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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訊】 焦國標10月05日在五味齋發表評論：七十年代人一登上文壇，就有一股「我爲峯」的氣勢，呵佛罵祖，犯聖非賢，重評一切，再來排隊。一時間，六十年代人、五十年代人、四十年代人乃至二三十年代人都或深或淺地捲入其中，於是中國文壇這幾年過了一陣春秋戰國的日子。這一陣子春秋戰國與別一陣子的春秋戰國不同，別一陣子的春秋戰國是政治掛帥，那是兩陣對圓的，這一陣子春秋戰國除了關於懺悔的話題(先是扭了浩然，繼而捉得秋雨)比較持久和具有神經質般的原則性以外，其他基本屬於瞎掐性質，猛不防地張三就被李四撕一口，王五就照劉六私處踹一腳，不擇口地咬，不揀地兒地踹。所爭的不是是非，不是對社會的責任感，而是鬥嘴巧，鬥腦袋瓜子靈，鬥腦筋急轉彎兒。此皆末流文人之所爲，純粹的泡沫。孔子說「巧言令色，鮮矣仁」，叫我看，只顧鬥嘴色又不令(美)的人其仁更少。 這種爲長不尊的無行瞎掐，終於惹來八十年代人的不滿。５月某期《中國青年報》有青年學生就發話了：「我們厭倦了這種罵架文章，除了調侃戲謔外無實際意義可言，既不屬思想剖析也不是文化透視，風花雪月無病呻吟、言之無物吵架拌嘴之作充斥了文壇，竟讓我找不清文化的走向了。作爲青年學生，我們看小說讀文章，是爲了形成更好的思維能力，了解人生真相，參與社會生活，堅定價值信念。我們最需要的是有見地、思想深刻入木三分的文藝批判，是能夠引領時代方向的頭腦，而絕不想去看那些筆上生花的吵架文章。那些用文章吵架的文化人該住手了！你們這樣做和街頭潑皮的區別僅在於：一個用筆寫在紙上，一個站在街心破口大罵而已。文化可以醒民興邦，我們需要一些深邃清醒的文章。」 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文人是生產力中最最活躍的因素，我倒是覺得欲使文化起到醒世覺民的作用，還真得乞靈於文人罵架，而且怎麼罵在我看來都不重要，關鍵是罵什麼。近年文人逞才使氣無原則的互罵該休息了，當務之急是豎立新的罵靶，把文人這最最活躍的生產力禍水導向新的罵域。新罵靶是誰？新罵域在哪？想想李敖答案就有了。 您瞧李敖的罵域有多寬，罵靶有多品種繁複。人家以臺灣現行憲法和法律爲武器，將臺灣５００多號各種型號的權威權貴送上法庭，勝訴４００多場。現在這老頭子正忙啥？在忙起訴李登輝叛國罪。 文人除了擴大罵人範圍，還要繼續反省，反省歷史，反省現實。中國文人在歷史上，不是帝王家的，就是自家的，因爲是帝王家的，所以顧不得大衆；因爲是自家的，所以一家衣食無憂便一心吟風月弄花草，仍然顧不得衆生。我國有大量的山水風物遊記文字，寫樹寫魚寫茶寫酒，卻很少寫對苦難的憐憫。在大水大旱人食人慘劇史不絕書的國度裏，飲食文代越發達代表着罪惡越大，性靈小品風物文字越多代表着文化人人性淪喪程度越深。在我看來，在他的詩文集裏不見一絲民衆苦難的影子的文人是最末流的文人，哪怕他是屈原陶淵明。「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這是白居易《觀刈麥》詩的後幾句，白居易這個血統的詩文在歷史上並不多。即便是這樣「但歌生民病」的文人，一副菩薩心腸令人感動，可是大悲無言，將生民病寫成歌以後，心中還剩多少民病？而且民衆的苦難能因此減少嗎？所以，最高境界的文人是掙脫帝王家又超越了自家而且不止於爲民生苦難歌哭的文人。這種文人在中國產生有一百年曆史了，但是至今沒有成氣候，他們把社會文明的目標當成個人的目標，把社會理想當成個人的理想，並動身爲之奮鬥，其鼻祖應該是梁啓超。他的新民學說和爲新民所做的努力，既無帝王家色彩，也不是自己家的色彩，既悲民生之苦，又爲抒解這苦想辦法效死力。梁啓超開啓的這個傳統並沒有形成氣候，沒有形成根基深穩的民間輿論權威，很快中國文人又只能走進學成文武藝、貨於帝王家的一條死路。 其實民間輿論權威是一種豐厚的政治資源，與政府權威有着共同的敵人，就是社會不公正現象。