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晟在事务所接待来自各地的三四十名访民。（胡佳提供）

【人民报消息】高智晟先生在从未发表的一系列给孩子们的家书《爸爸的故事》里，描写了他从出生到成长为律师的过程中，他所在的时代背景以及所处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一系列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经历，以及一些惊心动魄的故事。笔者有幸阅读了其全部内容，在这篇文章中，与大家分享他从初中毕业后步入社会到当兵前的一段艰困的经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每天必须面对如何活下去的真实情况。 “在我的家乡，把农民称作是受苦人，没有再比这个称谓更能贴切表达陕北农民悲苦命运的实质。这里的环境苦，而奔突在这片苦地上的受苦人更苦。— 高智晟” 1980年，17岁的高智晟初中毕业参加了中等技术学校（中专）的统考，虽然没有达到中专的录取分数线，但是达到了县重点高中的录取标准。他记得那天拿着成绩单回到家里，母亲一个人面朝外坐在门槛上纳鞋底。当他告诉母亲他考的成绩，并特意说了一句“是县重点高中”。他说话的时候是在屋里看着母亲的背影，看不到母亲的表情，可是母亲始终没有说一句话。“长时间的沉默就是一种语言”。他明白，贫穷的家庭已经不能再支持他继续读书，他的学生时代结束了，泪水默默地流下来。可以想像，当时他母亲的心里一定在流泪！当初，是母亲咬着牙支持他上学直到初中毕业，事实上，他是家中唯一读到初中的孩子。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母亲的掌上珠。假如有一点可能的话，母亲怎么可能不让他读高中呢。这就是一个穷人孩子的命，他认了。 如果说由于父亲的病倒和去世，十一、二岁的高智晟一下子长大了的话（参阅：《高智晟先生家书中讲述的一些早逝的亲人们》），那么17岁的他只能立刻变成大人了，从此“加入苦人的大阵，成为一名受苦人”，自谋生路。或许他命中注定了不该是农民，正如他在家书中告诉孩子们的那样，“读了几年书让我识了几个字，却也失去许多的受苦人负耦执耜的基本技能。干了几个月后，我在事农能耐方面终于不见得有一点长进”。我们的大英雄，田种不了，在夜里和同村的人一起去城里掏茅粪，在一次被抓后而告终，甚至连看起来很简单的放羊的活儿老天也不让他做。说来哭笑不得，在第一天帮人家放羊时，大概是闲得无聊，往羊群里扔了一块小石子，竟然打瞎了一只绵羊的眼睛。那年冬天，他“背负铺盖卷和一把铁锹一把镢头”，被村里派到了40里外的一个地方去修佳县至榆林的公路，为的是吃饱饭，可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苦力。即使这样的差事，还有人抢着做呢。 1981年春，他的这份只能吃饱饭的工作被换给别人了。他回到家，报名去当兵但“未能如愿”。“而就在这一年年初，陕北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家里收获了足够保证不再饿肚子的粮食”，他帮着大哥在家种田。因为分的地不多，他大哥一个人完全可以经营，所以年底家里人商量过了年他和弟弟一起外出打工。因为在附近打工常常要不回工钱，他们决定去远处试试。 “我从未碰着一名还残留着一点灵性的包工头。我们没有人能从他们手上要回一分钱的血汗钱。我们的社会是恶人们的天堂，在我们与工头之外，没有谁可以为你主持公道。— 高智晟” 1982年，邻村有个长期在外的包工头高武爱回来寻找劳力，他的大哥就过去联系，其间，大哥对包工头讲了他的弟弟“在山西古郊为要工钱，被人们打的昏死过去，钱终于没有要回一分”。