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着西風東移，這種聖誕彩燈的需求量更呈快速增長。然而，又有誰知道，在璀璨迷人的聖誕燈背後，卻有着鮮爲人知的斑斑血淚。
在中共的所謂「改革開放」政策下，爲了減輕國家負擔，原本穩吃皇糧的「無產階級專政工具」——公安、勞改、勞教部門等——皆如猛虎下山、自行覓食，用無奇不有的種種手段，挖空心思找財源以充當警察和獄卒們的「獎金」。於是便鬧出了警察指使妓女放倒鉤，抓到嫖客警、妓分贓；或是警察抓到小偷時，如收穫頗豐，警察便把贓款抄光，然後喝令小偷在外等候，自己悠悠然去上公廁大號，明着讓小偷逃跑。但若小偷「不識大體」企圖一走了之，或者尚未得手妙手空空，那就慘了，警察會飽以老拳，或拘他個10天、8天——誰叫你斷了老子的財路！
至於獄卒，他們當然沒有警察大爺那麼神氣。他們的財路只能從被關押的「死老虎」身上找。從前只是小打、小鬧，譬如強令「兩勞人員」高價購買僞劣商品——假煙臭魚無所不有——，誰買得最多，「改造表現」最好。但「改革開放」之後，這些「兩勞人員」便成了創造奴工產品的無償勞動力。他們的血汗通過超時、超強的「勞動改造」，源源不斷地流入「政府隊長」的荷包，成了「創收」和「搞活」的血腥源泉。
筆者在3年勞改的最後1年，即1995年被押送到遠離上海的江蘇大豐勞改所2中隊去「嚴加監管」。該勞改所所集中收押的，均是在上海犯案的一些所謂「外地勞教」。他們的處境當然比「上海勞教」更低劣。我所在的二中隊，生產的即是各種手電筒所用的小燈泡。其中也包括大量的聖誕彩燈。這些小燈泡的製作十分不易，大部份依賴手工；溶化玻璃的爐溫極高，釋放出的氣體有毒，且操作時十分危險。這些「外地勞教」的工作時間，往往長達12小時；週日和節、假日加班，更是常事。有時看管我的勞教身邊無人時會忍不住偷偷地告訴我，他們如何在苦役中遭「隊長」辱罵、毒打；因年紀大一些，手腳慢一些而完不成指標的，更會受到各種各樣莫名其妙的懲罰：例如，在鹽礆地上頂着烈日或冒着寒風跑步，跑到虛脫倒地；用自己的牙刷，刷乾淨廁所的每一寸地磚，以及用手拔光大操場中的亂草等等。有些勞教撩起衣袖給我看看那被燒沸的玻璃液體燙得傷痕斑駁的手臂；有的勞教在工作中致傷、致殘也無法獲釋，照樣要「改造」到最後一天、最後一刻。在種種非人的折磨下，有的勞教好容易熬到回家，進門後喊的第一句話竟是：「報告隊長！」……
勞動教養美其名爲「人民內部矛盾」，但實質上勞教人員的處境甚至不如犯人。因此，在兩勞人員中早就流傳着「小官司比大官司難吃」的九字真言。而這種不須經過司法審判的「小官司」，已演變爲懸在異議人士和法輪功成員頭上的一把鋒利無比的達摩克利斯劍！
兩勞奴工產品出口被爆光，是在1991年。那一年的歲末，我去座落在高安路上的王若望寓所拜訪。王老十分興奮地告訴我：吳宏達帶了一個美國記者到勞改隊去簽訂商業合同，並拿到了中共出口勞改奴工產品的相關樣品和資料，證據確鑿。中共將犯人無償勞動的奴工產品大量出口牟取暴利的罪惡手段，首次赤裸裸地被披露在衆目睽睽之下，受到世人的譴責。「Laogai」（勞改）這一新名詞，也藉此正式進入了英文辭典。
中共在受到這一當頭棒喝後，立即表示今後將不再出口兩勞產品。但在一個沒有新聞自由和人權監督的專制獨裁的國家，兩勞產品出口的事實真相，很快地便被掩蓋和封殺起來。3年後，當我被千里迢迢押送到大豐勞教農場時，那裏的聖誕燈泡等照樣還在加班、加點地製造，並源源不斷地銷往歐美各地。不過，出口單位的名稱已從「新生燈泡廠」之類變爲「ＸＸ外貿公司」罷了。
至於國際社會的監督和輿論的壓力對於一個極權政府見效甚微的原因，一則是：長期關注和譴責其它國家的人權狀況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對許多一出孃胎便生活在自由、民主社會中的人們來講，他們根本不知道專制、暴政爲何物，不知道勞改、勞教爲何事。更何況一個遙遠的東方古國的掙扎與苦難干卿底事？二則是：商人爲利益所驅，往往會捨棄道義和責任心。既然聖誕燈需求量這麼大，進口這種商品能輕而易舉地賺大錢，那又何必管他是不是兩勞產品，樂得睜一眼、閉一眼罷了。三則是：專制集權國家的箝制力量十分可怕。它強大到可以上下統一口徑，虛報一切數據。象吳宏達這種管窺之術，很快就會被中共動員一切力量封殺、堵死。下一次你可別再指望見到什麼「一斑」了。因此，該問題的最終解決，只有依靠本國人民的覺醒與鬥爭。
聖誕節是一個救贖世人苦難的、充滿了理想色彩的宗教節日。但設若聖誕老人知道自己所送出去的、充滿愛心的禮物竟沾滿了中國兩勞人員的斑斑血淚史，他老人家還會露出如此明朗的笑容嗎？
──轉自《民主論壇》(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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