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疑问留给历史吧!──毛泽东为什么不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
 
2001-10-31
 
【人民报消息】采访者:王凡; 受访者:邬吉成,原中央警卫团副团长

  -人们多把罗青长称作周恩来最后召见的一个人

  -周恩来突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嘴里又多迸出了几个字:“钓鱼台的Wu。”

  -“总理又昏迷了,你再等一等吧。”

  -邬吉成在病房门口默默向周恩来敬了一个军礼

  1976年是不幸和灾难的一年,也是转变着中国历史的一年。这一年,深深印在我脑海里的事很多很多。

  1月8日早晨,邬吉成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东方、民航总局的副局长张瑞霭、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长江明,还有北京卫戍区的副司令员邱巍高,聚集在首都机场,正在开会研究那里的现场警卫事宜。

  会议刚开不久,邬吉成就接到中办警卫处警卫值班室的电话,说总理逝世了,要他们立即回城。听到这个消息,当时邬吉成的心头像被重器捶击,沉重万分,没想到他老人家就这么突然离去。

  在那一时刻,听闻如此噩耗,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心情都“沉痛万分”。但邬吉成更痛一分,“这不光是在于31年前,我从一个战斗员转而为一个警卫员的时候,第一次站岗,就守卫在周恩来的院子门口;更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一重永远不能弥平的遗憾!”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安全部部长罗青长,曾经写文章,记叙了周恩来临终前的召见。那是1975年的12月20日,周恩来在和他交谈中间突然昏厥,他不忍心让病中的周恩来再增劳累,悄悄地离开了病房。人们多把罗青长称作周恩来最后召见的一个人。

  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此后周恩来还提出要见一个人,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邬吉成,时间在他辞世前6天,即1976年1月2日。

  当时周恩来已经处在弥留之际,昏迷状态大大多于醒来时分。而就在这天中午,他醒了过来时,用含混而微弱的声音说:“找Wu……Wu……Wu……”但究竟是“Wu”什么,身边看护的人都听不清。

  人们顺着“Wu”的发音推测,以为周恩来是要见一位姓“吴”的。毕竟,在中国姓邬的也太少了,再说谁会想到周恩来在生命垂危之际,要见一个仅仅是从事保卫工作的干部呢?

  周恩来用神情,一次次否定人们的假想后,突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嘴里又多迸出了几个字:“钓鱼台的Wu。”人们才明白他要见的不是“吴某某”,而是负责钓鱼台警卫工作的邬吉成。

  但人们还不敢确定,就又询问了一声:“您要见的是不是钓鱼台邬吉成?”周恩来点了一下头。于是周恩来的卫士长张树迎马上给邬吉成打了个电话:“你马上到305医院来,总理要见你。”

  邬吉成立即叫上司机小王,拉他赶到了305医院。进了医院的楼里,邬吉成径直进了周恩来病房斜对面的护士和随身警卫的值班室,他记得时间是在两点左右。“赶紧去见总理吧。”邬吉成急于聆听周恩来的指示。

  可是,值班室的人告诉他:“总理又昏迷了,请你在值班室里等候。”邬吉成一面等着,一面猜想着周恩来召他前来,究竟是要做些什么嘱托和吩咐。

  等啊等,一直等到大约是黄昏的时候,有人来通知邬吉成说:“总理醒过来了。要先服点药,医生做一些简单的处置,你就可以进去了。”

  可邬吉成等到的不是进入的消息,而是“总理又昏迷了,你再等一等吧”。

  又是漫长的等待,在沉沉的寒夜中。因为在这个值班室里,老有护士走动,邬吉成怕影响人家工作,就去了楼门口处的警卫值班室。他记得当时在那里值班的,有刘兰荪和康海群。

  由于惦记着总理的召唤,邬吉成怕自己睡着了,所以在值班室里靠一会儿,就到走廊里转一转。到了约莫次日凌晨五六点钟,他在走廊里碰到了邓颖超,还有作为医疗组组长的卫生部长、谢富治夫人刘湘萍。

  邓颖超见邬吉成还在苦等,就对他说:“总理还没醒过来,你已经等了太长的时间了,就别在这里等下去了。你先回去吧,总理再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再通知你。”

  “好的。”邬吉成答应毕,向邓颖超提出一个请求:“让我在门外看一眼总理。”邓颖超同意了,邬吉成走到周恩来的抢救室门边,当时的门是半敞开的,他可以看见病榻上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恩来,平抑住心头的万端思绪,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就悄悄地离开了。

