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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道德經時刻不忘表達的內涵──數風流人物,還看「APEC」(圖)
 
2001年11月19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最近中共發佈《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的根本目的,與其說是從思想意識上道德上遏制腐敗,不如說是維護江澤民的核心地位。其實中共當今政治腐敗所導致的全社會缺德狀態,非但不是狂妄的獨裁統治者依靠最不道德的絕對權力發佈聖諭所能改變,反而只能加速全社會的道德荒漠化。

雖然,在表面上,從整肅陳希同開始,中共政權的反腐運動一浪高過一浪,嚴厲懲治了一系列高官(胡長清、成克傑、姬勝德、李紀周、李嘉廷、慕隋新等)和抓了幾個典型的腐敗大案(遠華走私案、瀋陽市黨政系統羣體腐敗案等),但是,腐敗愈演愈烈、道德日益墮落、信仰完全喪失的靈魂荒漠化卻沒有絲毫改觀。對九一一恐怖悲劇的幸災樂禍,從另一個側面凸現了大陸社會的道德荒蕪。

■ 社會「缺德」現狀愈演愈烈

爲了遏制全社會道德急遽敗壞的趨向,中共執政集團非但不思從制度改革上入手,不從根治權貴集團普遍腐敗上著眼,反而再一次祭起了專制主義的欽定道德標準的陳腐旗幟,企圖靠自上而下的意識形態強制來重建社會的道德秩序。最早是江澤民提出「三講」以整頓黨風,繼而是江澤民號召「以德治國」來扭轉社會風氣,接著是中共十五屆六中全會做出加強黨風建設的決議,最近又有中共宣傳部頒佈了《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從中共官員的講話、主流媒體的宣傳和御用學者們的論證等輿論造勢來看,這些由最高決策者、中央全會和意識形態主管部門發佈的所有文件,其主要目的,與其說是爲了從思想意識上道德上遏制腐敗,不如說只是爲了突出江澤民提出的「以德治國」;與其說是爲大陸社會的道德建設指出了方向,不如說是又一次倒行逆施,只能使目前「缺德」的現狀愈演愈烈。

比如,中宣部某負責人就《實施綱要》具體要求回答了記者的提問,通篇說的完全是流於官樣文章的大話空話套話,什麼一個核心一個原則一個牢固一個著眼點,什麼兩大氛圍四個環節六個堅持等等,只是圍繞著空洞的「以德治國」立論,目的無非是維護一個核心──江核心。而《綱要》本身的內容,除了一些在任何時代都屬於常識性的道德要求之外,核心內容還是「愛國等於愛黨」或「愛黨等於愛國」,「愛國和愛黨等於愛江核心」。這正是開始於中共執政五十年大慶樹立江核心權威運動的最後衝刺,因爲再有不到一年的時間,十六大就要召開,核心權力的交替勢在必行。胡錦濤出訪歐洲五國受到的高規格接待,已經明確向世界昭示了第四代核心的歸屬,所以,必須讓「三個代表」及主要治國方略成爲十六大的主導原則,並通過修改黨章變成黨紀黨法,以此才能確保江澤民路線的延續,確保江本人作爲第三代核心的政治地位。

■ 由官方欽定的道德標準

「七一講話」之後,國內各大媒體開足馬力樹立江核心的個人權威,比如中央電視臺收視率最高的新聞聯播,每天都要播出的學習「三個代表」專題節目。在江澤民本人沒有重大活動的日子裏,這類專題節目皆作爲頭條新聞播出,其他政治局常委如朱鎔基、李鵬、胡錦濤、李瑞環等人的新聞都要爲「三個代表」讓路。上海的APEC峯會,中共政權不惜勞民傷財、擾民煩民,只是爲了確保在中共主辦的第一次大型首腦峯會上,讓江澤民成爲唯一的主角,佔去新聞節目的大部分時間,盡顯其個人風採。這一切又與各大媒體對「七一講話」竭力宣傳相互配合,突出江澤民的核心地位,塑造江學說的基本架構──在「三個代表」統轄下的「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


圖:江澤民擺了出一副《上海灘》流氓大亨馮敬僥的架式


然而,這種輿論宣傳所奉行的統治邏輯極爲陳腐,與現代人類文明毫無共同之處,倒是讓我想起了民國時期的「訓政」和「新生活運動」,想起毛澤東時代的「學雷鋒」,鄧小平時代的「五講四美」、「四有新人」和「三熱愛」以及江澤民時代的「愛國主義教育綱要」。

