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复杂脸谱
 
赵无眠
 
2001年11月28日发表
 
【人民报消息】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虽经历无数次的政治风浪,毕竟都能化险为夷。因而被称为“不倒翁”。他的“不倒”奇迹,有人说是因为善于妥协,也有人说过于圆滑。

历届领袖都遭到排斥、打击

周恩来善于妥协,很早就表现出来了。他在日本求学期间,有一次与同学吴瀚涛喝酒,一边喝一边辩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周恩来雄辩滔滔,不住地给自己倒酒,吴瀚涛忍不住从他手里夺过酒瓶朝地上一扔:“如果你就这样喝下去,你怎么救中国?”酒瓶摔得粉碎。周恩来突然惊醒过来,难为情地出了房间,一会儿拿来了扫帚,把地上的碎玻璃打扫得干干净净。第二天,为了表示歉意,他又特地买了一束鲜花,送给了女主人。那时,他才二十岁。

中共党内,几乎没有一位重要人物没有经历过同志间的残酷斗争。党的主要创始人、第一任领袖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听任其受国民党的长期迫害,还要雪上加霜,把他打成“托派分子”、“汉奸”,批评了几十年。

第二任领袖瞿秋白,失势后遭受排挤,长征时被留在敌后,结果以病弱之躯当了俘虏,死后长期定为“叛徒”。

第三任领袖李立三,被押解到苏联接受审查,一去就是十五年,还押上军事法庭,关进监狱,回国后一直背着“立三路线”的帽子,一生都不得志。

第四任领袖王明,下台后地位一落千丈,以戴罪之身留在中央委员会当反面教员,最后流落苏联做了“叛徒”。

毛泽东在获得最高权利之前,也屡遭排斥、打击,以其坚强的意志、过人的胆略,都不得不流泪屈从与强势。邓小平虽然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却也被他斗得脱皮换骨,一生三起三落中有两起两落是毛的杰作,直到毛去世以后,他才得以在七十三岁高龄掌握权柄,开创其改革大业。其他中共的风云人物,细查起来,无一不是如此。可以说,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比之国共间斗争的激烈,有过之而无不及。

周恩来在党内曾遇数次挑战

周恩来在党内也曾遇到过数次挑战。

第一次是在一九三零年,中共实际负责人周恩来与瞿秋白从莫斯科返回党中央所在地上海,执行共产国际制定的“七月决议”,即批判和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向忠发、周恩来继续担任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取代李立三成为常委之一,但李仍为政治局委员。这就是“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结束不久,共产国际远东局来信予以肯定。

但十月间,共产国际又发来新的指令,突然升高批判李立三的调子。十二月十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到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彻底清算了“立三路线”及瞿秋白、周恩来的错误,──他们的错误在于对李立三批得不够彻底。李立三、瞿秋白撤掉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米夫的得意门生王明被钦定为中共新领袖。

米夫在会上这样说道周恩来:“周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米夫才二十九岁,却要抓了三十二岁的周恩来“打他的屁股”。周恩来忍住了,虽遭批判,但没有“滚蛋”,保住了政治局三常委之一的位置(另外两个是向忠发、张国焘)。大权落在了仅仅是政治局委员的王明手中,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时代”。

周恩来能安然过关,除了能忍受“打屁股”的屈辱,还帮助米夫、王明战胜了罗章龙一派的挑战。罗章龙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挚友,一九二零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参加李大钊发起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不服米夫以钦差架势的指手画脚,提出一份事先拟好的政治局名单,要求表决。失败后又自行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通过决议《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成立“临时中央干事会”,即所谓“另立中央”。周恩来出面找罗章龙调解无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

刘少奇与周恩来之间的过节

第二次是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运动。周恩来在重庆吸收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内,他们的阶级成份受到党内批评。《解放日报》发表攻击周的这些人“为数不少出身非无产阶级,需要严格审查的党员”。刘少奇指责周恩来在武汉和重庆工作时,未能对王明、博古“另立中央”的行为进行斗争,成了“教条主义的帮凶”。其次是指责周恩来一九三七年派薄一波训练阎锡山的部队,是想“带八路军走”。再就是指责周恩来参与签署“誓死保卫大武汉”的文件,而这完全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主张。