消除社會問題起碼是政府名正言順的正牌職業，這一點上政府與民間輿論權威是同志。所以無論實際中文化人有多少以筆干政的餘地，能幹就應該多幹，不讓幹也要通過我們的筆讓所有人明白一個真理：現代民主社會，政治不是個人私事，也不是誰在政府就是誰的事，而是關乎每個公民，各種職業有着共同的目標，就是讓我們的國家更適合炎黃子孫居住。讓這個星球更適合人類居住，所以我們干政不是太監爭權，不是外戚奪利。 不要一味坐在書齋裏寫美文，要實實在在參與到涉及社會公正的實事當中。政府說一年要爲人民辦幾件實事，言外之意是然後就可以一年到頭踏踏實實心安理得爲人民辦虛事了。那麼文化人呢？虛文要寫，跟過去一樣，可是也要以筆辦實事，爲後生的中國文人開闢新傳統，基於這樣一個理念，我對目前的文人寫、文人看的刊物頗感不滿，比如像《散文》《美文》《詩刊》之類，寫些小感小情，病美人有餘，壯男人不足，自戀有餘，惜人不足。每期我都能收到贈閱的《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志》，是一份北大研究生學術刊物。多期以來，我看那上面的文章裏沒有幾粒中國的塵埃，全是外國的問題、外國的主義。中國的頂尖學生不關注中國的民生問題，豈不太素餐了，主義可以拿來，但是問題必須土產，偷來天火，點亮此岸。 一些大學裏，聲色犬馬之類才子佳人社團多，實幹的眼睛向下繫心民衆憂樂的社團少。一些報紙副刊，國外見聞的文章多，鄉下見聞、民工見聞、下崗見聞的文章無。海外見聞可開國人眼界，就像當年梁啓超的《歐遊心影錄》，意義不可小看，可是大量的此類文章純粹是一種足跡炫耀，與鄉下小夥子在北京紫竹院公園竹子上刻「到此一遊」屬於同一性質的創作，殊不足觀。現在全國各地單位的文人學者作家都爭相到國外一看，我看中國他們最急需的倒是到鄉下一遊，到下崗之家一遊，到上訪羣體中一遊。要成就一箇中國大文人大學者大作家，只有洋氣沒有土氣不但成就不了，更重要的是這本身已經證明你的器質根本不配做大，所以你就做不大。 某先生最近出了一本上下冊的隨筆集，有五六十萬字，皆近２０來年的作品。一家讀書類報紙的編輯要我寫篇像樣的書評，我看了倆禮拜也沒有找到正面感覺，負面感覺倒挺湧動。這五六十萬字的內容，無非到這兒旅遊，到那兒開會，給這人寫序，給那人去信之類，我一看就煩，這是文人的自戀，您的足跡您的信您的交際有那麼重要嗎？既沒多少知識，也沒什麼思想，寫出來純粹浪費紙張，讓人讀純粹謀財害命。他們這一代的文化人，只學會了歷史是人民羣衆創造的所謂歷史唯物主義，歷史上本就很微弱的同情弱者、勞動者的人文傳統與歷史唯物主義發生了置換反應，於是在他們筆下，下層社會的不幸無影無蹤。具體說，過去詩人看見縴夫想到的是他們的不幸，心底升起的是對他們的同情和憐憫，而在歷史唯物主義文人眼裏則是勞動人民真偉大，他們能把擱淺的的船拖走，能在逆流拖船，也正是他們拉動着歷史的大船前進，他們真偉大。所謂歷史是人民羣衆創造的理念，就這樣屏蔽了普通的人情。 當然，這種局面的形成另有具體的原因，梁漱溟爲農民代言，說建國不該這麼犧牲農民，被上面以泰山壓頂之勢搶白道：你同情農民，就把你的工資送給農民好了！這樣一來，好傢伙，誰還敢代這個被剝奪最深最重的最大羣體說話。前年我到福建腹地某縣開會，那是個老蘇區，牆上至今還有瑞金時期的標語。黃昏時分，我到縣城外閒走，見一位六七十歲的老太婆收工回來，她佝僂着瘦小的身子，挑着一對大木桶一小步一小步疲憊地挪行。根據木桶上面的粘着物判斷是大糞桶，桶裏放着七長八短的農具，使得那木桶接近成爲笙的底座，在這個勞動人民創造歷史的紅色核心區域，七八十年之後還生活着這麼一個勞動人民，我不知道我們的秀才文人寫風景遊記時會不會將她寫進去，我們的歷史唯物主義信徒會不會見此又發一頓人民羣衆真的是創造歷史的英雄啊之類的感嘆，她要不挑大糞我們吃什麼呀，勞動人民真偉大。 (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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