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三女子中学位于北京西城区，在“白塔寺”附近。白塔寺有一巨大的白色圆形佛塔，很远就可看到。这个学校在文革中改名为北京１５９中学。

有人说，在北京所有被打死的中学老师和学校负责人中，沙坪可能是被打得最惨的。她在厕所里被打死。她被打死的时候，头发都被薅了下来，嘴里塞满了污秽物。后来她的尸体被放在一间小破屋里，红卫兵强迫其他在该校“劳改队”中的老师轮流进屋去“摸死人”。当时该校红卫兵以轻蔑和嘲笑的口气告诉外校的人说， 有一个老师“吓得浑身哆嗦硬不敢进去。”

其实，别的学校被打死的老师，也是一样悲惨的。只是死者再也无法陈述事实，打手拒绝说出经过，以致人们很难知道其中的细节。发生在各校的红卫兵杀戮可能情节不同，但是那些殴打和折磨的共同结果，都是永远不能挽回的死亡。

１９６６年８月，女三中的“文革委员会”建立了校园“劳改队”，一共有十个教职工和４个学校负责人在“劳改队”中。除了１４个在“劳改队”中的人之外 ，教职工被抄家、被毒打、被禁闭、被围攻的还有三、四十人。这种校园“劳改队 ”，或者又被称作“牛鬼蛇神队”，是在１９６６年７月底最先在北京大学校园中建立起来的，后来，在全国各地的每一个学校都建立了。和所谓“牛棚”一样，校园“劳改队”是最普遍最邪恶的文革风景线之一。

在女三中，“劳改队”中的人被拘留在学校，每天早上六点钟就开始“劳改”，走路不许抬头，搬重东西必须跑步。体罚九十度大弯腰站立，可以长达六七个小时。有人跌倒了，就用铜头皮带抽。罚跪，还要把头低得接近地面，又不许头顶着 地，有时还在大腿小腿之间压上大砖。有时让人跪着把木牌子衔在嘴里，有时要人跪在洗衣服用的有槽子的搓板上，跪得膝盖红肿出血。谁要是打盹，不是冷水浇头就是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猛打。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数十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第二天，也就是８月１９日，傍晚，在女 三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室”（当时该校一共有三个这样的刑讯室。这是第一室）里 ，红卫兵审问“劳改队”里的人：

“你恨不恨毛主席？”

“我不恨毛主席。”

“你????是黑帮，你还能不恨毛主席？你不老实，非打死你不可。”

在这种审问中，被审问者回答“不恨毛主席”，被作为“不老实”而挨毒打， 但如果回答“恨毛主席”，一定当时就被打死。红卫兵先用窄皮带抽人，又换成铜 头宽皮带打。然后，又罚女“牛鬼蛇神”在院子里“跳台阶”。然后，又命令他们 互相打，谁要是不肯打，就要被他们用铜头皮带加倍抽。他们用一只塑料鞋底，专 门用来打脸，把人打得满脸青肿，口鼻流血，五官变形。抽打声，吼叫声，透过窗 户传到外边的大街上，窗下停下了不少行人。

这样打到凌晨三点，他们又强迫“牛鬼蛇神”们跪在地上写“揭发材料”，谁 要是不写，谁要是写不出，谁要是写得慢了一点，就拳打脚踢，或者用皮带抽打。

早晨五点，这些“牛鬼蛇神”们又被押去作繁重的劳动。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上午，红卫兵在学校大礼堂前面召开全校“斗争大会” 。“牛鬼蛇神”们已经被折磨了一夜，并且从前一天晚上起就没有吃饭。这时，他 们被用绳子捆着，用嘴叼着“黑帮头子”“黑帮份子”“大右派份子”被赶赴“斗 争大会”会场。还有一些“陪斗”者，被迫分别列队在会场两旁弯腰到地。在“斗 争大会”主席台上，殴打了被斗者。被斗者自始至终被强迫取“喷气式飞机”姿势 ，低头弯腰，胳膊往后抬起，如果放下一点，就遭到木枪猛戳。

当两个“牛鬼蛇神”被打倒在地站不起来时，大会主持人大喊“不许他们捣乱 会场，拉下去打。”于是几个打手把他们拉出会场，在他们的第二刑讯室里，用木 枪、皮带猛抽猛打，然后又把他们拖进会场，跪在石子上，继续“斗争”。

“斗争大会”后，一些红卫兵又大声吼叫着，一路毒打，驱赶“牛鬼蛇神”在 院子里爬行。然后，“牛鬼蛇神”们又被赶进“无产阶级专政室”，跪满了一地。 红卫兵强迫他们头顶着地，用脚踏在他们背上，踩在他们头上。另外，又强迫他们 一遍又一遍地唱“牛鬼蛇神嚎歌”。“歌”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 ，我有罪，我有罪，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低头认罪，只许老老实实 ，不许乱说乱动，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把我砸烂砸碎。”然后，又赶着他们爬出去，爬过校园，到学校西北角厕所里禁闭。

