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当年学生在与政府对峙中，始终不肯让步，才导致矛盾激化。而政府一再让步，最后是被迫无奈，才下令清场的。《天安门文件》中的记录恰恰相反，证明了中共当局从事件一开始就决定不让步。在1989年5月13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总书记赵紫阳曾提出重新修改"四二六"社论。这是绝食学生的两条抗争诉求之一，可以想象，如果当局真的改变"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运动的错误定性，双方的妥协就有了基本条件。但在那次会上，李鹏坚决反对修改"四二六"社论，并抬出邓小平为护身符，表示因为"四二六"社论是邓小平的意思，所以是"不能改变的"。5月17日邓小平在家中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时明白表示，"现在让步是向他们的价值投降，不让步就得坚持四二六社论。"在整个八九年天安门运动中，"四二六"社论是一个焦点，正是因为中共在学生运动刚一开始就将其定性为动乱，才激化了矛盾，使抗议的声浪扩大，并从悼念胡耀邦转向了要求公正评价此次学运。在"四二六"社论的出笼过程中，以李鹏、陈希同为首的党内保守派做了很多手脚，先是陈希同、李锡铭以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名义在向邓小平作汇报时，刻意夸大事态，歪曲事实，渲染学生的请愿行动为"冲击"新华门；然后是李鹏趁赵紫阳出访北韩的机会，推动邓小平为学生运动定性，并以此为蓝本推出"四二六"社论。李鹏这种做法有他的政治动机，即借学生运动打击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始终坚持不肯在修改"四二六"社论问题上有一点退让。

天安门文件还仅仅是会议记录，当时在幕后进行的种种交易还无法为外界所知。但我相信事实的真相会随着越来越多的当事人站出来揭露而最终大白于天下。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作的评论。)
转自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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