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善於妥協，很早就表現出來了。他在日本求學期間，有一次與同學吳瀚濤喝酒，一邊喝一邊辯論「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道理。周恩來雄辯滔滔，不住地給自己倒酒，吳瀚濤忍不住從他手裏奪過酒瓶朝地上一扔：「如果你就這樣喝下去，你怎麼救中國？」酒瓶摔得粉碎。周恩來突然驚醒過來，難爲情地出了房間，一會兒拿來了掃帚，把地上的碎玻璃打掃得幹乾淨淨。第二天，爲了表示歉意，他又特地買了一束鮮花，送給了女主人。那時，他才二十歲。

中共黨內，幾乎沒有一位重要人物沒有經歷過同志間的殘酷鬥爭。黨的主要創始人、第一任領袖陳獨秀被開除出黨，聽任其受國民黨的長期迫害，還要雪上加霜，把他打成「託派分子」、「漢奸」，批評了幾十年。

第二任領袖瞿秋白，失勢後遭受排擠，長征時被留在敵後，結果以病弱之軀當了俘虜，死後長期定爲「叛徒」。

第三任領袖李立三，被押解到蘇聯接受審查，一去就是十五年，還押上軍事法庭，關進監獄，回國後一直揹着「立三路線」的帽子，一生都不得志。

第四任領袖王明，下臺後地位一落千丈，以戴罪之身留在中央委員會當反面教員，最後流落蘇聯做了「叛徒」。

毛澤東在獲得最高權利之前，也屢遭排斥、打擊，以其堅強的意志、過人的膽略，都不得不流淚屈從與強勢。鄧小平雖然深得毛澤東的賞識，卻也被他鬥得脫皮換骨，一生三起三落中有兩起兩落是毛的傑作，直到毛去世以後，他才得以在七十三歲高齡掌握權柄，開創其改革大業。其他中共的風雲人物，細查起來，無一不是如此。可以說，黨內鬥爭的驚濤駭浪，比之國共間鬥爭的激烈，有過之而無不及。

周恩來在黨內曾遇數次挑戰

周恩來在黨內也曾遇到過數次挑戰。

第一次是在一九三零年，中共實際負責人周恩來與瞿秋白從莫斯科返回黨中央所在地上海，執行共產國際制定的「七月決議」，即批判和糾正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向忠發、周恩來繼續擔任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取代李立三成爲常委之一，但李仍爲政治局委員。這就是「六屆三中全會」。會議結束不久，共產國際遠東局來信予以肯定。

但十月間，共產國際又發來新的指令，突然升高批判李立三的調子。十二月十日，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來到上海，主持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會上徹底清算了「立三路線」及瞿秋白、周恩來的錯誤，──他們的錯誤在於對李立三批得不夠徹底。李立三、瞿秋白撤掉了政治局委員的職務，米夫的得意門生王明被欽定爲中共新領袖。

米夫在會上這樣說道周恩來：「周恩來同志，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錯誤。」

米夫才二十九歲，卻要抓了三十二歲的周恩來「打他的屁股」。周恩來忍住了，雖遭批判，但沒有「滾蛋」，保住了政治局三常委之一的位置（另外兩個是向忠發、張國燾）。大權落在了僅僅是政治局委員的王明手中，從此開始了長達四年之久的「王明時代」。

周恩來能安然過關，除了能忍受「打屁股」的屈辱，還幫助米夫、王明戰勝了羅章龍一派的挑戰。羅章龍是毛澤東青年時代的摯友，一九二零年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參加李大釗發起的共產主義運動，爲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他不服米夫以欽差架勢的指手畫腳，提出一份事先擬好的政治局名單，要求表決。失敗後又自行召開「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通過決議《力爭緊急會議反對四中全會的報告大綱》，成立「臨時中央幹事會」，即所謂「另立中央」。周恩來出面找羅章龍調解無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開除羅章龍中央委員及黨籍的決議案》。

劉少奇與周恩來之間的過節

第二次是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風運動。周恩來在重慶吸收了大量的知識分子加入共產黨內，他們的階級成份受到黨內批評。《解放日報》發表攻擊周的這些人「爲數不少出身非無產階級，需要嚴格審查的黨員」。劉少奇指責周恩來在武漢和重慶工作時，未能對王明、博古「另立中央」的行爲進行鬥爭，成了「教條主義的幫兇」。其次是指責周恩來一九三七年派薄一波訓練閻錫山的部隊，是想「帶八路軍走」。再就是指責周恩來參與簽署「誓死保衛大武漢」的文件，而這完全是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主張。

周恩來還被指爲對「皖南事變」新四軍的慘敗負責，要對一九一八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的錯誤負責。

