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企业为何迫不及待地想要撤出中国？

2023年10月21日发表

【人民报消息】外资正在撤离中国。摩根大通（JP Morgan）上个月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19年以来，2500亿至3000亿美元的外国债券投资中有一半已经撤出，美国在中国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下降了50%以上。中共官方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创下25年新低，降至49亿美元，同比下降87%。彭博新闻社和fDi Markets（一家外国直接投资跟踪数据库）关于新投资项目的数据是衡量外国企业是否仍在中国投资的更有说服力的指标。其数据显示，外国投资从2019年的1200亿美元降至2020年的740亿美元，下降40%，2022年再下降45%，降至410亿美元，达到自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准。虽然金融交易很容易追踪，而且没有太大的滞后性，但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反映出西方企业从中国撤出的多元化趋势。因此，中国政府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有多糟糕，知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机构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一家总部设在纽约的经济咨询公司）的分析师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报告指出，「在中国经济结构性放缓的大背景下，反应迟缓可能导致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进一步损失。」这里隐含的假设是，防止经济损失是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然而，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对此提出了质疑。研究机构「中国褐皮书」（China Beige Book, CBB）的首席经济学家、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的高级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告诉《大纪元时报》，「习近平和中共领导层并不是讨厌经济增长，但这不是他们的优先事项。」他说，「其首要任务是控制社会，包括经济，因此，每当在经济控制和经济增长之间进行权衡时，他们都会选择控制。」「我们会说，『哦，你们要知道，你们本可以发展得更快，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答案显而易见，因为这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史剑道和其他专家告诉《大纪元时报》，整体经济增长并不是中国政权领导人习近平的首要任务。相反，中共正在有意识地转变与全球经济互动的模式，并通过筛选和过滤寻找忠于习近平的外国投资者。他们说，因此，中国的整体政治和商业格局与以往的经验大相迳庭，西方的解读将对中国做出错误的假设，甚至比以前更加错误。 外国直接投资的三个阶段 今年8月，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访问中国时曾警告说，如果突袭美国公司等不可预测的官方行为不停止，中国可能会变得「无法投资」。今年3月，美思明智集团（Mintz Group）北京办事处遭到搜查。4月，贝恩（Bain & Co.）咨询公司上海办事处遭到搜查。5月，凯盛融英（Capvision Partners）在多个城市的办事处遭到搜查。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环境并非总是如此。迈克‧孙（Mike Sun）是一名美国商人，拥有数十年为外国投资者和贸易商在中国开展业务提供建议的经验。他回忆说，第一代美国投资者是带著开拓精神来到中国大陆的。为了保护自己在中国的生意，他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使用了化名。他说，20世纪90年代初，一位犹太裔美国商人对他说，「我想成为美国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马可‧波罗指的是将欧洲人引入中国的意大利探险家。这位商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娶了一位中国妻子。那时的中国充满了机遇。如果说那些年在中国投资感觉像是一种冒险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十年，从2000年到2012年，在中国投资就变得不费吹灰之力了。孙先生回忆说，不在中国投资就太傻了。他说，共产主义政权的最高辉煌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中美篮球比赛中，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和他的家人坐在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旁边，这标志著国际社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份额从2004年的9%上升到2012年的22%和2022年的30%。但是，2013年3月习近平的上台预示著一个不同的十年开始。2015年，这位领导人启动了工业「中国制造2025」计划，旨在在半导体和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领域占据全球主导地位。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共政府鼓励从西方国家大规模窃取技术。在孙先生看来，习近平逆转了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的融合，这一融合趋势曾经持续了二十年。孙先生说：「习近平不希望中国成为第二个俄罗斯。」 2014年至2016年间，由于主要出口产品原油价格暴跌，以及吞并克里米亚导致的国际制裁，俄罗斯遭遇了金融危机。欧洲智库布鲁盖尔（Bruegel）称，从那时以来，由于主要产业多元化面临挑战以及西方持续制裁，俄罗斯的增长前景依然暗淡。 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随后受到了13,000多项限制。根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研究结果，制裁切断了俄罗斯与国外先进技术部门的联系，迫使该国再次借助能源商品贸易来维持经济增长。孙先生说，中国的变化在过去两三年里变得更加明显，这一时期正值COVID-19大流行，习近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权力的巩固。