周恩来还被指为对“皖南事变”新四军的惨败负责,要对一九一八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错误负责。

周恩来从重庆被招回延安,受到严格审查和盘问。他必须解释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他被扣上两顶帽子:“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所幸他沉着应对,检讨和解释了自己的言行,讲清了历史问题。派薄一波训练阎锡山的部队,事先向中央打过招呼,他没有签署“保卫大武汉”的文件,他的名字可能是王明冒签的。

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他同意负大部份责任,但延安还有九位同志也参加了大会,也要负一定的责任。这九位同志有一位便是刘少奇。

延安整风因过激,打击面太大,激起普遍怨愤,动摇的党心,终于迫使毛泽东紧急刹车,在大会上亲自向无故受害者鞠躬赔礼道歉。整风委员会副主任康生落下了“整人阎王”的可怕名声。刘少奇虽然获得了地位,却也让人们领教了其挖空心思网罗他人罪名的手段。二十多年后,到了他挨整的那一天,党内竟找不到几位同情者了。

从高饶集团到“反冒进”

第三次是在一九五三年底,高岗、饶漱石企图联合邓小平、陈云等人物向刘少奇和周恩来发难。这一次,主要受挑战的对象是刘少奇,刘是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一旦有所变动。周恩来的地位也受到威胁。“高饶集团”的结局是被彻底粉碎了,高岗开枪自杀,饶漱石从政坛消失,不知所终。邓小平因揭发有功,迅速崛起,从地方大员一跃而为党内排名第六。

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同乡,也是他亲自选定的“备用胎”,其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容易撼动:周恩来地位有坚实的基础。高、饶的挑战,实在难以得到同情和响应,所以很快就被粉碎了。有一种猜测,认为这是毛泽东为除掉高、饶而设下的圈套,故意促使他们表达不满,当他们真的鼓噪起来,又反指他们的不是,依据是高岗在东北势力渐大,越过中央政府向直接向苏联示好,被斯大林夸为“东北王”,为毛所忌恨。此说似缺乏更多的事实支持,故也只是猜测而已。无论起因究竟如何,对周恩来不构成真正的危机。

第四次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会议上比毛泽东点名批评“反冒进”。毛泽东非常欣赏有人提出的某项建设高指标,认为“一马当先,才会万马奔腾”。周恩来找毛泽东谈:“我是总理,我在具体工作上的体会是:一马当先,会引起全面紧张。一个方面的高指标,方方面面都要吃紧,经济建设不讲平衡不行,这样搞,我这个总理就不好当了。

周恩来与陈云访问苏联归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汇报,搞经济工作不同于打仗,不宜用“人海战术”,要慎防左倾冒进。刘少奇令中宣部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九五七年元旦社论,周恩来修改定稿,号召全党冷静头脑,戒骄戒躁,反左倾,反冒进,稳步进行国民经济建设。

被毛泽东点名批评

毛泽东甚为恼火,到“反右”斗争结束,他开始在党内“反右倾”,会上会下多次指名道姓第严厉批评周恩来──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个政治问题。”

“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等等。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指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给你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子,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究考据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准备不看。”

“你说这是冒险主义…你说这是盲动,没有耐心…但是长征又何尝不是这样,我们的解放战争难道就是冒险吗?我们渡长江时,就真的不怕蒋介石与帝国主义?我们的口号是:敢字当头。”

毛泽东还拿着柯庆施写的文章当中奚落周恩来:“你是总理,这样的好文章你写不写得出?”

