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軍領導當時也整頓過軍紀，時常可以看到在瀋陽的大街上，蘇軍衛戍司令部用卡車巡查，將這些醉漢和違紀者成車拉回去關禁閉。可是在蘇軍進入東北頭一兩個月內軍紀仍難以維持，特別是在東北各大城市，一到夜晚就有一些零散的蘇軍士兵攔路搶劫行人和追逐婦女，有時還持槍闖入民宅。結果使中國女人晚間不敢上街，男人上街則不敢戴手表、穿皮大衣。許多喝得醉醺醺的蘇軍官兵又到處倒臥路旁，令人觀之側目。

　　對於蘇軍軍紀敗壞的報告，最早見之於八路軍進入東北第一批部隊給中共中央拍發的電報。一九四五年九月初第一批出關的八路軍冀東部隊進入瀋陽，就遇到了蘇軍搶劫的事件，而且有不少中國老百姓前來訴苦。八路軍駐瀋部隊一面致電中央報告蘇軍「衣衫襤褸，紀律甚壞」，一面向當地蘇軍政冶部提出交涉，要他們嚴肅紀律。蘇軍政治部的答覆是，他們巳經採取了許多措施，對違紀者一天最多槍斃達二十多人。同時他們又解釋說，士兵們對法西斯極爲讎恨，到德國時就是這樣乾的。

　　蘇軍政治部門的答覆當然使八路軍很不滿意，但在當時也沒有更多的辦法。蘇軍說自己隊伍中有許多壞分子，特別是因衛國戰爭激烈殘酷，兵源不足，戰爭後期把許多刑事犯也拉來當兵，所以無法很好管束，只有靠槍斃一些壞分子才能維持紀律。這種解釋固然是事實，但是蘇軍領導對軍中的惡劣分子不認真管束而放縱，其責任也是不可推卸的。

　　至於以對法西斯的讎恨來解釋士兵的放縱，並把中國比作德國，這更引起八路軍指戰員的氣憤。其實，作爲講階級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戰畋國的無辜人民也不能採取狹隘的民族報復，讓軍人到異國以「叄天無紀律」式的放縱來刺激鬥志，更是一種政治原則上的墮落。蘇軍的這種解釋，反映的是一種俄羅斯大國沙文主義的態度。其實，這種作爲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斯大林本身的「老子黨」意識，當然使他不會很好地教育蘇軍尊重外國人民。蘇軍的一個坦克軍在一九四四年末只通過了南靳拉夫的一角，就發生了一千多起強姦案和搶劫案，引起南斯拉夫人民的強烈反感，成爲後來蘇南破裂的原因之一。蘇軍攻入德國東部後的擄搶和強姦行爲，也嚴重傷害了德國人民的感情，成爲後來親蘇的東德政權基礎不穩的一個原因。蘇軍在東北的作爲，正是這種作爲在東方的重演。

　　客觀地講，當蘇聯出兵東北的二叄個月後，蘇軍轉入營區駐紮（主要利用日軍和日本機關的房屋），開始整頓軍紀並派出糾察隊監督，此後駐東北的蘇軍紀律確實有所改觀。但是在許多地方，夜間零星的蘇軍士兵外出搶劫和強姦事件仍時有發生。這時發生的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軍事將領盧冬生在哈爾濱被蘇軍士兵行搶時打死。

　　盧冬生是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紅軍時代就在紅二軍團任師長。抗日戰爭開始時，他又是着名的八路軍叄五八旅的旅長。不久他又同劉亞樓（新中國成立後長期任空軍司令員）等一起赴蘇聯學習，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只以幾票之差未被選上中央委員。蘇聯出兵東北時，他又作爲蘇軍少校回到了東北。回國後盧冬生很快同出關的八路軍接上聯繫，並被中央委任爲松江軍區副司令員。可是就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夜晚，他因事乘馬車外出，又沒有穿蘇軍軍裝，結果路遇一個蘇軍士兵持槍攔車搶劫。盧冬生立即以熟練的俄語質問這個蘇軍士兵是那個部隊的，蘇聯兵頓時慌了並逃到一邊。可是當盧冬生乘車又上路時，這個壞傢伙怕被告發，在後面開了槍。以後在中國國內出版的紅軍將領傳中，對盧冬生的介紹寫着：「一九四五年九月回國，任松江軍區副司令員。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哈爾濱殉職。」（注：王健英：《紅軍人物誌》第叄二九頁，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博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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