８月２０日下午，又是几个小时的“斗争”和“劳改”。

晚上，“牛鬼蛇神”们被关在第三刑讯室里。他们被罚跪。监督“劳改队”的 大队长叫他们跪着，两手扶地，两眼望天花板，不许合眼。谁要瞌睡，就用皮带套 住脖子，用冷水浇或者用皮带打。

女三中只有女学生，有附近学校的男学生被叫来帮助打“牛鬼蛇神”。

沙坪是学校的最高负责人，被打得最重。经过三天三夜的殴打和折磨之后，１ ９６６年８月２２日，沙坪被打死了。

同一时期，这个学校的数学老师张岩梅被抄家和殴打后，上吊自杀了。

在女三中校园里，红卫兵还抓来校外一个司机的妻子，七个孩子的母亲，说她 是“女流氓”。红卫兵把她打死以后，还强迫“劳改队”里的人轮流打尸体的脸。 然后，又把“劳改队”中的人也拖上运尸体去火葬场的卡车。卡车开到“西四”（ 北京的闹市之一）时，命令他们下车，用木枪押着他们在那里“游街”。

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打人的高峰时期，在北京的中学里流行着一句话：“打死 个人，不就是２８块钱的事儿吗。”这句话最早就是从女三中流传出来的。这句话 包含着杀人者的轻狂自大和对被害者生命的极度轻蔑。２８块是当时火葬一具尸体的价钱。那些被打死的人的火葬费用要由他们的家属支付，但是不准保留骨灰。

沙坪所遭受的，在北京的其他学校同样发生。一批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被打死，或者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后自杀。笔者已知的有：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

８月１７日，北京１０１中学美术教师陈葆昆被打死。

８月１９日，北京外国语学校的语文老师张辅仁和总务处职员张福臻被打死。

８月１９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毒打二十多名教育工作者，血流遍地。

８月２２日，在沙坪被打死的同一天，北京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也被殴打折磨 而死。

８月２５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靳正宇、姜培良老师被打死。

８月２６日，清华大学附中２６岁的物理老师刘树华在红卫兵召开的“斗争会 ”上被毒打后跳烟囱自杀；北京第二十六中学校长高万春被五花大绑押到“斗争会 ”上遭到毒打后自杀。

８月２７日，在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被打死。

９月６日，北京第５２中学语文老师郑兆南被关押殴打折磨数十天后于死亡， 时年３６岁。在此之前，副校长易光轸被毒打后自杀。

９月８日，北京第２５中学的语文老师陈沅芷被打死。

１０月１日，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邵庆玉被打死。

１０月３日，北京第六中学的退休老校工徐霈田在校中被打死。

笔者已知的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打死的北京的教育工作者还有：北京师范学院 附属中学生物老师喻瑞芬，景山学校校工李锦坡，北京第２５中学的一位校工，北 京第１３８中学姓张的负责人，北京女四中的一位教语文的女老师，都在这一时期被打死。他们的确切死日和全名，还有待继续调查。

笔者已知的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在北京被殴打和侮辱后自杀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 还有：北京第二女子中学的体育教员曹天翔和语文教员董尧成，跳楼自杀。北京第 四中学的地理教师汪含英，被剃了“阴阳头”和抄家后，和她的丈夫苏庭伍，北京 第一女子中学的数学教师，一起在北京郊区香山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北京第 一女子中学的校工马铁山上吊自杀，英语老师投水自杀未死。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 教师石之宗投湖自杀。李培英，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被打得浑身血肉模糊，在 关押她的房间的暖气管子上吊死。彭鸿宣，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被关押， 自杀。萧静，北京月坛中学校长，跳烟囱自杀。北京第６５中学的化学教员靳桓自 杀。北京第四十七中学美术老师白京武自杀。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一位生物老师 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赵谦光，北京中古友谊小学的教导主任，在被侮辱 殴打后从烟囱上跳下自杀身亡。赵香蘅，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跳楼自杀。他们的确切死日尚有待于继续调查。

沙坪的好友沙立，是第５１中学的负责人，虽然未被打死，也被严重打伤。

早在８月５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就被该校红卫兵打死。 卞仲耘是北京在文革中被打死的第一个教育工作者。从卞仲耘的死到沙坪的死，已 经有１７天。卞仲耘被打死的消息在８月５日立刻被直接报告到权力高层。但是没有人来制止天天发生的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相反，文革当局绝对控制的报纸 和广播每一天热情报道和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文革的“首长”们在各种集 会上对红卫兵高度赞扬。８月１８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之后，暴力行为进一步大规模升级。沙坪就被杀害于这一暴力迫害和杀戮的高峰期间。在沙坪被打死之前和之后，大规模进行的对教育工作者的残酷殴打和杀戮，在北京持续了整整两个月。

事实上，不但在中小学，大学的教育工作者们也受到暴力攻击。另外，不仅在北京，而且在全国各地，教育工作者都受到了类似北京的迫害。

沙坪死后，“劳改队”中的其他老师仍然被关被打被侮辱被折磨。沙坪是第三女子中学的第一负责人。这个学校有一位副校长董光苔。她在５月间刚生了孩子， 还没有满月就被拉到学校“搞运动”，然后又在“劳改队”中受到残酷的暴力虐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