周恩來從重慶被招回延安，受到嚴格審查和盤問。他必須解釋自己說過的每一句話，做過的每一件事。他被扣上兩頂帽子：「主觀主義」和「經驗主義」。所幸他沉着應對，檢討和解釋了自己的言行，講清了歷史問題。派薄一波訓練閻錫山的部隊，事先向中央打過招呼，他沒有簽署「保衛大武漢」的文件，他的名字可能是王明冒籤的。

在莫斯科召開的「六大」，他同意負大部份責任，但延安還有九位同志也參加了大會，也要負一定的責任。這九位同志有一位便是劉少奇。

延安整風因過激，打擊面太大，激起普遍怨憤，動搖的黨心，終於迫使毛澤東緊急剎車，在大會上親自向無故受害者鞠躬賠禮道歉。整風委員會副主任康生落下了「整人閻王」的可怕名聲。劉少奇雖然獲得了地位，卻也讓人們領教了其挖空心思網羅他人罪名的手段。二十多年後，到了他捱整的那一天，黨內竟找不到幾位同情者了。

從高饒集團到「反冒進」

第三次是在一九五三年底，高崗、饒漱石企圖聯合鄧小平、陳雲等人物向劉少奇和周恩來發難。這一次，主要受挑戰的對象是劉少奇，劉是黨內的第二號人物，一旦有所變動。周恩來的地位也受到威脅。「高饒集團」的結局是被徹底粉碎了，高崗開槍自殺，饒漱石從政壇消失，不知所終。鄧小平因揭發有功，迅速崛起，從地方大員一躍而爲黨內排名第六。

劉少奇是毛澤東的同鄉，也是他親自選定的「備用胎」，其地位是「歷史形成的」，不容易撼動：周恩來地位有堅實的基礎。高、饒的挑戰，實在難以得到同情和響應，所以很快就被粉碎了。有一種猜測，認爲這是毛澤東爲除掉高、饒而設下的圈套，故意促使他們表達不滿，當他們真的鼓譟起來，又反指他們的不是，依據是高崗在東北勢力漸大，越過中央政府向直接向蘇聯示好，被斯大林誇爲「東北王」，爲毛所忌恨。此說似缺乏更多的事實支持，故也只是猜測而已。無論起因究竟如何，對周恩來不構成真正的危機。

第四次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會議上比毛澤東點名批評「反冒進」。毛澤東非常欣賞有人提出的某項建設高指標，認爲「一馬當先，才會萬馬奔騰」。周恩來找毛澤東談：「我是總理，我在具體工作上的體會是：一馬當先，會引起全面緊張。一個方面的高指標，方方面面都要吃緊，經濟建設不講平衡不行，這樣搞，我這個總理就不好當了。

周恩來與陳雲訪問蘇聯歸來，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彙報，搞經濟工作不同於打仗，不宜用「人海戰術」，要慎防左傾冒進。劉少奇令中宣部爲《人民日報》撰寫了一九五七年元旦社論，周恩來修改定稿，號召全黨冷靜頭腦，戒驕戒躁，反左傾，反冒進，穩步進行國民經濟建設。

被毛澤東點名批評

毛澤東甚爲惱火，到「反右」鬥爭結束，他開始在黨內「反右傾」，會上會下多次指名道姓第嚴厲批評周恩來──

「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好不好？這是個政治問題。」

「右派一攻把我們一些同志拋到距離右派只有五十米遠了。右派來了個全面『反冒進』，什麼『今不如昔』，『冒進比保守損失大』等等。研究一下，究竟哪個大？『反冒進』六億人民泄了氣。」

「關於向人代會的報告（指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我兩年沒有看了。爲照顧團結，不登報聲明，我不負責…,有些人一來就是成品，明天就開會，等於強迫簽字。政治局成爲一個表決機器，像杜勒斯的聯合國，給你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過不行。像唱戲一樣，已經打了牌子，非登臺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講究考據之學，又有洋文，我有一個手段，就是消極抵抗，不看。你們的文件，我兩年不看了，今年還準備不看。」

「你說這是冒險主義…你說這是盲動，沒有耐心…但是長征又何嘗不是這樣，我們的解放戰爭難道就是冒險嗎？我們渡長江時，就真的不怕蔣介石與帝國主義？我們的口號是：敢字當頭。」

毛澤東還拿着柯慶施寫的文章當中奚落周恩來：「你是總理，這樣的好文章你寫不寫得出？」

中央委員們，除了陳雲、李富春外，幾乎都成了應聲蟲，羣起而攻之。陳雲自己也是「反冒進」的主角，見風聲不對，趕緊溜到杭州「休病」去了。其實毛批評「反冒進」從一九五七年就開始了，只是措辭和不滿的情緒還不那麼激烈。到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爲止，他點名批評周恩來不下十三次。以成都會議最爲嚴厲。

