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萧厢综合报道）在周日清所写的《我的家风让我深恶痛绝》中有这样一段话让人印象深刻：上中学时期，遇上了著名的「大跃进」。我们中学生也有幸参加了这著名的伟大运动。有一次我们是去帮助农民深翻地。每人一把铁锹，排成三行，一铁锹下去就是一尺深，三次挖下去就是一米深。因为我是保送中学的高材生，所以在中学我是学生干部呢，于是我就去采访老农：「今年秋翻地这么深，明年能多打多少粮食啊？」

老农：「把下面的生土都翻上来了，把熟土（腐蚀土）都压到下面了，明年不减产就谢天谢地啦。」这回答自然让我大吃一惊。

●土地深翻──缘于一个小人物的大谎言

2014年4月11日大河网的《习仲勋1961「长葛调查」》大型报道推出后，引起巨大反响，各大网站纷纷转载。读者热评称：报道还原了历史，让人们看到了真相，习仲勋在长葛的事迹感人至深。

1958年8月2日，长葛降了暴雨，桥梁被冲毁，公路被冲断。8月7日，毛主席视察孟排，车至孟排县郊宗寨村田间路口，发现几天前下的暴雨也把这儿的路面给冲坏了。于是，毛泽东下车，头戴草帽，走到了宗寨村长势不错的玉米地里、谷子地里。

毛泽东要去孟排视察，缘于一个小人物的大谎言。

1954年，时任后河乡胜利一社（即孟排村，其后划归坡胡人民公社）支部书记马同义观察到：填平的旧井坑、壕沟和开沟的葱茬地，庄稼长得格外好。受此启发，他带领郭林奎、胡海松、胡全太等就在1.2亩的土地上搞起了深翻实验。土地深翻1尺5寸，同时与分层施肥、浇塌地水、平整土地「三结合」。之后，他们种上优良品种白马牙玉米；结果，亩产破天荒地达到1037斤。比没有深翻过的土地增产了不少。

其后，他们摸索总结出一系列土地深翻法，著名土壤学家熊毅（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把这种人工普遍深翻土地法命名为「马同义深翻土地法」。马同义因此被河南省授予省级特等劳模，孟排村因此荣获时任总理周恩来亲笔签发的奖状。

1958年是大跃进的疯狂年代，谎言比吃蜜还甜，5月，河南长葛县委第一书记吕炳光作为先进农业县代表，参加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作了题为《土地大翻身，争取亩产800斤》的大会发言。

毛泽东认为：长葛人搞深翻改土，「这是一大发明」。

深翻改土害死人。

为推动「大发明」变成大增产，毛主席进行了一系列部署：「五月讲」（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由时任长葛县委第一书记吕炳光作大会发言，毛主席当即予以高度评价：「感谢河南省长葛县委第一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这是一个大发明。深翻一遍，增产一倍，至少增产百分之几十。」），「八月看」（8月7日，毛主席亲临长葛视察），「九月号召全国干」（9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向全国发出「一定要把土地深翻好」的号召）。

「运动」中，「地翻一丈深，亩产一万斤」等，不绝于耳。

在宗寨玉米地里，毛主席问：「这块地翻了多深？什么时候播的种？施的什么肥料？浇了几遍水？计划打多少斤粮食？」

走到该村边，毛主席再问：「这是什么村？有多少户人家？有食堂没有？」（当时该村只有一个农忙食堂）

要说，这些问题不难回答。

但是，脑筋转得多了，就会荒诞离谱。

「八月看」之后，长葛的庄稼提足了「精气神」，产量压也压不住地噌噌噌往上增。

在长葛的引领下，河南有了个空前绝后的「大丰收」，喜报、号外像吹足了气的氢气球，飘扬在云彩之上。

毋庸置疑，深翻土地是一种害死人的说法。

●统购统销政策──吹牛要报税

中共史称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人为的三年大饥荒。当时的口号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习仲勋的「长葛调查」纪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1958年11月、1959年2月，毛泽东主席先后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领导和部分地方领导参加的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或两次郑州会议，开始着手纠正一些「左」倾错误。

为什么？中共国是统购统销政策，吹牛是要报税的。你报产量是多少斤，你这个地方就得交多少斤粮食。吃了苦头后，基层干群就不想再放「卫星」了。但是中层的干部坚决不干，一定得冒进──让数字冒进，自己才能升官。

于是乎，1959年，河南开始「反右反瞒产」──基层干部说没产那么多粮食，就打你、吊你、斗你……如此这般，村村家家的粮食都被征购了。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原定议题本是承续两次郑州会议精神，总结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倾错误。不料想，因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一封「万言书」言辞犀利，大说实话，惹恼了毛泽东，彭德怀等一下子成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从两次郑州会议纠正「左」倾错误突然走向反面，庐山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于是，河南「反右反瞒产」火上再加油。

