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鏗: 高行健得諾貝爾獎是件大事
 
陸鏗
 
2000-12-27
 
【人民報訊】高行健在二○○○年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對中國人來說是件大事。

  中國人常常不自覺地陶醉於五千年歷史的文化古國。現代中文文學如從一九一九年「五·四」算起,也是超過了八十年。八十年的努力,難道一文無成?(不是一事無成)。

  雖然,有人批評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是歐洲中心主義,但不能否認,諾貝爾文學獎本身已被全世界公認為文學的最高榮譽。就以東方國家來說,印度人以泰戈爾得獎、日本人以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得獎為榮。中國作家這麼多,難道一個都不成?

蕭乾曾表示不必太重視

  我曾以中國作家為什麼得不到諾貝爾文學獎請教老友蕭乾。我知道他曾訪挪威,並獲挪威國王授勛。

  他說:「對諾貝爾文學獎,不必太重視,人家有人家的標準。」

  我再問:「會不會是翻譯的問題?因為中國人的思想、感情、風俗、習慣,以及行文的意境,要讓外國人準確領會,恐怕很難。」

  他說:「也可能是個問題。」

  後來,我從文化界的友人處得知,一九八八年沈從文先生如果不是五月十日逝世,而遲幾個月,那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可能他是得主。

  終於在本世紀末傳來了高行健得獎的消息,作為一個關注中華民族榮譽的記者,我不能不感到興奮。

劉再復的跋肯定高行健

  抱歉的是,我這個人從來不看現代小說,所以沒有欣賞過《靈山》的靈氣。至於《一個人的聖經》,我雖是基督徒,但因是一個不好的基督徒,連耶穌基督的聖經都沒有讀完,遑論其他?

  感謝被高行健稱為「摯友」、「知音」的劉再復教授助我脫困,我和再復一九八五年在北京認識,就感到他是一位在文學方面識見過人的才子,及至在《明報月刊》讀到他和他的愛女劉刻梅教授的「父女兩地書」,探討問題之廣,智慧交融之深,真正做到了「共悟人間」,使我讀來不僅深深受益,而且過癮之極,我本來要打電話給潘耀明兄,希望「明月」繼續轉載下去,想不到已經成了天地圖書。

  從《一個人的聖經》的跋中,可以發現最早肯定高行健作品不凡的是劉再復。明確指出:高行健是一個渾身顫動著自由脈搏、堅定地發著個人聲音的作家,是一個完全走出各種陰影,尤其是各種意識形態陰影(主義陰影)的大自由人,是一個把個人精神價值創造置於生命塔頂的文學藝術全才。

  以上評價是在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前作出的。因此,劉再復可以說是高行健的伯樂。

拜訪劉再復 專談高行健

  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和文灼非先結伴到城市大學教授宿舍拜訪劉再復教授,承他和夫人熱情接待,後來他弟弟也共進午餐,談話的主題自然是高行健。

  我指出,再復是高行健的伯樂,再復則說伯樂應該是馬悅然教授。馬氏甚至說:《靈山》是「廿世紀最偉大的小說之一」。審美判斷,斬釘截鐵。

  事實上,馬悅然將中國現代文學推向國際確有大功。他是國際間首先注意到七十年代末中國出現了如北島、顧城、舒婷、楊煉、芒克、多多等一群天賦甚高的年輕詩人;八、九十年代出現了如莫言、李銳、蘇童、韓少功、賈平凹、王安憶、史鐵生、徐小等年輕作家的人。他用了很大的精力,翻譯了中國新一代作家、詩人的著作。難能可貴的是,馬悅然更願意使用中文文學而不是中國文學這個提法,自然地涵蓋了兩岸三地。

  劉再復指出:高行健的得獎是漢語寫作的勝利。瑞典文學院這個獎雖是授予高行健,實際上是發給漢語,這是我們母親語言的勝利。反映漢語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種語言寫作媲美,具有普世價值。

  作為高行健的知音,怎麼看高的特點?

  再復指出,高是最具文學狀態的人,所謂「文學狀態」即非「政治工具狀態」非「集團戰車狀態」,非「市場商品狀態」,超越各種利害關係的狀態,把自己從各種利害關係的網絡中抽離出來,使自己處於真正的文學狀態中。

劉賓雁截然不同的觀點

  我的另外一位好友,在中國大陸名重一時的劉賓雁,對高行健和劉再復的主張則持不同的觀點。

  由於瑞典文學院在授獎公報中,特別表彰了《一個人的聖經》,指出:「作者以毫不留情的真誠筆觸,詳細介紹了自己在文革中先後作為造反派、受迫害者和旁觀者的經驗。他的敘述本來可能成為異議人士的道德代表,但他拒絕這個腳色,無意當一個救世主。」

  賓雁針對高行健不諱言一直致力於遺忘,提出問他「又為什麼要寫文革?至少可以證明他並無『清算』文革的意願,這不能算是他的過錯,只能說是瑞典文學院可能錯了。」

  賓雁還指出,高行健的同代人、作家鄭義寫的短篇小說《楓》;戴厚英寫的長篇小說《詩人之死》和《人啊,人!》;古華寫的改編成電影的《芙蓉鎮》;在揭示文革的深度和廣度上超過了《一個人的聖經》。

  高行健強調了自由的可貴。劉賓雁則提出「問題就在於他用這個自由去做什麼?」高「再三聲明他沒有主義,選擇逃避,提倡遺忘,把生命與自由的意義界定為享受,難道不是好幾個地地道道的主義嗎?」

中共當局為什麼這麼蠢?

  在我向再復請教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小小的差異,即關於世紀的計算法不同,我是把二○○○年十二月卅一日以前,都算作廿世紀;要到二○○一年元旦開始才算進入廿一世紀。而再復是將二○○○年元旦開始就算為進入新世紀。他是歐洲的算法,我是美國的算法。問題不大。

  比較大的問題是中共對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反應,實在蠢得可以。我認為以江澤民對文學的愛好,對高行健的得獎,完全可以文學歸文學,不必提高到政治原則對待,只當作漢語的成就,就能皆大歡喜。

  如果不是北京把這件事無限上綱,我相信瑞典文學院授獎公報和高行健受獎講話,都不會是現在這種情況。可以說是北京宣傳當局激化了矛盾,自討沒趣。

  毛澤東生前最喜歡強調人的因素第一。從人的因素看,不能不提到在北京掌握宣傳大權的丁關根。

  此人原為中國國民黨附屬的三青團骨幹,本來是極右分子,後來投機參加了共產黨,由於打得一手好橋牌,因緣際會,成為鄧小平的橋牌搭子,從而一飛沖天。

  在中國大陸,不少人為了掩蓋極右的出身,表現得極左,丁關根就是一個典型。因而,在對待高行健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問題上弄得非常被動,使中共處於挨打的地位,並非偶然。

  劉再復認為對於高行健得文學獎,無需用高深的意識形態去判斷。他舉出一九九八年,葡萄牙左翼作家、共產主義者薩拉馬戈獲得諾貝爾獎,葡萄牙政府立即聲明放下分歧,共同慶祝「葡萄牙語的勝利」!而我們中國同胞連這種喜悅都沒有。除了感慨,還能說什麼?!
轉自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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