痛苦的反省

一連幾個星期，周恩來都悶悶不樂，常茫然呆坐數小時。他召來祕書範若愚，爲他筆錄檢討。範若愚後來回憶道：

「我在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因爲我奉命爲他筆錄《自我批評》。周總理對我說：『我犯了錯誤，我的思想趕不上主席的思想，』周總理一向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他口授的資料，記錄下來之後，往往不需要更易一個字；可見現在幾乎不能成句，他說一句我記錄一句。常要等很久，才說出下一句。我在他的辦公室時，他接到陳雲從杭州打來的電話。周總理只是聽，一直聽，然後把電話放下，他看起來有些癡呆了似的。然後又開始自我批評，神情十分痛苦。每說一句，就要停三、四分鐘…已經是午夜了。」

凌晨兩點，鄧穎超叫醒了範若愚：「你爲什麼讓總理一個人坐在那裏？他坐着一動也不動，好像失魂落魄似的。」

範若愚與鄧穎超商議，由範按照周恩來說過的，重新組織文字交差。

他寫道：「毛主席雖與我同舟共濟、朝夕與共，但思想上我總跟不上毛主席。」周恩來講到此處，大驚失色，幾乎要哭出來了：「這是不對的，一九四五年以後才是這樣的。一九四五年以前我也不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想法。這表示你對黨的歷史不夠了解。」

沒多久，周恩來還是決定親自寫，因爲毛澤東講了話：「不要讓祕書幫忙，自己認識自己寫。」

範若愚見周恩來坐在辦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套袖，左手撐在額頭上，右手提筆，對着紙發呆，「凝固了一般」。他的眼皮顫動，目光專注，「時而明銳，時而暗淡，時而清澈，時而茫寐」。有幾次，他彷彿想通了，下決心落筆，卻成不了文句，紙面上留下一些點狀和線狀的痕跡。忽然又放下筆，將稿紙揉成一團，扔到廢紙簍仰身靠着椅背，淡漠的目光投在屋樑的某一點上。眼圈一紅，淚水盈眶，他輕合眼皮，不讓眼淚流下來…

幸好不是「黨內走資派」

這份《自我批評》花了十幾天時間才寫成，送交政治局常委會和書記處，經討論，刪掉了一些過於有損尊嚴的句子。周恩來終於獲得毛澤東的原諒，保住了總理位置。事後，他頭上的「白髮驟增」。

這一次，周恩來是自己打自己的屁股，甘心情願接受毛澤東給予的「廷仗」的屈辱。也正是從這次開始，他認清了自己的「臣子」身份（不敢妄稱「與毛主席風雨同舟、朝夕與共」），下決心死心塌地地侍奉毛澤東，緊跟毛澤東，凡事多請示，揣摩聖意，絕不再和毛唱反調了。

第五次是在文革初期，受到一小部紅衛兵的「炮打」。紅衛兵基本上都不是共產黨員，但他們響應中共中央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號召，「跟着毛主席造反」，所以也可以看做是來自黨內的挑戰。

周恩來是文革派，也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但文革開始派工作組「引導運動」，他也有一份。毛澤東貼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劉少奇震動，周恩來也嚇了一跳，不知「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有沒有包括自己。他特意去探毛的口風，聽出沒自己的事兒，這才放心大膽地投入運動。大樹特樹毛主席的權威，全力吹捧文革的旗手江青。

紅衛兵運動興起，在「懷疑一切」的口號鼓舞下，一部份造反學生走火入魔，竟然分不清「敵我」，炮打起「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即「文革派」）來：林彪、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都捱過炮彈，貼過大字報。不過很快就都鎮壓下去了，未能形成氣候。文革派內部雖也有矛盾，但在對付外敵方面倒是步調、口徑非常一致，全力以赴一同鎮壓，毫無商量的餘地。

有人認爲林彪、江青在文革一開始就整週恩來，這是不確的，當時的局面雖然混亂，卻主要是造反學生亂，文革派的陣營可是一點也不亂，別人打倒不打倒、保護不保護都沒關係，「自己人」可是一個都不能隨便打倒。這個陣營的分裂，是後來的事。紅衛兵在到處亂街的同時，憑着膚淺的認識、知覺和猜測，難免誤發許多的炮彈，「打偏了」，是可以理解的。甚至連毛澤東都受到過炮轟，如高幹子弟們組成的「聯動」，就曾喊「打倒毛主席，保衛劉主席」的口號。

