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读了之后，发现上述口号并不贴切准确，要说《媒体中国》的真正特色，其实是一篇嘻笑怒骂皆成哀悼的悼词──沉痛悼念中国已死或将死的改革媒体。如果要更准确一点说，该书主要是在悼念岭南“改革媒体烈士”：全书虽然号称《媒体中国》，虽然也说到了北京、武汉、成都的一些媒体内幕，但真正的主体，还是在岭南，也就是广东的媒体。这既因为作者刘勇近十年来始终是广州的报人（先在《粤港信息日报》，后为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更由于近十年来，广东始终是中国新闻改革的前沿阵地和先锋前驱，已经牺牲或将牺牲的知名改革媒体，大都在岭南一带。让我们看看《媒体中国》披露的近十年来死去的“改革媒体烈士”名单──
深圳《深圳青年报》──生于1985年，殁于1988年夏，共青团深圳市委主办。死因是发表了《我赞成邓小平退休》等“出格”文章。
深圳《蛇口通讯报》──生于1985年1月，殁于1989年夏，蛇口招商局主办，总编辑韩耀根；蛇口工业区主办，曾以大胆批评蛇口“一把手”袁庚而著名，死因是“春夏之交”风波带来的“整顿”。
广州《现代人报》──生于1986年，殁于1994年，广东省图书进出口公司主办，总编辑易征；曾和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北京的《新观察》一起号称“中国民间的两报一刊”。死因是《现代人报》“违反新闻纪律”，竟然与境外媒体合资办报──与香港《明报》合资办报。
深圳《深星时报》──生于1994年，殁于1998年，《深圳特区报》与香港《星岛日报》合办，是大陆唯一一家获得官方日报认可的中外合资传媒。死因为发行量太小，经营不善。
深圳《投资导报》“财源周刊”，生于1996年，殁于1999年，《深圳特区报》主办。“财源”以提出中国民间办报的大彩印、大特块、大专题、大头像、大照片之大气派，称为中国新型报刊。死因是擅自与外资合作办报（瑞士荣格集团合资合办）。
惠州《现代生活报》，生于1993年，殁于1995年。该报曾以《观察中南海》专栏震动中国传媒界。死因与此有关。
深圳《街道》杂志，生于1993年8月，殁于1998年7月14日，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办事处主办，主编许浩。死因是该刊1998年第7期的封底上了一个“半裸屁股的西方女郎”，深圳市委宣传部立即下令停刊整顿。后欲与《羊城晚报》合作未成而驾鹤西游。
深圳《开放日报》，生于1993年，殁于1995年，深圳南山区委与国务院特区办合办，死因为上面禁止地方与中央合作办报。
广州《中国金报》，生于1988年，殁于1999年。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死于行政干预经营不善。
广州《粤港信息日报》，生于1986年，“僵化”于1988年。广东省经委等八家单位主办；以号称“想总理之所想”，“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思想要解放一点”成为报界新税。因其副刊“粤港周末”频频发表出格言论，1998年被通报整顿，大批精英外逃，现进入“植物人”维持阶段。
广州《岭南文化时报》（周报），生于1994年，殁于1998年，曾以放论国是而震动高层，死因与此有关。
深圳《焦点》杂志（月刊），生于1994年，主编李梅，广东白马广告公司与深圳文联合办，休克于1997年，“植物人”至今，为《深圳商报》接办。
深圳《深圳画报》（月刊），生于1992年，“休克”于1998年底。体克原因是在改革20年纪念刊中转载了某出版社一书上一帧“六四风波”照片。2000年由《深圳商报》接办维持。现呈现出“植物人”状态。
除了这些死亡、僵化与休克的消息，书中还透露了另一种“变性”之死──1999年11月，新闻出版署出台了调整报刊机构，一部份报刊“向党报划转”的通知，于是《南方日报》“划转”了《广东价格报》和《现代体育报》；《羊城晚报》“划转”了《广东工商报》、《广东建设报》；《广州日报》则是早在这种正式并转通知下达之前，已把《南风窗》划到了手中。目前尚有《信息时报》与《粤港信息日报》仍在等待划转。
由于种种原因，书中对影响极大的《南方周末》反而进行了低调介绍，除了泛泛简介《南方周末》在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影响，对该报近几年所遭遇的多次通报、多次检讨、多次“强台风”一字不提。同样，对于《羊城晚报》虽然在发行量广告额有所增长的介绍中，也没有提到该报“花地”副刊已名存实亡──改革初期吴有恒复刊《羊城晚报》时，“花地”那种启蒙思想的辛辣风格早已荡然无存，从这一个角度上说，《羊城晚报》的灵魂已是“七魂出窍”，虽生犹死。至于《深圳商报》在1989年停刊整顿后，弃商从政，被改造成一个只知唱赞歌的“市政府机关报”的内幕也都无力细说。
然而，尽管有这样多的疏漏，该书还是让人深深怀念邓小平！是邓小平，在改革之初放开传媒，让人们大胆地去干！即便出了“春夏之交”风波，1992年也又掀起传媒大发展新浪潮，依然鼓励人们“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使中国传媒从“政治家办报”改革为“文化人办报”，“商人办报”，从“与假大空保持高度一致”变为了“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与希望”。试看上述“壮志未酬身先去”的改革媒体，不是在大胆探索民主监督、思想启蒙，就是在进行引进外资办报的现代经营尝试，那真是一个思想解放心潮澎湃的改革新时代。把这些历史细细回顾，人们突然明白一个道理，新世纪并非等于新时代，今日判断当代是否在改革，是否进入了新时代，有一个关键：就是看其时的传媒是否兴旺自由，是否宽松个性，凡改革之年，必然是传媒百花齐放千姿百态之年，凡专制之时，必然是传媒千篇一律，唯唯诺诺只诵“最高指示”的时候。“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当此神州大地重新提倡“政治家办报”之时，中国传媒一百八十度向后转，回到改革之前的老路上，《传媒中国》雪夜忆春晖，说一段改革传媒曾经风光的历史，无异于在念一篇中国“改革传媒烈士“的悼词，唱一曲“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挽歌。这是一个虽然没有追悼会，却有长篇悼词的年代。与历史上那既无追悼会，也无悼词的年月相比，可见一种国民性的进步。-原载新世纪(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