了心理准备，但在安康计划西部行的整个过程中我仍无法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