歷史責任和「勢必出修正」

第六次挑戰，歷時最長，情況也最危險。林彪爆炸後，周恩來權重一時，除毛澤東外，黨內再無第二人可以取代他的重要位置。一九七二年一月毛澤東從嚴重休克中甦醒，當着江青的面向他交託「後事」。這年九月，王洪文選爲接班人，奉調進京。第二年，鄧小平復出，漸漸接替身體虛弱的周恩來的工作。

七月四日，也就是交託「後事」將近一年半以後，毛澤東在與張春橋、王洪文的一次談話中，說古論今，對周恩來及其領導的外交部冷嘲熱諷── 「你們年紀不大，最好學點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爺們的當，受他們的騙，以至於上他們的賊船。」

「『明燈』是用我的名義寫的，我就沒有看，凡是這類屁文件，我照例不看。總理講話也在內，因爲不勝其看。」

「又是外交部一個什麼屁司，說是田中不能上臺，上臺也不能改善中日關係。以五十步笑百步，這是以數量而論，如果拿性質而論，都是逃兵，你去翻那個《孟子》。」

「比如說王明路線吧，名根據地，名白區，主要領導權都拿走了。不到四年，嗚呼哀哉！…一股風來，隨風轉。多啊，不是少數人。硬着頭皮頂住的是少數。幸虧藤代遠還沒死，他可以證明那個立三路線怎麼鬥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爲什麼隨風轉呢？」

「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風不改正，勢必出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立三路線」和「王明路線」時，周恩來都是黨中央主要負責人。毛說「主要領導權都拿走了」、「剩下鄙人一票」，意指周當時也是立三及王明的追隨者。「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是諷刺周恩來「外交無小事」的名言，只顧雞毛蒜皮的國際「小事」，忘了路線鬥爭的「大事」，勢必出修正主義。而且「天天送」，煩不勝煩，不勝其看。

深感孤獨和恐懼

毛澤東的談話，可以看出對周的明顯不滿。此種不滿從何而發，是「偶發」還是聚集了很多時候之後的「不得不發」，不得而知。但江青等人正好抓住這個機會，開始組織向周恩來的進攻。先是「批林批孔」，然後批「周公」，批「大儒」，批「宰相儒」，批「投降派」，批「宋江」，批「李鴻章」，批「賣國主義」，批「黨內那個走資派」…花樣百出。

這次挑戰是一場真正的危機，周恩來勉力奮戰，明爭暗鬥，頻頻出招。一是爲了捍衛自己的名譽、地位，二是企圖將權利順利交給他最爲得意的繼承人鄧小平。他別無選擇，只有背水一戰，應付對方無休無止的纏鬥。這場鬥爭一直持續到他死後還未停歇，直到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垮臺才告結束。

周恩來非常清楚自己的處境，搞不好又是一個高崗，又是一個劉少奇，又是一個林彪，又是一個彭德懷、陶鑄、陳伯達…。他深感孤獨和恐懼，想一想有可能落個身敗名裂的下場不寒而慄。他與身邊工作人員照平生最後一張合影，照完說了一句：「以後不要在我的臉上打××。」他在被推入手術室前，拼着全身的力氣高喊：「我不是投降派！我對得起黨，對得起人民！」

應該說，周恩來應付挑戰的功夫是一流的。畢竟他沒有成爲高崗、彭德懷、劉少奇、陳伯達和林彪，得以善終，不但創下了中國歷史上擔任宰相最久的記錄，也完成了君臣「親密合作、無間無猜」的政治神話。從保全自己的權位和名譽的角度而言，他是無可非議的，甚至能夠說，做得相當好。他不是一個尖刻的人，不會主動把對手逼到無處逃生的絕境。這也是爲什麼，他終能夠在死後贏得勝利的最主要原因。

從戰友變成君臣

值得非議但是，爲了自身的地位，他付出的代價太大了，其中包括良心、原則、真理乃至人格。我實在不願把「出賣」這個詞用在他身上，情願用「付出」。然而在面對重大歷史問題的時候，「付出」和「出賣」又有什麼太大的不同呢？本質是一樣的。都是以利害關係取代公正原則。

前面說到的「第四次挑戰」，是周恩來爲政一生的一次重大的轉折。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指責和當衆奚落，他首先感到的是感情上的衝擊。他對毛澤東忠心耿耿由來已久，在遵義會議以前，毛還在受排擠時，他就是毛澤東的同情者。寧都會議他不同意撤掉毛的軍職。長征途中，湘江之役紅軍損失過半，周恩來接掌軍權，正是他力排終議採納了毛的主張，放棄北上鄂西與賀龍部會師的計劃，中央紅軍才免遭滅頂之災。遵義會議是他同意召開的。他也是主持者，他的「副報告」與張國燾的「反報告」都對博古的「正報告」起了否定作用。毛在重獲軍權之後，最初只是周恩來的副手，周是「最後下決心者」。

摘自(看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