1959年「庐山会议」后，河南「五风」狂飙突进，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粮任务，说实话，就会被打成「小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此推动工作，见效自然很快，恶果却是灾难性的。

一场悲剧，就此降临中原。问题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了北京。

1960年初，习仲勋副总理接到卫生部和内务部反映的情况后，不顾庐山会议掀起的全国「反右倾运动」，冒着被打倒的极大风险，立即、如实地向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粮食虚报产量，强行上交，饿死百姓无数。

中央不能不面对。

1960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等，说是开始着力解决全国农村特别是河南农村的饿死人问题。

●习仲勋到长葛蹲点调查

人民公社吃大锅饭饿死不少人！

带着一系列问题，1961年4月10日，习仲勋，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带领12位国务院下属部门的领导人组成的中央工作组，被派到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风最典型的长葛，展开蹲点调查。

习仲勋一行来到长葛，当天就听取了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的汇报。随即决定：由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等参加工作组配合工作，到存在问题多、情况复杂、离县委机关最近、又能折射当时农村现状的和尚桥公社宗寨、樊楼、杜村寺等3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

4月11日，习仲勋等人在张继增的陪同下，步行几里路，来到宗寨大队。时任党支部书记赵宪章、副书记刘水柱等，将习仲勋一行接进村子。

起初，调查很不顺利。

在赵宪章家，习仲勋请村干部实话实说，村干部面面相觑，有点儿尴尬：县里的干部就在眼前，敢实话实说吗？

习仲勋再三鼓励他们，并说出了问题由他负责。

●「三面红旗」害死人

饥饿的村民被迫把粮食上缴。

气氛慢慢缓和，村干部们这才开始讲了一点儿问题：

在「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下，宗寨大队小队并大队，小村并大村，大村「割耳朵」（不要小自然村）──发现规模过大，管不过来后，又把村子分开，重新合并。

分分合合中，宗寨大队3943亩耕地被公社调走825亩，817个劳力被调走356个。另外，调走粮食10万斤、树木3260棵、麦秸7万斤。新购置的23部双铧犁，还没解捆，就被调走炼了钢铁。农民的牲畜、家禽、盆盆罐罐，甚至房屋，都被「一大二公」了。副业、手工业也被「五风」全给吹走了。谁想不通或不服从，就会被「拔白旗」、「拔暮气」（揪斗）。「站起干，坐下辩；通了干，不通辩」──「大辩论」中，人只要往中间一站，一帮人就会呼啦一声围上去，拳打脚踢，直打得你倒在地上起不来。批斗你的人，轮班睡觉；挨斗的人，一点也不能睡，这叫「熬鹰」。三天三夜不合眼，再硬的汉子都撑不下去。农民、干部一个个屈服了：放弃了对土地、农具、耕牛、家具、用具的拥有权。不仅宗寨大队如此，全县都是这个样。

赵宪章、刘水柱等村干部还向习仲勋反映：宗寨由一个富队变成了穷队不说，大办公共食堂由起初「吃饱肚子」不要粮票，到每人每天五到九两（十六两秤）的粮食标准，再经过出库关、磨面关、管理关、炊事关、打饭关、照顾关、干部多吃多占关等，最后群众吃到嘴里的粮食，四到五两就顶上了天。说是要「瓜菜代」，哪儿还有什么瓜菜充饥呀。榆树皮都被吃光了。群众营养不良严重，145位老年人出现浮肿、中年妇女子宫下垂、小孩面如菜色。

公共食堂缺燃料，烧完了树木烧农具，烧完了农具烧家具，烧完了家具烧饲料麦秸，烧完了饲料扒民房烧木料

……

还有，宗寨5头耕牛被调走、19匹骡马被调走了18匹。饿得连走路都很吃力的群众，为了活路，还不得不拉车、拉犁、推石磨。没有牲畜、家禽，就没有肥料。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粮食还得大减产。再这样下去，人都要被饿死了。

●县委书记当着毛泽东的面吹牛

河南村民饿到啃树皮！

1961年4月11日这天，赵宪章和刘水柱等村干部，当着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的面，壮着胆子，向习仲勋反映了更为残酷的事实──

1959年、1960年，和尚桥公社打死4人、逼死7人、打残11人、打伤154人、打跑外逃125人。现在，太平店的冯海成、岗刘的刘毛、坡岳的岳洪瑞等150多名大队干部、生产队长和会计，因为上报产量不浮夸、讲实话，被上边定为「机会主义分子」，按政治犯囚禁在监狱里。眼下，无论干部、社员，人人自危，无心生产，谁都不敢说实话，生怕哪天自己被关到监狱里。

习仲勋让秘书张云记下几个「政治犯」的名字、基本情况等。

他心情沉重，回到住处，问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赵宪章他们反映的政治犯问题，情况属实吗？

