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爲當年學生在與政府對峙中，始終不肯讓步，才導致矛盾激化。而政府一再讓步，最後是被迫無奈，才下令清場的。《天安門文件》中的記錄恰恰相反，證明了中共當局從事件一開始就決定不讓步。在1989年5月13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總書記趙紫陽曾提出重新修改"四二六"社論。這是絕食學生的兩條抗爭訴求之一，可以想象，如果當局真的改變"四二六"社論對學生運動的錯誤定性，雙方的妥協就有了基本條件。但在那次會上，李鵬堅決反對修改"四二六"社論，並擡出鄧小平爲護身符，表示因爲"四二六"社論是鄧小平的意思，所以是"不能改變的"。5月17日鄧小平在家中召集政治局常委開會時明白表示，"現在讓步是向他們的價值投降，不讓步就得堅持四二六社論。"在整個八九年天安門運動中，"四二六"社論是一個焦點，正是因爲中共在學生運動剛一開始就將其定性爲動亂，才激化了矛盾，使抗議的聲浪擴大，並從悼念胡耀邦轉向了要求公正評價此次學運。在"四二六"社論的出籠過程中，以李鵬、陳希同爲首的黨內保守派做了很多手腳，先是陳希同、李錫銘以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名義在向鄧小平作彙報時，刻意誇大事態，歪曲事實，渲染學生的請願行動爲"衝擊"新華門；然後是李鵬趁趙紫陽出訪北韓的機會，推動鄧小平爲學生運動定性，並以此爲藍本推出"四二六"社論。李鵬這種做法有他的政治動機，即借學生運動打擊趙紫陽爲首的改革派。由此就不難理解，爲什麼他始終堅持不肯在修改"四二六"社論問題上有一點退讓。

天安門文件還僅僅是會議記錄，當時在幕後進行的種種交易還無法爲外界所知。但我相信事實的真相會隨着越來越多的當事人站出來揭露而最終大白於天下。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員王丹作的評論。)
轉自 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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