■ 「三個代表」的荒謬宣傳

當代獨裁統治的輿論造勢之手法荒謬致極。比如,在對「三個代表」的宣傳中,有些專題報道的荒謬可笑,就讓人聯想起文革時期的個人崇拜鬧劇。如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常常以頭條的顯要位置播出這樣的報道:某某鄉鎮在學習「七一講話」之前,其幹部如何墮落、幹羣關係如何緊張,經濟如何低落,而一學「七一講話」,幹部忽然就變成了高尚的「人民公僕」,全心全意爲百姓服務,幹羣關係頓時變得親密無間,經濟也隨之高速發展……這類報道完全是文革時林彪提出的學毛著運動──「急用先學,立竿見影」──的翻版,也很像「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點石成金之中世紀巫術。我在讀中小學的時候,經常被迫參加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講用會,凡是上臺發言的人,幹部管理、工人做工、農民種地、學生學習、軍人練兵、知識分子搞技術革新……都是在最困難最灰心最沒有希望的時刻,忽然想起毛主席的偉大教導,於是,所有的困難迎刃而解;每一位學毛著的先進人物都要講到:在私心萌動的關鍵時刻,忽然默唸偉大導師的語錄,於是,轉念之間就成爲「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高尚者。

文明越進步,政治權力對思想和道德的強制干涉就越不具有合法性。任何統治者無權把某種思想或某種道德欽定爲唯一權威,無權利用手中的政治權力向社會進行強制性灌輸,無權爲維持其統治權力而強制建立一元化的思想或道德的秩序。相反,政治權力必須在思想上和道德上採取中立態度,讓思想和道德在自由的多元化格局中,通過自發的競爭進行交流、對話、包容、滲透、融合,才會使一個社會具有健全的道德秩序和不斷的思想創新,才會使人類在優勝劣汰的公平自由競爭中保持生生不息的創造活力。

這一切,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已經成爲起碼的政治常識。只有少數頑固堅持專制統治的獨裁者及特權集團,才會自以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才會相信自己的絕對正確,狂妄到爲社會爲民衆欽定思想權威和道德標準的矇昧程度。

■ 《實施綱要》把百姓當小孩

中國的統治者最愛說:「此爲禮也,用以教民」。他們甚至狂妄到可笑而弱智的程度,比如由朱元璋創建的貫穿整個明朝的一項制度,居然是每個月月初都要發佈指導百姓怎樣生活的聖諭,由順天府的頭兒帶領宛平縣和大興縣的縣令入宮領旨,然後在金水橋南頭交給十位有頭有臉的鄉紳耆老。由於月月都要宣旨,聖諭的內容便高度重覆,久而久之,聆聽聖諭的耆老們就不耐煩了,索性花錢,一邊賄賂宣旨的官員,一邊僱傭了一些街頭痞子,給他們制一套體面的行頭,讓他們代爲聽旨。宣讀聖旨的官員收了好處,自然心知肚明,默認了此種欺君大罪。如此,耆老們避免了浪費時間的麻煩,官員和痞子得到了銀子,三者共同在光天化日之下上演著欺君之秀,嚴肅地假裝宣旨,恭敬地假裝聆聽,只有皇帝一人變成了白癡,被他的臣子和臣民玩弄於股掌之間。

不幸的是,大陸人仍然在這樣的狂妄而弱智的統治之下,思想和道德皆以統治者或統治者欽定的「聖人」爲權威標準。這種「年年講月月講」的傳統非但沒有絕跡,反而被中共政權創造性地發展,變成了「天天講時時講」。毛澤東的最高指示、鄧小平的「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在各自執政的時代皆是百姓每天必須聆聽聖諭。三天一個「綱要」,五天一個「決議」,居高臨下地頻頻教導老百姓如何遵守道德常識。中宣部頒佈的《實施綱要》,居然把百姓當作幼兒園的孩子,要求百姓「尊老愛幼、男女平等、鄰里團結、勤儉持家、助人爲樂、遵紀守法、誠實守信……」等等。我想,那些被中宣部頻頻找來開會的官員們和每天被要求學習江學說的百姓們,其心情與明代的宮廷太監、大戶鄉紳、街頭痞子完全一樣,共同上演一出統治者裝模作樣地發號施令,被統治者裝模作樣地洗耳恭聽的作秀肥皂劇。

■ 全社會道德荒漠化的原因

當今的中國大陸,執政集團既是權威的佈道者,又是最大的道德腐敗者和僞善者。政治腐敗所導致的全社會的缺德現狀,絕非統治者依靠最不道德的絕對權力發佈什麼「愛國主義實施綱要」或「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所能改變的。非但不能改變,反而只能加速全社會的道德荒漠化。

資料來源《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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