中国企业家孟军（Meng Jun）也讲述了他的经历。孟军经营一家橡胶制品企业，年收入达1500万美元。2021年，当世界其它地区重新开放时，他位于中国南部广西省省会南宁的工厂又开始接到订单。然而，由于政府实施了COVID-19封锁，他无法恢复生产。起初，他可以贿赂当地官员，这样他的工厂就可以在夜间生产，而其它工厂则不得不继续停产。但后来，没有人愿意通融了，因为根据中共的COVID清零政策，未经授权的工厂运营会被追查，官员们不想因此丢掉饭碗。他因此损失了数百万美元。去年，他关闭了公司，前往美国。孟军告诉《大纪元时报》，「习近平实现了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控制，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孟军告诉《大纪元时报》记者，他在三年的封锁中目睹了这一切，「仅凭居委会，即中共在城市地区的最低控制单位，几个大白，就能保证公寓楼里的几千人，甚至几万人中没有人敢违反规定出门。」孙先生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用西方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经济，「西方人认为中国经济很糟糕，青年失业率高，房地产业资不抵债，但习近平却认为中国经济很好。」史剑道对此表示同意，「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确保他们控制经济，这方面进展顺利。所以他们认为这里没有出现危机，我认为他们是对的。」 有意模糊的法律 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2023年调查，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企业在过去一年中减少或暂停了在中国的投资计划。他们最关心的是地缘政治和国内政策。 10月3日，今年早些时候遭突击搜查的美国公司之一凯盛融英宣布，它已完成了中国当局批准的「整改」。该公司重复了中共的训令，并发誓要「带头守住咨询行业的安全底线」，「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贡献绵薄之力」。突击搜查后不久，中国的宣传机构就声称凯盛融英的顾问从事了国际间谍活动。据报导，除了突袭搜查之外，西方高管还被禁止离开中国。据总部设在西班牙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称，中国目前有15种不同的出境禁令，允许当局阻止个人出境。孙先生说，在习近平接管中共政权后，他曾被禁止出境。根据他的经验，公安部门，包括乡镇一级的公安部门，可以对公安系统的人员下达出境禁令。除非被禁止出境的人被逮捕，否则执行禁令的边防检查人员不会说明理由。出境禁令可持续数月至数年不等，而且不会正式通知何时解除禁令。被禁止出境的人不得不利用自己的人际网络来了解禁止出境的真正原因，并试图出境，以便查看禁令是否仍然有效。孙先生不知道自己的出境禁令的确切期限。他的律师猜测有一年多。孙先生说，「这就好比一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实际上被锁住了，而钥匙却在别人手里，一个人可能被远程控制，中国就是这种情况。」他说，中国越来越多的出境禁令让他想起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力拓集团（Rio Tinto Group）前中国区负责人的案例。澳州籍华人胡士泰（Stern Hu）于2009 年7月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并于2010年3月因「受贿和侵犯商业秘密」被判处10年监禁。孙先生说，胡士泰命运的真正原因是力拓放弃了向国有企业中国铝业公司出售关键资产的股份。彭博社报导称，该公司聘请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来解决胡士泰和其他三名员工被捕的问题，但这位美国前国务卿表示他无法为他们做任何事情。胡士泰在上海附近的一所监狱服刑八年后于2018年获释。据中共外交部称，他因「服从管理和教育」而被减刑。时间快进到2023年，违规的风险和违法的成本更高。孙先生说，「《反间谍法》中的模糊用语可由中共解释。中国共产党故意制造这种不确定性，让外国投资者不知道该怎么做，除了服从中国共产党，他们无法规避风险。」今年早些时候，中共政权大幅扩展了2014年的《反间谍法》，赋予当局广泛的权力来调查任何被中共视为影响国家安全的行为。他补充说，「这是为了制造恐惧，让人们不敢碰任何微小的可能招致麻烦的事情。」保卫民主基金会（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智库也观察到了类似的趋势。该组织在上个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中共）政府正在通过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重新设计外国企业的条件，试图让投资者屈从于执政党的优先事项，并使海外监管机构变得无关紧要。」孙先生和孟军说，未来在中国赚钱的「天选之人」将是那些忠于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的人。不过，这些人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有一次，孟军凌晨两点被一位省级中共官员的电话吵醒，命令他立即交付数十万元人民币，因为这位官员需要现金赌博。还有一次，他不得不在广西省经营一家高档酒店，免费招待党政官员。2005年，在他开始频繁往返广西和北京之后，他的合伙人接管了这家酒店。孟军说，虽然外国商人可能不必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来讨好官员，但受到的羞辱可能是相似的。他补充说，中国的商业环境越来越荒谬，官方宣传呼吁人们对于「习近平思想」务必「入脑、入心、入魂」。对孟军来说，这意味著没有尊严的生活。因此，他于2022年4月离开了中国。 未来会怎样？ 孙先生说，尽管存在风险，但仍有很多商人愿意了解有关在中国投资的新规定，因为中国的巨大市场毕竟是如此诱人。在没有对中国实施全面制裁的情况下，美国资本家不会放弃中国市场。孙先生说，他能想到两种引发外逃的情况：中共入侵台湾，或者中国发生国内抗议活动，遭到类似于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规模的暴力镇压。孟军说，他不认为经济问题会让习近平下台，但如果反习领导人能给习近平贴上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标签（例如，在乌克兰战争中支持俄罗斯，如果俄罗斯战败的话），他们也许就能迫使习近平下台。无论未来如何发展，中国的商业格局正在经历结构性转变。史剑道说，「我认为，习近平更希望外资较少参与中国经济。」「因此，如果他能在自己希望的领域保留外资参与，而在其它领域外资参与减少，他完全可以接受。」原文：Why US Businesses Can’t Wait to Get Out of China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