  从那以后,根据医生的回忆,周恩来的“心脏在微弱地跳动,呼吸浅而短促,真是脉如游丝”,他再不可能提出见什么人了,直到他在五天后与世长辞。

  -邬吉成说:他们是最早开始对周恩来进行悼念活动的

  -邬吉成和武健华,同乘一辆车紧跟在周恩来灵车后面

  -毛泽东原来是准备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的

  -“我觉得总理要交代的事与‘上海帮’有关”

  放下电话,邬吉成和东方立即从首都机场往城里赶,车行至南长街南口时,正碰到移送周恩来遗体去北京医院的车队。他们随之调转车头,跟着车队到了北京医院。在医院,他和相关的工作人员一道,安放好周恩来的遗体后,才进中南海。

  在商议周恩来治丧事宜的会议上,邬吉成被指定为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中央办公厅警卫处随后开始了警卫工作的部署,在商讨具体安排前,警卫值班室的全体工作人员,一齐向周恩来的遗像鞠躬默哀,因此邬吉成说:“我们是最早开始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的。”

  在北京医院的告别仪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吊唁活动,人流络绎不绝,许许多多的人都希望能瞻仰到周恩来的遗容。

  当周恩来的遗体从北京医院移送“八宝山”火化时,邬吉成和警卫处另一位副处长武健华,同乘一辆汽车紧跟在周恩来的灵车后面。他亲眼目睹了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的数十里长街,沿途群众自动形成的送殡队伍。他们虽然悲痛万分,可秩序井然,人民群众对总理的感情,是难以用文字表述出来的。

  1月14日,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吊唁活动结束,周恩来的骨灰将移往人民大会堂,并将在台湾厅安放一夜,以了其生前冀望祖国统一的夙愿。

  在那天傍晚五六点钟,周恩来的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抬着邓颖超敬献的花圈,邓颖超捧着周恩来的骨灰盒在前,跟随在他们后面的,是治丧委员会的负责人及周恩来的亲属,缓步从劳动人民文化宫走向人民大会堂。

  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午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警卫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召集参加警卫工作的全体人员进行布置。他要求一定要保证安全,维持好秩序,遇事态度要好,如遇冲动情形要多劝说。路线及汽车出入口,如有自行车走错路,劝说一下就行了。要注意礼貌,尊重老人。会场布置好后要有专人检查,还作了一些有关安全的具体指示。

  邬吉成还告诉笔者一个闻所未闻的秘密。因为毛泽东最终没有出现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所以世人只是推测了一番毛泽东没来的缘由,却没想到毛泽东原本是要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的!

  作为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邬吉成在追悼会开始前,确实接到了毛泽东可能参加追悼会的通知,汪东兴亲自给他下了指示: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和台湾厅做好准备和安排,以供毛泽东到达时落脚歇息。

  正是因为等待毛泽东的到来,追悼大会开始的时间比原定的时间推迟了一点。但毛泽东最后为何没有到场,邬吉成无法推测,至今仍是个谜。

  追悼会,将依照周恩来的生前嘱托,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湖海。这一任务要由飞机作业执行。汪东兴通知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向他交代了这一任务。

  冬季昼短,天已经黑了下来,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上聚集的群众久久不愿散去。在这种情况下,送骨灰的车子出了大会堂,就会被群众发现,很可能出现拥堵的情况,车子不好通过,还有个安全问题。

  汪东兴问邬吉成:“你看采取什么措施,能保证车出去不出问题?”邬吉成说:“只有推迟撤除警戒,待飞机起飞后再撤比较安全。”于是,他们就按这个商议进行了部署,并通知了北京市公安局和警卫部队。

  最后,周恩来总理骨灰的移送工作进行顺利,只是让群众多等了个把小时。

  每当回顾说起这段往事,邬吉成就抑制不住长长的叹息:总理为什么会在弥留之际提出要见我?见我究竟要嘱咐些什么?只能是个永久的、无解的谜了。我是多么希望能完成总理的最后嘱托啊!只要总理那个黄昏的最后一次苏醒时间再延长一点。历史的机缘就是那么无法由人来把握,让我眼睁睁地看着它稍纵即逝。

  在和笔者交谈时,他还在苦苦穷究周恩来要对他做怎样的嘱咐:“我负责着钓鱼台的警卫,而当时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都住在那里面,我觉得总理要交代的事与‘上海帮’有关。总理在临终前召我去,是对一个警卫工作者的最大信任。因此在追思周总理的日子里,我的内心的感慨,可以说比起其他的人要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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