张继增说：习副总理，你们中央领导在北京，对下面的情况不会清楚。一些领导干部为了创政绩，整天放卫星、创号外，硬逼着下边虚报产量和生产数字。大部分干部唯恐挨整，一报产量，就推托肚子疼，跑出去蹲茅坑，不敢先报。因为，你报亩产300斤，第二个人就报400斤，甚至浮夸到一两千斤的，大有人在。到秋天，玉米亩产就吹到了11,117斤。为的啥？「光棍不吃眼前亏」呀！谁说得早，谁倒霉呀！

「这情况，你们县委第一书记不清楚？」习仲勋追问。

张继增说：「书记他最清楚。1958年8月7日毛主席视察时，他自己就在主席面前把玉米亩产吹到1500斤，争取2000斤。毛主席当时莞尔一笑，问：『会打那么多吗？拿到手里才算数！』他吹牛说，秋后还要到北京向主席报喜哩。那玉米亩产11117斤的数字，就是他让上报省里、上报中央的。」

习仲勋说：原来他就是全国粮食产量浮夸冠军呀！他可给长葛人民群众闯了大祸，怪不得监狱里关了那么多「政治犯」！救人如救火，明天咱先到监狱调查去。

●习仲勋前往监狱看望蒙冤之人

1961年4月12日，习仲勋带着中央工作组主要成员前往监狱调查，并看望这些蒙冤之人。

他发现：刘毛已冤死狱中，冯海成已被内定为死刑。

习仲勋找来冯海成等人详细询问，秘书张云作了记录。

回到县委，习仲勋立即召见履新不久的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等有关负责人，严肃指出：立即释放那些敢讲真话、不搞浮夸、没有虚报产量的所谓在押政治犯，干部要恢复职务。

冯海成目前已经去世，其子冯文献向大河报记者追述了父亲被释放后的一件小事。

4月16日，冯海成等100多名干部群众被释放。

回到家，冯海成才知道那天在监狱里向他了解情况的干部是习仲勋副总理。当晚，他思前想后，不能入眠。次日，他拖着虚弱的身子，走走歇歇，步行8里，要到县城面谢习仲勋的救命之恩。

冯海成来到县委大院，说想见见习仲勋。

县委通信员一听，将声音抬得很高，质问：习副总理那么大的官，谁想见就能见？他不在，你还是回去吧！

冯海成很泄气，走了。

与此同时，习仲勋从办公室快步赶了出来，问通信员谁在找他，要他赶快把人给追回来。

冯海成一见习仲勋，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痛哭道：「习副总理呀，要不是您搭救，我冯海成也会像刘毛一样，冤死在监狱里！」

习仲勋搀起冯海成，说：既然给你平反了，说明咱们有缘。不要因祸丧气。群众认可你、拥护你，组织信任你。恢复职务后，你要大胆为群众利益工作，勤政廉洁，做到问心无愧。

●冒了尖儿的粮仓原来不是粮满仓

作为长葛县委书记处书记，在当地，张继增是配合习仲勋长葛调查的主要人物。大河网记者提出想采访这位80多岁的老人，熟悉他的刘水柱等老人劝记者不要惊动张老：他数度住院，怕他一激动出现什么意外。

张继增多次口述这段历史，靳全州、李文秀、晁保欣等都做过很好的记录整理。记者辗转长葛，找到散居诸地的靳全州等诸位先生。一幕幕习仲勋长葛调查的影像，活生生地再现眼前──

1961年4月16日，习仲勋率工作组来到和尚桥公社杜村寺大队。

张继增向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大力等介绍了中央工作组成员，说：今天到咱这儿，主要任务是调研群众的口粮问题，还要亲眼看看粮仓。

张大力一听要看粮仓，吓得话都说不囫囵了。

但是，搪塞不过去，他只好强打精神，领着工作组前去查看。

库里，粮囤一个比一个高大。村里，饿成浮肿病的百姓一个跟着一个。

粮囤里真的装满了粮食吗？习仲勋很是怀疑。

习仲勋让张大力打开囤子看看，张大力显得非常难为情。

于是，习仲勋就让随行的工作人员打开了粮囤。结果发现：粮囤里，竹竿片儿撑了个拱，布罩在拱上；布上边，摊着不足一寸厚的粮食。

习仲勋又气又恼：「你们杜村寺大队把党中央制定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多快好省』学精了、用妙了！一个粮囤，如果用土填满，一个棒劳动力担土也得两天时间吧。嗨，这下子好了，半个小时，就能把假给造出来。」

张大力满腹委屈：「不瞒习副总理，1959年庐山会议后，这里还是到处都搞『卫星田』。上面瞎指挥，种麦每亩地下种几十斤，甚至200斤。瞎指挥又遇上了1960年大旱，麦子产量呀，连种子都顾不住呀。可吹产量呀，一个比一个高。吹完了，听完了，上边还要装模作样地下来，检查工作。没办法呀，只好造假了。上边压下来的事，只能照办。不照办，就得挨批斗。」△（未完待续）

（资料来源大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