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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共妻」到「貢妻」 (圖)
中共官員的「貢妻」現象不是偶然和個案,它有着歷史的起源和傳承,現時出現是一種必然的結果,翻開被官方封殺的真實歷史,會找到根據。 蘇維埃革命成功後的共產共妻 共產革命歷史上,確實存在「共妻」的現象。十月革命的史料曾宣佈,十五至二十五歲的婦女必須接受性公有化,革命者要行使此權利可向革命機關申講許可證。布爾甚維克憑證可以「公有化」十個姑娘。 延安的「臨時夫人」 1938 年的延安,男女比例是30:1。於是,女人們大都被幹部給娶走了。婚姻基本由組織出面,女性一般會同意,因爲幹部享受待遇高。當時一首著名的歌:革命戰士個個要老婆,你要我要哪有那麼多,毛主席說過,遵守紀律每人發一個,調皮搗蛋發個老太婆…… 一位在延安工作過名叫沈容有部作品《紅色記憶》。她在書中披露了當時延安的「臨時夫人」現象。有兩位在延安工作的蘇聯人,要求組織給他們找兩位「臨時夫人」,只限他們在延安期間有效。他們竟然如願以償了!每人得到了一位「夫人」。他們回國時,就給每位「夫人」發了「復員費」。而這「復員費」竟然成了沈容同伴們打秋風的費用。 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RJ》就寫到毛澤東曾經問他是否需要一個(臨時)「伴侶」。 連日本共產黨鼎鼎大名的野板參三先生在延安時也找了一位「臨時夫人」。野板參三來中國時,他的妻子留在了莫斯科,因此在延安時他與一位很有活力的中國女子莊濤一起生活,這名女子會說流利的日語。 最後野阪參三離去時,對莊濤可謂是「薄情寡義」。不過,野阪參三早已提前向莊濤打過招呼:我們的戀情是沒有結果的,你不過是紅色延安爲我找來的「臨時性伴侶」。 其實,對於這些「臨時夫人」來說,「丈夫」的離去談不上什麼「薄情寡義」,她們知道最後該如何面對「被離棄」。不過,那些被配給「臨時夫人」的「領導人」 卻也許至今都矇在鼓裏的是,他們在得到了一個「紅色性伴侶」的同時,他們身邊又多了一個「臨時女間諜」。 蘇區的道德淪陷 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共在江西蘇區推行的婚姻自由制度,衝擊了贛、閩、湘、粵等邊境廣大的地區,破壞了這些地區固有歷史文化傅統和倫理道德觀念,使那些地區單純簡樸的農民家庭生活的劇烈變化,造成了嚴重的惡果。 又比如,陝北蘇區是由陝北土共劉志丹、高崗、謝子長等開創起來的。他們雖然執行着列寧主義的暴動政策,但他們在倫理道德觀念方面多少還帶着中國儒家思想所孕育的婚姻觀念,所以他們所領導控制的陝北蘇區,在婚姻關係上和男女關係上就沒有發生過劇變。然而自從一九三五年冬江西紅軍到了陝北蘇區之陵,情形就大變了,表現在蘇維埃式的婚姻制度和基於自由戀愛的男女關係的鬧劇在陝北蘇區開始重演了。影響所及,原來淳樸的陝北農村家庭生活 遭受到嚴重的破壞。 高官公共情婦李薇 隨着「三個代表」理論的發揚,中共官員「共妻」和性亂也與時俱進,出現了「公共情婦」李薇。生於1963年9月24日的李薇,出身在越南,父親帶有法國血統,母親是越南人。作爲難民,全家從越南逃到雲南。李薇不但是原雲南省原省長李嘉廷的情婦,李下臺後,她東山再起,輾轉投靠北京的官員。她的情夫中,除了「著名」的原山東省委副書記、 青島市委書記杜世成、中石化董事長陳同海,同時「共享」她的,還有北京市原副市長劉志華、最高法院原副院長黃松有、國家開發銀行原副行長王益、公安部原部 長助理鄭少東等,都是中共官場上有頭有臉的人物。此外,另有多名省部級官員泥足深陷,因「交友不慎」「嚴重違紀」等卸甲身退。坊間稱,她至少跟15位省長、部長級高官有染。 結語 從共產革命運動和中共的歷史,發展到今天下級官員爲求發跡「貢妻」求官的現實,可以從財產和精神道德兩方面看到結果。 首先,從拜金女的走向,可以看出中國所謂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歸宿是哪裏。最早的拜金女,追的是出租司機,那時他們有車又有錢。後來開始追個體戶,他們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富起來的人。再後來海歸很吃香女孩只要能出國誰都敢嫁。再後來企業家成了稀缺資源小蜜得膀大老闆。今天,女孩們終於跟黨走了,他們最喜歡的是官員。 如今,中國社會的絕大部份財富掌握在極少數的黨國大員及各級中共官員手中,證明所謂的「共產」是欺騙世人的謊言。 其次,在共產理論中,不僅財產公有,而且寫明了家庭必將消亡、一夫一妻制是私有制的產物。共產制度就是要消滅建築在私 制上的婚姻和家庭。因此共產革命不僅僅限於搶掠財產和屠殺,這個革命還要全面破壞人類道德價值的所有準則,共產黨踐踏性道德的行爲比比皆是,兩性關係的基本規範蕩然無存。社會性關係的混亂在很大程度上共產革命造成。 概而言之,共產黨存在中華大地九十年,它掠奪了社會財產,摧毀了人類道德。這就是「貢妻縣長」這個新聞要傳達給人們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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