中央委员们,除了陈云、李富春外,几乎都成了应声虫,群起而攻之。陈云自己也是“反冒进”的主角,见风声不对,赶紧溜到杭州“休病”去了。其实毛批评“反冒进”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只是措辞和不满的情绪还不那么激烈。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为止,他点名批评周恩来不下十三次。以成都会议最为严厉。

痛苦的反省

一连几个星期,周恩来都闷闷不乐,常茫然呆坐数小时。他召来秘书范若愚,为他笔录检讨。范若愚后来回忆道:

“我在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因为我奉命为他笔录《自我批评》。周总理对我说:‘我犯了错误,我的思想赶不上主席的思想,’周总理一向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他口授的资料,记录下来之后,往往不需要更易一个字;可见现在几乎不能成句,他说一句我记录一句。常要等很久,才说出下一句。我在他的办公室时,他接到陈云从杭州打来的电话。周总理只是听,一直听,然后把电话放下,他看起来有些痴呆了似的。然后又开始自我批评,神情十分痛苦。每说一句,就要停三、四分钟…已经是午夜了。”

凌晨两点,邓颖超叫醒了范若愚:“你为什么让总理一个人坐在那里?他坐着一动也不动,好像失魂落魄似的。”

范若愚与邓颖超商议,由范按照周恩来说过的,重新组织文字交差。

他写道:“毛主席虽与我同舟共济、朝夕与共,但思想上我总跟不上毛主席。”周恩来讲到此处,大惊失色,几乎要哭出来了:“这是不对的,一九四五年以后才是这样的。一九四五年以前我也不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想法。这表示你对党的历史不够了解。”

没多久,周恩来还是决定亲自写,因为毛泽东讲了话:“不要让秘书帮忙,自己认识自己写。”

范若愚见周恩来坐在办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套袖,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笔,对着纸发呆,“凝固了一般”。他的眼皮颤动,目光专注,“时而明锐,时而暗淡,时而清澈,时而茫寐”。有几次,他仿佛想通了,下决心落笔,却成不了文句,纸面上留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痕迹。忽然又放下笔,将稿纸揉成一团,扔到废纸篓仰身靠着椅背,淡漠的目光投在屋梁的某一点上。眼圈一红,泪水盈眶,他轻合眼皮,不让眼泪流下来…

幸好不是“党内走资派”

这份《自我批评》花了十几天时间才写成,送交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经讨论,删掉了一些过于有损尊严的句子。周恩来终于获得毛泽东的原谅,保住了总理位置。事后,他头上的“白发骤增”。

这一次,周恩来是自己打自己的屁股,甘心情愿接受毛泽东给予的“廷仗”的屈辱。也正是从这次开始,他认清了自己的“臣子”身份(不敢妄称“与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下决心死心塌地地侍奉毛泽东,紧跟毛泽东,凡事多请示,揣摩圣意,绝不再和毛唱反调了。

第五次是在文革初期,受到一小部红卫兵的“炮打”。红卫兵基本上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响应中共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跟着毛主席造反”,所以也可以看做是来自党内的挑战。

周恩来是文革派,也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但文革开始派工作组“引导运动”,他也有一份。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震动,周恩来也吓了一跳,不知“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有没有包括自己。他特意去探毛的口风,听出没自己的事儿,这才放心大胆地投入运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权威,全力吹捧文革的旗手江青。

红卫兵运动兴起,在“怀疑一切”的口号鼓舞下,一部份造反学生走火入魔,竟然分不清“敌我”,炮打起“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即“文革派”)来: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挨过炮弹,贴过大字报。不过很快就都镇压下去了,未能形成气候。文革派内部虽也有矛盾,但在对付外敌方面倒是步调、口径非常一致,全力以赴一同镇压,毫无商量的余地。

有人认为林彪、江青在文革一开始就整周恩来,这是不确的,当时的局面虽然混乱,却主要是造反学生乱,文革派的阵营可是一点也不乱,别人打倒不打倒、保护不保护都没关系,“自己人”可是一个都不能随便打倒。这个阵营的分裂,是后来的事。红卫兵在到处乱街的同时,凭着肤浅的认识、知觉和猜测,难免误发许多的炮弹,“打偏了”,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连毛泽东都受到过炮轰,如高干子弟们组成的“联动”,就曾喊“打倒毛主席,保卫刘主席”的口号。