大哥回到家说，包工头同意要他们兄弟俩，并且，“那包工头拍着胸脯保证，不会出现不给工钱的情形，并且说如果想骗人，他就不会回到老家来招劳力，说再怎么说也不可能欺骗担山邻居”，一家人听后似乎放下了心。于是兄弟俩和同村的一个农民跟着包工头的弟弟高武功出发了。他们筹借的路费都要交给高武功统一支配。一路上住宿的都是骡马店，“每人两角钱住一夜”，“在途中每日只吃两顿饭，每顿每人喝两碗一角二分一碗的绿豆稀饭。毫不夸张地说，每顿饭后不到一个小时，肚子就开始饿了”。在绥德、延安各住歇一夜后，第三天到达黄陵县。 从县城步行大约五个小时左右后，来到店头沟（镇）的四周是森林茂密的车村。在一个名叫二王的家里住了一晚等其他的民工。第二天，他们先给二王家倒窑土，到了下午，会齐了一批同样来自佳县的农民一起进山。每人“手持斧头和大砍刀”，大约走了两个多小时，“进入了莽莽的原始森林，森林以松树为主，一望无际，遮天蔽日”。于是，他们成了伐木工。 伐木工吃的是“一天两顿‘黄元帅’（玉米面）馒头，一顿饭可以分得一碗蒸馒头水”。六个月里没有“见过一片蔬菜叶子”。他们兄弟俩是操斧手，每天的“工作先是轮斧清场，将松树周遭一应灌木、荆棘、白桦树等所谓杂木砍光，再剁成一定的长度堆到一起，然后将伐倒的松树上的所有枝节用斧头砍削、理顺后堆在一起”，“没有任何劳动保护，从来没有人能得到过一双手套”。在下雪、大风、或雷雨的天气里，依然不间断地劳动。关于黄陵原始森林里的气候，那里打雷的气势给高智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描述那“盘旋在山头树冠上的崩雷声，真让你领教什么叫崩雷的歇斯底里，那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震撼，怎样的一种淋漓酣畅。那是一种境界，一种不可多得的境界”。“而那被雷击中的挂在树杈上的两三米长的死蛇，不仅每使人毛发倒竖，也让我记忆深刻”。然而，半年从未休息的、全天候的、艰苦的伐木工作，兄弟俩本巴望可以挣到720块钱左右，可是包工头的承诺没有兑现，结果是分文没有。“巴望最终幻灭”，“兄弟俩蹲在地上痛哭一顿后，又开始寻找新的巴望”。 一批佳县的民工们两手空空地走出森林回到车村。上面提到的二王花言巧语地对他们说，会给他们找到挣大钱的工程。于是，他们被骗着先给二王哥哥大王家白修了三孔窑洞，接着又免费给车村修筑了一座石桥。可恶的是，那座桥“车村以两千多元钱发包给了包括二王在内的几个人”。读者可能会说，他们怎么一直会被工头们骗呢。要知道，当时他们远离家乡而身无分文。高智晟在家书中写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只能依靠他们。离开他们，我们会陷入完全无能为力的绝境”。 在石桥将完工的前两天，“总是笑嘻嘻的二王”告诉他们“说他的兄弟承包了煤窑的采掘工程，说每拉出一吨煤能给到一元钱”。对于赤贫的农民工们，这无疑是一块非常诱人的大饼。于是，石桥一完工，他们一行人就立即赶到距离车村三、四里左右的一个小煤矿。然而，这又是一个骗局，他们其实是“开始了恶梦般的，四个月的拉煤工生活”。 “你无法通过我的讲述领会在那种可怕的环境里劳作的那种行走于生死间的悲壮与残酷。因为那不是语言、甚至是文艺的语言所能具有的技术和力量。— 高智晟” 煤矿井下的那条用来拉煤的坑道长约一公里，高度一米六、七左右。“绝大部分路段是永远积着一层水，浅则七、八公分，深则三十多公分。坑道宽度仅可容一辆铁车进出，每五十米左右有一会车处，规矩是空车避让重车。无论是负轭重车，还是空车，行进中的拉煤工只能猫着腰行进”。“地下坑道里的黑，黑得让人发憷”，而照明主要靠拉煤工头顶上那一盏“不怎么耀亮”的灯。