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分栏目 › 要闻 | 时事 › 文章: |
从“共妻”到“贡妻” (图)
中共官员的“贡妻”现象不是偶然和个案,它有着历史的起源和传承,现时出现是一种必然的结果,翻开被官方封杀的真实历史,会找到根据。 苏维埃革命成功后的共产共妻 共产革命历史上,确实存在“共妻”的现象。十月革命的史料曾宣布,十五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性公有化,革命者要行使此权利可向革命机关申讲许可证。布尔甚维克凭证可以“公有化”十个姑娘。 延安的“临时夫人” 1938 年的延安,男女比例是30:1。于是,女人们大都被干部给娶走了。婚姻基本由组织出面,女性一般会同意,因为干部享受待遇高。当时一首著名的歌:革命战士个个要老婆,你要我要哪有那么多,毛主席说过,遵守纪律每人发一个,调皮捣蛋发个老太婆…… 一位在延安工作过名叫沈容有部作品《红色记忆》。她在书中披露了当时延安的“临时夫人”现象。有两位在延安工作的苏联人,要求组织给他们找两位“临时夫人”,只限他们在延安期间有效。他们竟然如愿以偿了!每人得到了一位“夫人”。他们回国时,就给每位“夫人”发了“复员费”。而这“复员费”竟然成了沈容同伴们打秋风的费用。 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RJ》就写到毛泽东曾经问他是否需要一个(临时)“伴侣”。 连日本共产党鼎鼎大名的野板参三先生在延安时也找了一位“临时夫人”。野板参三来中国时,他的妻子留在了莫斯科,因此在延安时他与一位很有活力的中国女子庄涛一起生活,这名女子会说流利的日语。 最后野阪参三离去时,对庄涛可谓是“薄情寡义”。不过,野阪参三早已提前向庄涛打过招呼:我们的恋情是没有结果的,你不过是红色延安为我找来的“临时性伴侣”。 其实,对于这些“临时夫人”来说,“丈夫”的离去谈不上什么“薄情寡义”,她们知道最后该如何面对“被离弃”。不过,那些被配给“临时夫人”的“领导人” 却也许至今都蒙在鼓里的是,他们在得到了一个“红色性伴侣”的同时,他们身边又多了一个“临时女间谍”。 苏区的道德沦陷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共在江西苏区推行的婚姻自由制度,冲击了赣、闽、湘、粤等边境广大的地区,破坏了这些地区固有历史文化傅统和伦理道德观念,使那些地区单纯简朴的农民家庭生活的剧烈变化,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又比如,陕北苏区是由陕北土共刘志丹、高岗、谢子长等开创起来的。他们虽然执行着列宁主义的暴动政策,但他们在伦理道德观念方面多少还带着中国儒家思想所孕育的婚姻观念,所以他们所领导控制的陕北苏区,在婚姻关系上和男女关系上就没有发生过剧变。然而自从一九三五年冬江西红军到了陕北苏区之陵,情形就大变了,表现在苏维埃式的婚姻制度和基于自由恋爱的男女关系的闹剧在陕北苏区开始重演了。影响所及,原来淳朴的陕北农村家庭生活 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高官公共情妇李薇 随着“三个代表”理论的发扬,中共官员“共妻”和性乱也与时俱进,出现了“公共情妇”李薇。生于1963年9月24日的李薇,出身在越南,父亲带有法国血统,母亲是越南人。作为难民,全家从越南逃到云南。李薇不但是原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的情妇,李下台后,她东山再起,辗转投靠北京的官员。她的情夫中,除了“著名”的原山东省委副书记、 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同时“共享”她的,还有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公安部原部 长助理郑少东等,都是中共官场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此外,另有多名省部级官员泥足深陷,因“交友不慎”“严重违纪”等卸甲身退。坊间称,她至少跟15位省长、部长级高官有染。 结语 从共产革命运动和中共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下级官员为求发迹“贡妻”求官的现实,可以从财产和精神道德两方面看到结果。 首先,从拜金女的走向,可以看出中国所谓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归宿是哪里。最早的拜金女,追的是出租司机,那时他们有车又有钱。后来开始追个体户,他们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富起来的人。再后来海归很吃香女孩只要能出国谁都敢嫁。再后来企业家成了稀缺资源小蜜得膀大老板。今天,女孩们终于跟党走了,他们最喜欢的是官员。 如今,中国社会的绝大部份财富掌握在极少数的党国大员及各级中共官员手中,证明所谓的“共产”是欺骗世人的谎言。 其次,在共产理论中,不仅财产公有,而且写明了家庭必将消亡、一夫一妻制是私有制的产物。共产制度就是要消灭建筑在私 制上的婚姻和家庭。因此共产革命不仅仅限于抢掠财产和屠杀,这个革命还要全面破坏人类道德价值的所有准则,共产党践踏性道德的行为比比皆是,两性关系的基本规范荡然无存。社会性关系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共产革命造成。 概而言之,共产党存在中华大地九十年,它掠夺了社会财产,摧毁了人类道德。这就是“贡妻县长”这个新闻要传达给人们的信息。 |
|
|
相关文章: |
近期最受欢迎的文章 : |
|
Copyright© RMB Public Foundatio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