历史责任和“势必出修正”

第六次挑战,历时最长,情况也最危险。林彪爆炸后,周恩来权重一时,除毛泽东外,党内再无第二人可以取代他的重要位置。一九七二年一月毛泽东从严重休克中苏醒,当着江青的面向他交托“后事”。这年九月,王洪文选为接班人,奉调进京。第二年,邓小平复出,渐渐接替身体虚弱的周恩来的工作。

七月四日,也就是交托“后事”将近一年半以后,毛泽东在与张春桥、王洪文的一次谈话中,说古论今,对周恩来及其领导的外交部冷嘲热讽── “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以五十步笑百步,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而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比如说王明路线吧,名根据地,名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不到四年,呜呼哀哉!…一股风来,随风转。多啊,不是少数人。硬着头皮顶住的是少数。幸亏藤代远还没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斗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风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时,周恩来都是党中央主要负责人。毛说“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剩下鄙人一票”,意指周当时也是立三及王明的追随者。“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是讽刺周恩来“外交无小事”的名言,只顾鸡毛蒜皮的国际“小事”,忘了路线斗争的“大事”,势必出修正主义。而且“天天送”,烦不胜烦,不胜其看。

深感孤独和恐惧

毛泽东的谈话,可以看出对周的明显不满。此种不满从何而发,是“偶发”还是聚集了很多时候之后的“不得不发”,不得而知。但江青等人正好抓住这个机会,开始组织向周恩来的进攻。先是“批林批孔”,然后批“周公”,批“大儒”,批“宰相儒”,批“投降派”,批“宋江”,批“李鸿章”,批“卖国主义”,批“党内那个走资派”…花样百出。

这次挑战是一场真正的危机,周恩来勉力奋战,明争暗斗,频频出招。一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地位,二是企图将权利顺利交给他最为得意的继承人邓小平。他别无选择,只有背水一战,应付对方无休无止的缠斗。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他死后还未停歇,直到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才告结束。

周恩来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搞不好又是一个高岗,又是一个刘少奇,又是一个林彪,又是一个彭德怀、陶铸、陈伯达…。他深感孤独和恐惧,想一想有可能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不寒而栗。他与身边工作人员照平生最后一张合影,照完说了一句:“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他在被推入手术室前,拼着全身的力气高喊:“我不是投降派!我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

应该说,周恩来应付挑战的功夫是一流的。毕竟他没有成为高岗、彭德怀、刘少奇、陈伯达和林彪,得以善终,不但创下了中国历史上担任宰相最久的记录,也完成了君臣“亲密合作、无间无猜”的政治神话。从保全自己的权位和名誉的角度而言,他是无可非议的,甚至能够说,做得相当好。他不是一个尖刻的人,不会主动把对手逼到无处逃生的绝境。这也是为什么,他终能够在死后赢得胜利的最主要原因。

从战友变成君臣

值得非议但是,为了自身的地位,他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其中包括良心、原则、真理乃至人格。我实在不愿把“出卖”这个词用在他身上,情愿用“付出”。然而在面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时候,“付出”和“出卖”又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呢?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以利害关系取代公正原则。

前面说到的“第四次挑战”,是周恩来为政一生的一次重大的转折。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指责和当众奚落,他首先感到的是感情上的冲击。他对毛泽东忠心耿耿由来已久,在遵义会议以前,毛还在受排挤时,他就是毛泽东的同情者。宁都会议他不同意撤掉毛的军职。长征途中,湘江之役红军损失过半,周恩来接掌军权,正是他力排终议采纳了毛的主张,放弃北上鄂西与贺龙部会师的计划,中央红军才免遭灭顶之灾。遵义会议是他同意召开的。他也是主持者,他的“副报告”与张国焘的“反报告”都对博古的“正报告”起了否定作用。毛在重获军权之后,最初只是周恩来的副手,周是“最后下决心者”。

摘自(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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