与高智晟兄弟俩一起来的人，“只在坑道里干了不到十个小时，慑于那里的黑暗和危险就都逃跑了”。但是他们“一心想无论怎么苦也要坚持下去挣些钱交给家里”，“因着半年没有挣到一分钱”。拉煤工们“是两个班循环交替下井作业，每班十二个小时，每天中午十二点和午夜十二点是交接班的时间，上班时十二小时则都是井下”。他的弟弟每车都是八百公斤，一个班最多拉过十七吨，而他自己的车从未超过六百公斤，一个班从来没有超过十吨。他是这样描述的，“我们在凹凸不平的黑暗坑道里，拽拉一车煤出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六百公斤一车煤，拉拽得人周身血脉贲张，青筋暴起，毫不夸张地讲，我每次卸完一车煤，拉着空车返回坑道时，我的双腿、双臂即狂抖不止。那真的是一种极限，一种生理能力的极限运转”。 在拉煤的四个月里，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人向他们讲过安全的问题，“那里最不被重视的就是人的安全、生命”。事故终于发生了。一天，高智晟正拉着一车煤在坑道里艰难爬行，突然听到有人惊叫“塌方啦”！“叫声让人毛骨悚然”。他当即弃车大哭叫着弟弟的名字奔向坑道底的作业面，因为他离开那里时弟弟还在装煤。他听到弟弟说，“三哥，你不要嚎，我活着，我在这里”。弟弟“不是个轻易能哭出来的人，兄弟俩抱着哭得若无旁人，哭得动天撼地。但这个哭只不到半分钟，他说‘三哥，我的腿打断了’”。当时他弟弟“在塌方的边缘，没有来得及彻底脱身，左腿被砸伤”。他嚎啕着背起弟弟就踉踉跄跄地往外跑，因为那里依然很危险。一边跑一边哭着喊着“老四，咱甚也不要了，就要你活着……”。（注） 由于担心乘坐送煤到井上的电动轨道车有危险，他把弟弟一直背到了外面。当精疲力尽地将弟弟放在一个石台上，这时看到了弟弟的腿伤，从伤口看到了骨头露着。他痛哭失声，发疯似地找来两张旧报纸，又从别人处求得一盒火柴，跪在弟弟跟前，呜咽着把报纸烧成灰，然后撮起报纸的热灰，一把狠心摁进弟弟腿上的伤口，他弟弟哎呀叫了一声。接着他把弟弟背到他们四个月在那里住的一间破窑里。他束手无策，看着弟弟痛苦的样子，不知如何是好。医院是不敢想的，连想的冲动都没有，他想到了去找工头。 高智晟找到了一个也是姓王的，正在躺着抽烟的老板，告诉他说井下塌方了。他坐了起来，居然问的第一句话是，“还能出煤吗？”“我弟弟腿被打断啦！”高智晟大声告诉他。可是，那个工头竟然无动于衷。高智晟每天记录兄弟俩的拉煤量，如果一吨一元钱的话，工头必须至少要付三千元左右，加上弟弟的工伤，工头和矿上也是有责任治疗的。可是王老板不仅分文不给，反而冷酷地把高智晟兄弟俩赶出了煤矿，荒唐的理由是说他们吃超了伙食费，并且还蛮横地将他们俩仅有的一条从家里带出来的破被子扣留了，他们俩“唯一的一件财产亦被剥夺”！ “我们意外地得到了一顿饭，那是用南瓜、玉米面擀成面条的汤饭，那海碗有两公斤重。我们吃得很香，一大碗热饭，吃完了身上也感到了暖暖和和，我们吃饭的时候，那家人就悄悄地在一旁看着。— 高智晟” 高智晟被迫背着左腿被严重砸伤的弟弟离开了煤矿。路在何方，他的“心里一片茫然”。走着走着，弟弟在他的背上呜呜地哭起来，“那呜咽声是那样的无助、绝望”。不一会，他“也跟着哭了起来，两个人的哭声拧在一起，越哭越伤心，由呜咽变成了嚎啕大哭”。边走边哭，他“几乎是下意识地朝着车村方向走”。当走到一个距车村大约两公里左右的地方，实在走不动了，他看到山上有一些窑洞，于是找了一孔没有门窗的破土窑钻了进去。“那破窑洞里堆满了柴草，幸运的是里面还有个土炕。”他在土炕上铺了些干草，将弟弟小心地放在上面。他看着弟弟“脸上全是煤黑，只有两道泪迹里露出了脸上的皮肤，看了使人哀伤”。而他自己也一定是一样的模样。他后来告诉孩子们，“而我们身上则更脏，那种脏污程度可谓无可复加，因为我们没有工作服。上班下班就那一套衣服，衣服一律成了煤的颜色。还有一种脏是肌肤上的脏，我们没有洗澡的条件，矿上的井水是彻骨的冰冷，所以我们身上望上去像是泛着煤层”。 怎么办、怎么办？身上没有一文钱，饥肠辘辘，下一顿饭在哪里？他“坐在地上紧张地盘算着，那种愁苦真是无以言表”。他想到了车村的二王，想着去讨回这四个月的血汗钱，因为矿上的王工头是二王的合伙人。他的天真遇到了二王的贪得无厌、冷酷无情。满脸奸笑的二王始终不说一句话，无论高智晟如何与他论理论情。已经过了通常的晚饭时间，而弟弟一个人还在窑洞里躺着，他赶紧返回。那天没有月亮，窑洞里面一片漆黑。“正义”，他叫着弟弟的名字。“三哥，怎么样？我的心里老发慌，老怕有人欺负你”，弟弟答应道。黑暗里，他的“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滴”，摸索着走到炕前摸了一下弟弟的额头，谢天谢地，弟弟没有发烧。他挨着弟弟坐在炕边，摸到了弟弟的手紧紧地握住，“兄弟俩如此握着手的经历还真是第一次”。弟弟“才十七岁的人，那只手掌给人的感觉真像干树皮，这手经历过怎样的非人磨难”。兄弟俩没有再说什么，“只有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语言是苍白无力的，无法描写那时受难的兄弟俩埋在心底的情感，那是十个月来天天在一起相依为命、生死与共的亲兄弟！弟弟依然有力的手给了他“实实在在的安慰”，只是他的心里依然惴惴不安，毕竟弟弟受了重伤。兄弟俩心里都清楚，晚饭是没有了，但他们“并不彻底绝望，想着明天再想办法吧”。高智晟一天“实在是累得精疲力竭了”，他要躺下休息了。 一定是兄弟俩的苦难和顽强意志感动了上帝。高智晟在家书中写道，他感谢神，祂并没有抛下他们不管。一会儿，他们忽然看到外面有灯光，而且，这灯的主人是冲着他们来了。“影影绰绰是一男一女俩人走了进来，男的挑着灯笼走在前面，两人进来站定，那男人举起灯笼，他们俩个人都低头探看”，兄弟俩也默默地看着他们。原来，高智晟在去车村讨薪前在周围走了一圈，捡了一大块破瓮底，搬到窑洞里给弟弟解大小便用。他在搬那破瓮底时看到“不到一百米的地方住了一户人家。与车村二王家的气派的砖窑相比，这应是穷人家”。当时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远远地看着他，“脸上挂着不解的神色”。他想，一定是那家的男女主人了。 “娃娃，你们是哪里来的，住在这里干甚？”男人问道。“我们是下煤窑拉煤的，我弟弟腿被砸伤了，被困住了，在这里住一晚上，明天就走”，高智晟心中不安地回答。大家聊了起来，原来这对夫妻原是四川人，就是下午他看到的那户人家的主人，他们逃荒到这里已经十几年了，这孔破窑洞是他们住了一年多的家。聊了一会儿，夫妇俩走了，兄弟俩也就睡觉了。半小时左右，夫妇俩又进来了，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在前面提着灯笼，夫妇俩每人手里端了一个海碗（比正常吃饭的碗大很多的碗），说给他们“做了点饭，说是饭不好，但能填饱肚子”。肚子空空的兄弟俩，非常意外地吃到了当天的第二顿饭，“吃得很香，一大碗热饭，吃完了身上也感到了暖暖和和”。△（待续） 注：关于称呼，高智晟出生时，有3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由于他老家的风俗习惯，女孩不被排行，故高智晟是“老四”。然而，二哥早年夭折后，他就“晋升”为“老三”。后来，高智晟有了一个弟弟和妹妹，而这唯一的弟弟被习惯地称为“四弟”。在这一系列故事中，如果不是引用高智晟的原话的话，笔者用“弟弟”代替他习惯上叫的“四弟”。 (转自《韩亦言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